刘英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摘 要：19世纪中期，英法两国与沙皇俄国围绕着对近东地区的争夺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报纸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配合政府极力煽动民众的反俄情绪，制造对俄战争舆论，《泰晤士报》等报纸还通过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将英国军方在组织、管理的混乱和战术上的失当展现在了公众面前，从而对英国政府和军方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不仅提高了报界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也使报界对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得以极大提高。但同时，英国报界对舆论的控制也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从而促成了英国战时出版审查制度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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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俄情绪；《泰晤士报》；战地报道；出版审查
中图分类号：K14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3－０147－04
收稿日期：2015-02-10
作者简介：刘英奇（1980-），辽宁本溪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英国史、一战史。
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中期发生的一场重要的地区性战争，英法两国联手挫败了俄国向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扩张企图，从而改变了当时欧洲的权力格局。在这场战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国报界在这场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从战前英俄关系的恶化到英国政府战争决策的制定，再到远征军的管理和战略战术的采用，都能看到英国报纸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报纸材料为依据，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对英国报纸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对此后英国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一、战前英国反俄舆论的形成
19世纪初，英俄两国曾为对抗拿破仑帝国而并肩作战，在拿破仑帝国瓦解后，两国是支撑战后“维也纳体系”的重要支柱。但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和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让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走向疏远。俄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让帕麦斯顿等坚守“均势”理论的英国政治家们深感不安，特别是俄国通过多次俄土战争不断将自己的势力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推进，威胁到了英国通往印度的通道，这让英国的政治家们感到无法容忍。时任外交大臣的约翰·罗素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多瑙河阻挡俄国人的话，就得去印度河挡住他们。”[1]这种理念让英俄两国间的严重冲突变得难以避免。
1853年7月，俄国出兵占领了作为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敏感的英国舆论立即对此做出了反应，英国的《晨邮报》引用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所撰写的《土耳其：它的希望与危险》一文指责俄国具有严重的军国主义倾向：“俄国，这个最为敌视土耳其的国家，不断地吹嘘自己文明和组织的优越性，却是一个军国主义政权……在俄国的生活与等级中，只有一种崇拜、一种存在、一种途径——那就是军队，最高级贵族的子弟在从军之前什么也不是。这个帝国就是一所军营，每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存在的价值就是成为一名军官。”[2]俄国的举动也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觉，英国政府随即与法国联手，派遣联合舰队进入黑海监视俄国黑海舰队的行动。此举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激烈抗议，要求英法军舰推出黑海，但英国报界纷纷鼓动政府对俄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纪事晨报》转载了克拉伦敦勋爵的讲话：“然而，英法两国不可能退而接受这种要求，而允许沙皇在没有同样在这一地区拥有利益、并同样有权利在所有影响欧洲国家国际关系的讨论中发出自己声音的强国干预下随心所欲地处理一个重大的欧洲问题。”[3]
