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钦
（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 要：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汇聚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开始学习、研究、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实践上培养了广大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今天，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我们都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形势，借鉴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来整合和引导观念上层建筑建设，就显得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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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知识分子群体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０35－04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资助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SK13ZD019）
作者简介：郭德钦（1971-），河南虞城人，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哲学大众化实践
（一）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攻书”活动
随着陕北根据地的壮大和稳固，毛泽东等开始反思并认识到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在于党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运用中没有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因此，为更好地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武装全党和人民。于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攻书”活动，也就是“攻哲学”。他们组织和参加各种哲学学会和学习小组，其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1938年9月成立的“新哲学学会”，其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还有1939年4月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会”和1940年5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除此之外，中央机关几乎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哲学学习小组。这就有效地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量，改变了过去那种自发、零散、缺乏组织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系统化和组织化。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骨干，在全党掀起了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因此，它对于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理论研究和宣传干部，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几个方面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延安新哲学会的带动下，其它解放区的干部和青年学生也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甚至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也逐渐认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相互交换学习材料和研究成果，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实现。
（二）哲学理论工作者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
这主要是指哲学理论工作者积极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撰写简易读本和解读本，努力编写通俗化哲学教材等。这是“攻书”的基础，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提供了基本支撑。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曾被毛泽东誉为“功盖群儒，其贡献不下于大禹治水”，他还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37年张仲实翻译了《费尔巴哈论》。郭大力和王亚南在1938年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艾思奇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1939年柯柏年翻译了《论战斗的唯物论底意义》。柯柏年、艾思奇和景林于1939年3月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还有其他学者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社会主义入门》、《英国工人运动》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这些关于哲学的经典著作的翻译对于延安时期，乃至当今的辩证唯物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有着巨大的基础理论支撑作用。
延安还成立了专门的出版机构来出版翻译著作。1937年，《解放》周刊社先是出版了“列宁丛书”和“革命历史丛书”。1938年，《解放》周刊社正式改名为“解放社”，至1942年间该社又连续出版“马恩丛书”和“抗日战争丛书”两大丛书，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十部马恩著作。期间还出版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这两大选集。还有很多单行本，如《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剩余价值学说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等。他们甚至还在国统区的重庆和桂林等地成立秘密出版机构，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书籍。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知识分子发挥了“雪中送炭”作用。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所说：“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1]当时在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的何锡麟有一次问毛泽东，关于其所翻译的东西有没有用时，毛泽东告诉他：“你们翻译的每一个字都有用，离开你们，我们就是瞎子。”[2]其次，知识分子起到了“播火者”作用。当时的中国民众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又十分深奥。所以，这些哲学理论工作者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过来，并且要附上解说文本和通俗化文本，同时更要深入广大民众中间，开展“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结合实际和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街头讲话”，即走向田间地头、街头广场和兵营前线等地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播火者”作用。
二、哲学大众化的历史作用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延安时期，由于党的主要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重视，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合力共同开创了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大量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并同时配套出版了通俗解说本或简写本，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材料支撑，而且这些通俗读本随后大都传播到了国统区和粤港地区，甚至沦陷区，更广范围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宣传自然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的重要内容，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整理和出版毛泽东的著作。193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论甲午中日战争》。1938年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1942年，由邓拓负责，《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新民主主义论》等；1944年又出版了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出版界问世最早的一部《毛泽东选集》。同年，晋鲁豫书店还出版了《整风文献》，还有华北地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整风文献》，均收有毛泽东的代表性著作。不仅如此，各解放区群众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教育和引导民众的作用，毛泽东思想成为广大民众的行动指南和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
（二）使广大青年找到了立身处世的科学之道
延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学生对其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他们纷纷涌向革命圣地——延安。但是，由于国民党对一切革命的思想和进步的读物都实行最严厉的封锁。可以说当时他们大多数只是满怀着热血和抗日的激情来到延安的，其中大多数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更不用说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所以，对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及时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在当时来说就是意义重大而又十分紧迫的事情，使得广大青年学生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广泛认同马克思主义，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人生观。宋平同志的回忆就证明了这一点：“我最早接触艾思奇同志的著作，是在60年前开始走向革命道路的时候。当时，读了《大众哲学》。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实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3]这类大众化著作对于那些当时还没有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影响同样是非常大的，甚至包括南洋各地的华侨青年。历史学家佘树声的回忆也能说明这一点：“初中三年级（指1944年），我看了艾思奇的第二本著作《大众哲学》。……继这本书之后，我系统地阅读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新人生观讲话》……接着看了胡绳著的《新哲学讲话》、沈志远著的《新经济学讲话》、柳湜著的《妇女问题讲话》等等，通过初三阶段的课外书籍的阅读，我的人生观天平、我的理论思维走向，已无可逆转的向马克思主义倾斜了。”[4]表现在行动上，他们义无反顾地开始冲破重重阻力，包括家庭和自然界的阻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绕过国民党和日军的多道封锁线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
（三）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革命发展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实践上，他们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凝心聚力的巨大作用，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抽象空洞地就理论而理论，应该为实践服务，也就是应该能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要做到“具体化、实用化”。正如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所说：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用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5]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积极参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任务远未完成，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又发起了“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的新启蒙运动；针对四十年代叶青提出的“伪三民主义”，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四十年代蒋介石提出的《中国之命运》，知识分子同样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之展开了论战。这历次启蒙运动和论战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教育，以及在其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实践，都起到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民众的作用，促进了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逐渐地由无知到认识，再到广泛认同的转变；使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逐渐认同：中国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民众，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了抗日救亡。
三、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探索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其经验在当今必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砺练素质勇于担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任
与延安时期相比，尽管时代改变了，但是由于当今中国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和多元价值观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为沉重了，亦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建立一支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保证。这支队伍就要砺练自身素质，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勇于担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务。胡锦涛在十七大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6]后又在十八大上坚定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6]江泽民曾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同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就会大大提高。”[7]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亦不是口头上高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行动上却是背离的。
同时要善于使用朴实幽默的大众化语言和直白形象的形式，而且能够紧密结合广大民众的实际问题，借用老百姓身边鲜活的实例，来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在方法上，做到深入浅出是关键，简明而不简单；通俗而不粗俗，民众听得懂是目的。同时要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八卦化”和庸俗化、低俗化，因为这其实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歪曲，甚至是有意的恶毒攻击。不但达不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还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
（二）知识分子关照现实勇于转型
当前，马克思主义缺乏现实说服力。其中原因固然有很多方面，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的角度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必须实现“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①。其关键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做到关照现实，勇于转型，因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正确认识学术研究和服务实践的关系。学术研究固然要有深度，但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一定要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切实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实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要坚持“三贴近”，就要在“走转改”和“下基层”中实现“三贴近”，走到田间地头、市井街头去“接地气”，造就艾思奇《大众哲学》之功，形成柳湜《街头讲话》之效，从而彻底改变学风、改进文风。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很自然地在广大民众中实现成功下沉。
（三）固牢马克思主义阵地
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必须固牢马克思主义阵地，用马克思主义引导社会主流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教育和宣传活动，注重强化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注重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里主要指经济成果，当然还包括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成果，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替劳苦大众着想的，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如果没有社会主体的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其任何功能都无法实现。我们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价值观在价值的“实践空间”中的意义，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主流价值观与人们现实物质利益、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联系，结果造成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人民主体性缺失的现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很好地成为历史主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普遍自愿的价值观，因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没有起到切实有效的价值观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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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梓沐.“学个唐三藏及鲁迅”——毛泽东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0-25.
[3]周敏.陕西社科名家风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44.
[4]艾思奇.大众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52.
[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