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陕西杨凌712100）
摘 要：“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谓马克思历史观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后人就对这一概念和理论存在争议。20世纪上半叶，中日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通过这次论战，促进了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较前更多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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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0世纪上半叶，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日论战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０31－04
收稿日期：2014-12-28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日本渠道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A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2YJC770063）
作者简介：杨鹏(1982-),山东济南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Production）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遗产之一，它在20世纪上半叶唤起了中日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引发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日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特点如何理解，它究属何种社会形态，在历史上几种生产方式的演进中处于什么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和言论的交锋。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提出与中日学者的初步探讨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文中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序列中的第一个时代，由此演进为古代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原始时代的公社所有制，即公有制。它涵括了一切以人类共同体为基础的原始公有制形式。
马克思从未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下过明确定义，也未作详细的论证，因此这一概念和理论也就成为中日学术界聚讼的焦点。1928年，日本学者橘朴在《满蒙》上发表《支那农村的阶级构成》，批判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并提出了封建制度——官僚制度——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中国发展阶段论。橘朴认为：（1）中国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因此对中国现存的任何现象贴“封建”标签都是不对的。（2）官僚阶级的统治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称呼，起码与中国的称呼是相称的。中国社会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阶段，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官僚统治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现阶段相当于其末期。（3）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包含特殊的亚细亚式因素。中国地主同佃人的关系不能说带有主从关系性质，地主可以是农民经济的破坏者，但不是农村的破坏者。[2](P63-64)
橘朴的言论使日本国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福田德三从马克思著作中搜集了所有可用的材料，通过分析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意味着原始农村公社，马克思似乎把‘亚细亚’同‘印度’等同起来。”服部之总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置于日本历史之中，他认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就是江户时代（1601-1868）手工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结合。平田义江则从理论上阐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中国社会的特征不是封建主义，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还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剥削性的封建形态。换句话说，中国社会表面上是亚细亚的，而实质上是封建的。[3]野吕荣太郎对此也表示认同，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国家封建主义。此外，寺岛一夫撰文表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两种含意，其一是指原始社会时的惯用语。但是所谓真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亚洲封建制的一种形态，它以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为基本结构，没有土地私有，管理水利灌溉而拥有“最高地主”权力的国家君临亚细亚共同体，代替租税，收取实物地租，并因此而再生产。巩固的基础结构，几千年不变的姿态，横卧在亚洲沃野上。[4](P70)平野义太郎、相川春喜则提出“先于奴隶制的第一个阶级社会”说，如平野义太郎指出：亚细亚生产方法是社会的各种累进时代的开端。[3]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学者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于一种经济制度，早川二郎在《古代社会史》中即指出：“‘贡纳制度’……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奴隶制及农奴制均不相同，它与公社的存在保有密切关系，地租系以贡物的形式收归‘国有’，保有特殊的与巴黎之类的城市绝不相侔的亚细亚都市，以及最后还保有‘亚细亚的政府’”[5]。
在中国，首先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是郭沫若，1928年，他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人类社会的进化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正确存在着的。郭沫若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理解为：一、西周以前（原始共产制）；二、西周时代（奴隶制）；三、春秋以后（封建制）；四、最近百年（资本制）。[6]郭沫若所谓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这一论断得到日本学者森谷克的赞同，他在《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构成，先于奴隶制的历史时代。”而且认为“这个生产方式”，无例外地“是各开化民族初出发的时代”。七年之后，即1936年，郭沫若改变了这一观点，并认为“作为社会发展之一阶段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以前的阶段的命名”。[7]郭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认识的改变显然是受了平野义太郎和相川春喜的影响。
另一位探讨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是何干之。受早川二郎的启发，何氏也认同“古代东方贡纳制”的说法。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贡纳制”，“有了进贡的关系，农村公社长期保留在中国社会里，结果公社虽然朝着应走的方向前进、可是跑起来却如龟步，如爬行。”[5]
二、“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抛出与中国学者的回应
（一）秋泽修二与“中国社会停滞”论
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直接染上了军国主义色彩。为配合1937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提出了所谓的“中国社会停滞论”。
秋泽修二是日本国内一位小有名气的哲学家，曾搞过所谓的“新兴科学”，在东亚颇有号召力。“当他公开卖身以前，曾挂过新兴历史家的招牌……当他公开作法西斯走狗之后，仍狡猾的假借新兴科学的名词，以掩饰并实行其政治阴谋”[8]。1937年，秋泽撰写《东方哲学史》一书，翌年，又出版《支那社会构成》。两部著作自称是以新兴科学历史研究中国社会，但实际上是在用法西斯侵略主义的历史理论歪曲中国社会发展史。[9]秋泽认为，农村共同体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续、残存着，农村共同体的存续规定着“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同时又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恰是以孤立的农村公社（农村公社的诸关系）”完全破坏，“反予中国的奴隶制及封建制的发展以根本制约”，“歪曲了中国的封建制及奴隶制”。“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又支配并制约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集权专制的国家复转把这些产业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秋泽还指出，“人工灌溉”是中国农业的“集约性的”、“小农经营”的物质基础。这“集约性的小农业”又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桎梏”，是“中国集权的专制支配的基础”，“第二个根本规定的要因”。所以在中国，“不见有商人资本与本土资本间的对立”，“手工业的组织，多由官府为着赋役的便利上所成立”，“中国社会并未以其自身之力，产生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没有外部的作用，便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资本”。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在结局上是“停滞的”。[5]