英法的介入并没有使俄土之间紧张的局势降温，10月，俄土战争爆发，土耳其接连遭到失败，11月30日，土耳其海军在锡诺普海战中被俄国黑海舰队全歼，锡诺普之战严重刺激了英国舆论，英国报界纷纷用“锡诺普大屠杀”来报道这次战役，《晨邮报》力主政府联合法国对俄宣战：“沙皇拒绝几个西方强国所做的和平尝试，并正式拒绝发给他的承诺。现在外交方式必须让位于武力解决了。”[4]伦敦的《每日新闻报》(London Daily News)发表了名为“锡诺普大屠杀”的打油诗，对取得胜利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极尽挖苦和贬损，而对战败的土耳其将士却表达了同情与敬佩，并对英国政府的迟疑不决表示了不满，“磨蹭的英国在哪里啊，它是弱小国家的捍卫者啊，带着它的战船和勇士们，以及它那勇敢的邻国，前来报仇雪恨哪。”[5]锡诺普事件后，愤怒的英国报界同样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阿伯丁政府，认为阿伯丁首相的对俄政策过于保守。《每日新闻报》对英国舰队坐视土耳其舰队覆灭和阿伯丁在对俄问题上的谨小慎微大为不满：“他们说俄国太强大了，难以与之对抗，我们必须牺牲土耳其来安抚俄国。如果1810年的时候英国听从了这种陈词滥调的话，欧洲就已经被奴役了。如果现在我们听从这种论调的话，欧洲就会被一个怀着与拿破仑同样野心，但却没有他那样的天赋和相应的能力的君主所奴役。”[6]让阿伯丁政府雪上加霜的是，素以强硬的外交方针并与报界有着良好关系的内务大臣帕麦斯顿因对罗素提出的改革方案不满而提出辞职，而在报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看来，帕麦斯顿的辞职是因为不满阿伯丁政府软弱的外交方针，这进一步刺激了报界的情绪。《晨邮报》称：“帕麦斯顿勋爵一直主张实行直接和令人尊敬的政策，他的每一次预言都应验了。我们有着足够的理由相信，对他的建议的忽视是导致锡诺普灾难和诸多事件朝着不幸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所在。”[7]舆论的反对和政府内部的分裂让阿伯丁内阁面临着分裂和垮台的危险。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不无担忧地写道：“所有对议会了解的人都认识到，如果帕麦斯顿处在反对派位置上，在目前公众舆论对东方问题和锡诺普的灾难如此疯狂的反应面前，这届政府将没有机会继续维持下去。”[8]在这种形势下，阿伯丁首相不得不同意罗素和帕麦斯顿等人对俄国采取强硬手段的建议。
二、威廉·拉塞尔的战地报道对战争的描写和巨大反响
1854年2月底，英法向俄国政府下达了要求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最后通牒，但被尼古拉一世拒绝，法国和英国在3月底先后对俄国宣战，这次俄土之间的战争升级成为三个欧洲强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在为了能抢先获得前线的第一手信息，《泰晤士报》派遣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作为战地记者随同英国远征军一起奔赴黑海前线，当时英国的军政当局没有意识到，这一举措会给英国的舆论和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1854年9月，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俄军在反扑失败后退守塞瓦斯托波尔，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围城战阶段，而英国政府与军方显然对这场战争的艰苦和漫长准备不足。尽管英国军队在陆海军的装备上远好于俄军，但军队组织的混乱、指挥官的无能和后勤供应的低效却极大地削弱了英国军队的战斗力。滂沱的大雨和俄国的严冬让英军士兵饱受折磨，3.5万人的主力部队中具备战斗能力的不过1.65万人，俄国寒冷的天气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因其他原因死去的人数的8倍。根据战后整理出来的军队医疗资料显示，英军总的死亡人数是18058人，其中阵亡者仅有1761人，而多达16297人是死于各种疾病。[9]
尽管英国军方不希望这种令自己难堪的消息传回国内，但随军记者威廉·拉塞尔却根据自己在前线的所见所闻，用一篇篇战地报道将英军的困境展现在了国内民众面前。拉塞尔的战地报道的一个可贵之处是以生动的文笔将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真实境遇和心底呼声展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泰晤士报》所登载的拉塞尔战地报告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谴责军方和政府对士兵生命的漠视和管理上的低效和无能，约翰·罗素、帕麦斯顿和格莱斯顿这些内阁大臣们也对首相的软弱和迟疑不决十分失望，最终在1855年，阿伯丁被迫辞职，以“炮舰政策”而著名并善于和报界打交道的帕麦斯顿当选了新任首相。在看到了前线士兵因缺少医护人员而饱受折磨的报道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组织了战地护士团奔赴前线，极大地加强了英军的战地护理工作，拯救了众多士兵的生命，成为备受赞誉的“提灯女神”。到战争末期，英军的战地医疗水平已经超过了法军。而拉塞尔详细而生动的战地报道也给《泰晤士报》带来了极高的声望，1854年，《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已达5.5万份，因此有人戏称克里米亚战争是“《泰晤士报》的战争”。《每日新闻报》记者高德金高度评价了拉塞尔的战地报道：“它真正地唤醒了官方的意识。它让身处后方的陆军部明白了这样的事实，公众对战争行动拥有话语权，战争不再只是关乎权贵和政治家的事了。”[10]
三、英国政府争夺舆论的努力和战时出版审查制度的出台
拉塞尔的战地报道广受读者和社会大众的欢迎，也给英国的军方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难堪和压力，战地报道中所揭露的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医疗设施落后、瘟疫横行等问题让军方和政府成为人们竞相指责的对象。为了反驳人们对政府和军方的种种指责，将更多的“正面信息”提供给国内公众，政府派出摄影记者罗杰·芬顿(Roger Fenton)前往克里米亚前线拍摄前线情况。军方对芬顿的拍摄和采访极为配合，并动用军方的交通工具帮助他走访不同区域的各支部队。芬顿的镜头所及之处，呈现出的前线景象与拉塞尔的战地报道有着天壤之别。在克里米亚前线期间，芬顿共拍摄了300多张照片，这是第一次使用照相机大量拍摄战场照片。这些照片展示了这样的景象，部队的物资供应充足，士兵们分到了足够的御寒衣物，他们的军装整洁而笔挺，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良好，英、法和土耳其三国军队间相处融洽，他拍摄的照片所反映的前线生活没有血腥与残酷，而是如旅游一般轻松与惬意。由于芬顿的战地拍摄有着浓厚的政府和军方背景，可以看出他所拍摄的照片摆拍迹象十分明显，照片中的人物姿势和神态往往都比较僵硬和不自然，因为他在奔赴战场之前，已经被要求“拍摄死人的镜头”，以免刺激国内的士兵家属及民众的情绪。
