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琳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大数据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一次飞跃，不仅深刻影响着科学技术发展，也结构和重塑着国家治理的生态环境，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机遇与挑战是大数据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双面境遇。一方面，大数据促进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社会网络化，国家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化，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国家治理方式的人本化，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了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机遇；另一方面，大数据又对传统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数据意识不足，现行国家治理体制条块分割，数据人才匮乏，信息安全风险和对公民隐私的侵犯等，都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转型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复杂性困扰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值得全社会尤其是执政者重视。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大数据；国家治理；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０13－06
收稿日期：2015-03-18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深化改革视阈下社会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05-21080000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徐琳（1963-），女，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
当今世界，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从信息时代向智能时代迈进，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是智能时代的重要特征。大数据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悄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而解构和重塑着国家治理的生态环境。当下中国，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转型社会所具有的现象共时性地存在，国家治理环境十分复杂，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实社会环境。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理念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之间的多维互动合作，经由对公共事务的科学与高效治理，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善治。大数据作为人类最新的信息技术，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观念视角和技术支撑，也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大数据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
一、大数据及其特点
2013年被国外媒体称为“大数据元年”。“大数据”一词由英文“bigdate”翻译而来。2010年2月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Thedatedeluge”的文章，虽然该文没有使用“bigdate”这一词语，但文章所述的意思和现在人们理解的大数据意思是相仿的，因此，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大数据”概念的发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是最早使用大数据这一概念并最早指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2011年5月，麦肯锡在一篇名为的《大数据：未来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competivityandproductivity）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此后，大数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开始流行。
大数据并非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起初，大数据是指巨量或海量的数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大数据又称海量资料，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①。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数据量的“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度，数据的量会不断地提高。和传统的数据相比，大数据不仅是数据量的增长，更是数据处理技术的飞跃。大数据要处理的是海量的、多类型的高速的数据集，大数据从采集、处理、储存到形成结果需要云计算、分布式处理技术、PB甚至EB级别的数据存储平台和感知技术的支持，这些新型的数据抓取、储存、管理和分析技术就像蒸汽机一样，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研究咨询机构Gartner认为：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1]因此，笔者认为：大数据是泛指巨量的、多类型的高速的数据集，通过对数据的筛选、处理、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资产。
IBM和IDC（国际数据公司）对大数据特点的界定是业内最具代表性的：两者都认为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是“4V”，即具有海量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快速性（Velocity）的特点，IBM认定的第四个“V”是真实性（Veracity），而IDC则认为价值性（Value）才是大数据的第四个“V”。笔者比较认同IDC的观点。
1.海量性（Volume）。目前，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已经从TB级别跃升至PB级别。1PB究竟有多大？一则短篇故事大概是1KB，1PB相当于1,099,511,627,776则短篇故事。此外，海量性也指终端设备产生的数据量的巨大。2012年12月，IDC发布的第六次《数字宇宙研究报告》称，2012年人类所产生的数据量为2.8ZB（1ZB=1,048,576PB），并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拥有40ZB的数据量。[2]
2.多样性（Variety），即数据类型的多样。大数据分为三类数据：一是结构化数据，如企业用的人事系统、财务系统、ERP系统；二是半结构化数据，如电子邮件、用windows处理的文字、在网上看到的新闻；三是非结构化数据，如网络日志、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所产生的数据，物联网的传感器、移动互联网、车联网、手机、平板电脑及遍布各个角落的传感器所产生的数据。[3]多样化的数据来源正是大数据的威力所在。
3.快速性（Velocity）有两层含义。一是数据产生的速度很快。有的数据是爆发式产生，例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在工作状态下每秒产生PB级的数据；有的数据是涓涓细流式产生，但是由于用户众多，短时间内产生的数据量依然非常庞大，例如，点击流、日志、射频识别数据、GPS位置信息。[1]二是数据处理的速度非常快。在数据处理速度领域内的“一秒定律”认为，必须在1秒钟内完成高速实时的数据处理，超过这个时间，数据便失去了价值。因为数据是有时效性的，像地质气象灾害等信息过时便完全起不到预报警示的作用，失去了我们抓取、分析这些数据的目的和意义。有些数据即使过了一段时间仍能够使用，但其价值却降低了，即使是那些历时较长的项目所需要的数据，收集者依旧更青睐实时最新的数据。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数据挖掘趋于前端化，即提前感知预测并直接提供服务对象所需要的个性化服务，这就是“快”的价值。
4.价值性（Value），即密度低价值高。价值密度的高低与数据总量的大小成反比。随着近年来数据产生速度的加快，单位容量里数据所含的价值越来越低，但是这些价值密度很低的数据其能够挖掘出的价值却更为珍贵。例如，一个人在网上搜索“咳嗽、发烧”等词条留下的搜索记录是没什么用处的，但是Google却通过分析人们在网上的这些检索记录，赶在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家之前两个星期预测出了2008年流感的出现。因此，如何通过更加有效快速的处理方法“提纯”数据成为大数据时代迫在眉睫的难题。
2012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布的《大数据大影响》报告称，数据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大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产，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大数据应用和分析能力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2012年3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石油”，宣布投资两亿美元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英国在2011年宣布，启动政府云服务（G-Cloud)，到2015年，至少有50%的政府公共部门的信息技术资源通过G-Cloud购买；欧洲国家也涌现出一批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样板。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大数据同样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带来全新的机遇和重大的挑战。