在秋泽看来，“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而且这种停滞、循环的社会只有靠外力才能突破。所以秋泽抛出所谓的“社会外铄论”，他说，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是由于“外力之侵入中国”所决定的。“这次日支事变结果上给支那社会带来一个光明。就是说，皇军的武力将支那社会‘亚细亚式’停滞性之政治上的支柱——军阀统治从支那广大地域扫除殆尽。这样，最终将克服支那社会所特有的停滞性，通过与发展自立的日本结合当开拓出获得真正自立之路——这也便是东亚协同体本身。”[5]
（二）中国学者的驳斥
秋泽修二的谬论出台之后，吕振羽、华岗、吴泽等学者继撰文批判秋泽修二的谬论，揭露其反动用意。这类文章主要有：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吴泽《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侵华史观批判》、华岗《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等。
首先应提及的是吕振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为证明秋泽理论的荒谬，吕先生批驳了“亚细亚的停滞性”的两个立论根据：“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论”和“治水”理论，他指出：秋泽把“父家长制残余”当作中国社会决定性因素的看法，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形态”的观点。他“不但没有半点史的唯物论的气味，也完全不是合世界史（中国史在内）发展的具体事实，而且是一种最拙劣最无耻的法西斯侵略主义理论歪曲”。其“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论，不过是“预定观念上的空中楼阁”。至于秋泽关于“人工灌溉”、“水利事业”是中国小农经济和中央专制集权的社会基础的观点，吕氏认为这是“故意颠倒黑白，把自然条件提到第一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完全对中国历史的蓄意“歪曲”。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吴泽的《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侵华史观批判》。作者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发展状态进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以雄辩的史实驳斥了关于中国社会“循环往复”的谬论。吴先生指出，众所周知，“殷以前的传说时代的劳动工具，由传说中之‘有巢氏’的木器工具到‘隧人氏’、‘伏羲氏’时代的旧石器工具，进到‘尧、舜、禹、夏’时代的金石器工具，进到殷代便开始了金属工具（青铜器），而创造出奴隶制的生产方法。由西周到鸦片战争的封建制社会中，殷以来的金属工具制造材料继续改进。西周出现了铁，进到春秋末期，铁的冶炼改进，转变到冶铁风箱、如吴越的莫邪、干将的炼钢术的出现，铁犁也已开始。到汉代，铁犁和织机等便广泛地传布，土壤施肥技术也广泛应用，长安、成都、临淄的纸厂和绸缎厂、酿酒事业亦很发达，故有桑弘羊榷酒酤的发议。到宋代手工业工场发展，如临安一城冶金，织物、兵器诸工场，雇用工人有至数万人者。印刷术亦在此时发明，‘团’、‘火’称名的手工业‘行’也出现，都市经济发展，自由商人也出现。表示生产力的发展，已进入封建制社会末期。经元明至清，手工业工场已成普遍形式，发展到封建制崩溃期了。鸦片战争后，虽然手工业生产工具向机器工业转变。但在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制约下，半殖民地化了。这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所指示的从古到今的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完全一致。”[10]总之，在中国数千年社会史中，社会经济是一直向前发展着的，所谓“停滞”、“倒退”之说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
再次，需要关注的还有题为《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的文章。华岗特别谈到了“中国社会外铄论”，他说：“外铄论又称外因论。依据这种观点，社会发展和变动的基因，不是内部的运动，而是外力推动的结果”，作为外力作用的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可以引起种种结果，“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所引起的结果是使他们灭种，对于印度、安南是使他们成为完全殖民地，对于日本是使他们成为同样的帝国主义”，以中国来说，虽然封建制久滞于亚细亚平原之上，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社会体内，也已发现了那种秋泽所否认的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萌芽，结果由于半封建社会的束缚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桎梏，得不到独立发展的机会，而陷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秋泽叫我们要感谢历史上侵略中国的外族、要感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其根本用意当然是辩护日寇侵华战争为‘圣战’。我们的答复只有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以便把秋泽修二这般无耻走狗伪造中国史论，和他的主子法西斯军阀一起打下东洋大海去”[5]。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的启示
以欧洲以外的历史作独立研究是马克思始终思考的一个方向。中国文明作为亚细亚文明的一个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自然是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为说明中国等亚洲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马克思创造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然而，马克思对这个自己发明的带有明显地理特征的“奇怪概念”也是无能为力的，仔细查看一下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冲突的信号：“整个东方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特征所折磨。然而，太平天国运动可能在中国和西方掀起一场社会革命，日本已经历了正常的封建主义发展阶段。”[3]应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科学不发达、资料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用印度社会为摹本说明原始生产方式的理论，是一种并不是很成熟的理论。
争论起始于困惑，正是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并不是很成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论断主要还是从经典家的理论宝库中去寻找原理或公式，而没有从活的历史的具体内容与具体分析出发。不过，中日学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步论争过程中，虽然都没能最终解决问题，却都有或多或少的贡献，他们的论断增进了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不成熟理论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这一方式是亚洲诸国前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生产力方式，它与奴隶的、封建的及农奴的生产力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秋泽修二利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鼓吹所谓的“亚细亚的社会停滞论”。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现代中国新的方向和新的中心却因此建立起来，新的学风也就此造成：那就是关注国家与民族之命运，眼光由故纸堆或书本上放宽到整个现实之中。一批像吕振羽、华岗、李达、王亚南、罗克汀、吴泽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时，将自己的史学研究紧紧围绕为现实服务的中心，并在其所著的史学论著中，科学的阐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强调：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在历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一直在不停地发展，为世界人类的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的中国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停滞的”、“循环的”，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这种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经世学术”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正义力量在意识形态上对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一次有力反击。它严重挫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学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同时也肃清了秋泽谬论在史学领域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
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谓马克思历史观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后人就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遗产存在争议。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中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那场争论，为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东方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民族精神，尤其是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历史演进的轨迹提供了依据。在当今中国，我们更要认清国情，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开辟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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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