阿伯丁政府试图用芬顿的照片作为依据，来平复民众对政府和军方的愤怒及不信任感，但效果却相当有限。一是因为当时的图片印刷技术还不能广泛应用到报纸上，因此其传播范围不及拉塞尔所撰写的文字报道；二是因为照片中的摆拍痕迹明显，为政府和军方做政治宣传的目的让人一目了然，照片中既没有俄军的残暴和怯弱，也没有英军英勇奋战的形象，这种缺乏技巧的战时宣传无法刺激公众的好战情绪，让政府和军方受到尊敬和同情，因此这种有限的战时宣传无力阻止阿伯丁政府的垮台命运。
英国政府和军方在通过芬顿等人进行“正面宣传”的同时，也试图采用各种手段对拉塞尔等随军记者的写作内容加以限制。拉塞尔的战地报告不但触怒了政府和军方势力，就连女王夫妇都对《泰晤士报》的“揭丑”行为十分不满，维多利亚女王愤怒地将拉塞尔的战地报告称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军队的攻击”，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则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用笔墨进行的可怕屠杀”。[11]曾任陆军部长的西德尼·赫伯特男爵说：“我确信军队会对《泰晤士报》的记者处以私刑。”[12]在这些“重量级人物”的鼓励和支持下，军方决定对战地记者的写作内容加以限制。
军方干涉战地记者写作内容的借口是军事安全，作为报业记者，拉塞尔所写的文章为了突出内容的真实可信，有时会将英军驻扎的地点、人数，舰队的动向等细节信息体现在他的系列战地报道中，这给了军方和政府向《泰晤士报》和拉塞尔发难的借口。英国军方声称拉塞尔在《泰晤士报》上所发表的战地报道透露了法军士兵帮助守卫英军阵地，俄国人从而判断出英军兵力虚弱地重要情报，这给英军的行动带来的重大威胁。面对军方和政府的压力，《泰晤士报》表现出了可贵的政治独立性，其主编约翰·迪雷恩(John Delane)坚决支持威廉·拉塞尔。《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军方和政府的指控进行了驳斥，“很清楚的是，无论是法国报界还是英国报界，俄国沙皇不可能从这些报界上获得比其他渠道更早和更准确的消息。上个月，俄国将军们看到法国士兵在英军战壕里，法军第三师守卫着英军所占据的位置，他们没必要需要法国的《出版报》或英国的《泰晤士报》去告诉他们拉格兰勋爵的部队已经严重削弱。”[13]
面对《泰晤士报》与军方的对峙，帕麦斯顿的政治手腕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一方面他推动议会在1855年废除了1712年的《印花税法案》，显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他默许了军方在1856年2月底颁布的在前线强制实行书刊检查制度的条例，但此时随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去世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克里米亚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因此这一条例的出台对克里米亚战争造成的影响相当有限。
总体来看，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时宣传保持了鲜明的“自由主义”特点，将这场与俄国争夺近东战略优势和欧洲霸权的战争描绘为自由社会与专制君主之间的善恶对决。和19世纪初的对法战争宣传一样，克里米亚战争宣传资料包括文字、图片、民谣等多种形式。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报纸的迅猛发展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获得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渠道，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中，从对反俄情绪的煽动，到政府走向战争的决策，再到战争中指挥、医疗、后勤等方面的变化，无不体现着报界对政府对外决策的重要影响。战争末期的战时书报审查制度的出台，对以后英国的对外战争时期的战时宣传影响深远，为英国政府在以后的对外战争中管制和舆论，开展政府主导下的战争宣传提供了先例和重要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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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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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Massacre of Sinop[N].The Daily News, 1854-01-03.
[6]London, Friday, December [N]. The Daily News, 1853-12-16.
[7]London, Monday, December 19, 1853[N].The Morning Post,185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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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HN.A.Shepherd, The Crimean Doctors: A History of British Medical Service in the Crimean War[M].the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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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YDNEY HERBERT. Lord Herbert of Lea: A Memoir[N].volume 2, London, E.P.Dutton, 1906.2.
[13]The Press and the Enemy[N].The Times, 1855-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