二、拥抱大数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机遇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其治理理念、模式机制、内容体系、方式手段具有人本性、网络化、多维度、多元化、包容性、科学性、法治性等特点。大数据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技术路径，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技术支撑。
（一）大数据推动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实现多元共治
建国之初中国实行的是全能管控型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的政治、思想与组织领导，建立起以党的绝对权威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对社会实行单向全能管控。这种治理模式在短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这种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结构畸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创新乏力，政治上人治、集权，民主政治体制脆弱。1978年中国社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幕，国家治理模式转变为发展绩效型治理模式。即国家对社会的管理由原来的单向管控转向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以提高经济发展效率。这一治理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这种模式仍以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的管控为主要手段，只是政府向社会释放了一定的空间，接受社会与之进行一定的互动和对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新生利益群体蓬勃兴起，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向人们内心植入了契约精神和法治观念。概言之，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呼唤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形成国家、社会、市场多元治理主体并存互补的开放的社会网络化治理模式。大数据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给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带来有力的技术动力。首先，在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的合法性、主动性大大增强，参与渠道也更加多元化。社会作为一个社交平台，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实时互动的全新信息空间，每个人都是数据的发布者和拥有者，每个人都能对社会公共决策产生影响。海量性、多样性和快速性特征使得大数据难以为任何组织和个人独占，而其价值性特征使得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成为组织和个人获得社会治理话语权的重要能力，这就意味着政治特权在大数据时代难以维系，政府将会主动或被动地听取公众的声音，国家治理将更多地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国家治理主体将不再是政府“独占”，而将融入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身影，平权的国家治理模式成为必然。其次，大数据技术的普遍应用，将打开政府各部门间、政府与市民间的边界，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大力提升数据和信息的使用效能和效率。近年来，在对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治理污染与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治理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能使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也能使政府各部门更加开放，避免各自为政，互相推诿，做到齐抓共管、协同共治。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开放的有机治理体系，形成社会网络化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有助于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促进国家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传统治理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治理是一种类似“暗箱操作”的权力行为，政府自上而下地收集各种社会信息，政治体系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后，向社会输出公共决策，社会组织和公众即使参与政治，也只是以公共决策的制定为中心，力争将其利益主张输入到政治系统，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博弈是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的，接近权力的强势利益群体在公共决策制定中必然占据优势地位，弱势群体只是公共决策的被动接受者。这种治理过程的缺陷显而易见：经由传统科层制政府组织结构链条传输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难免失真，可能使公共决策的前提偏离公正性和科学性；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缺乏必要的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容易使公共决策偏离社会的真实需求，造成社会利益失衡，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公信力，也难以避免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全社会力量协调共治，强调治理信息公开，治理流程透明。国家治理公开透明有利于社会各方形成共识，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达至社会善治。大数据时代为国家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提供了开放的观念和有力的技术条件。首先，互联网上图文并茂的信息，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语音信息、日志文件，传感器和移动电话的GPS定位数据等如井喷一样地涌现，而且随着数据传播技术的突破与更新，新的数据形式和数据源将会不断涌现。治理信息“海量”是大数据时代的基本特征，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个人，每天都在产生大量数据，每天也在从不同渠道获得各种数据，社会信息是开放而流动的，这就要求各国家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公开而透明，才能不断获得最新信息，也才能使得治理过程受到全社会的监督，使公共决策能吸纳社会各群体的意愿和建议，使公共决策能够顺利落实，提高治理效能和政府公信力。简言之，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现象已失去了存在的道义基础和现实可能性。其次，大数据的低密度性要求国家治理主体能整合数据资源，实现数据共享，同时要提高数据挖掘能力，从“微”信息中分析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和社会事件的先兆，这也带来了国家治理主体信息公开，行为透明的契机。因为，只有治理信息公开，治理过程透明，数据资源才可能共享与整合。最后，大数据应用技术也使治理过程公开透明具有可操作性，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使全社会实现统一的金融、交通、教育、人口、医疗、工商等信息系统成为现实，使政府政务平台成为社会公众与政府互动交流的重要载体，这些都使得国家治理过程越来越公开透明，治理效能不断提高。
（三）促进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
决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大数据为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技术条件。首先，大数据时代每个社会成员手里都有一只麦克风，公众意愿的表达和信息传递成本递减，各种信息化手段能快速广泛地表达个体的意愿和想法，形成海量数据，公共决策主体可以通过对这些模糊的“微”且海量数据的分析得出社会大众对某一公共决策问题的主流看法和意见，为制定公共决策提供量化的事实前提。其次，大数据时代执政党和政府可以通过对网站浏览、论坛留言、微博微信转发等舆情数据的深度分析，准确把握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政治期待，其公共决策能够更好地集聚民智民意。最后，大数据技术国家治理主体提供海量实时数据，使各治理主体能够随时掌握最新社会动态，公共决策可以实现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全样本调查、快速计算和定量分析，用“数据说话”，剔除过去靠“拍脑袋”的经验主义、长官意志，大大推动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总之，大数据技术能够使公共决策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实现定性决策与定量决策相结合，促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国家治理过程的精细化，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
（四）促进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方式，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以人为本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大数据时代信息是开放的、流动的无形资产，这使得国家治理环境的开放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治理主体有条件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机制，改善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能力。首先，大数据技术对信息的整合及分析能力使得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机制可以更加便捷，服务方式更加人性化，服务质量更高。其次，大数据技术还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个性化精细化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例如政府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对公民健康档案基本情况的综合分析，合理调配医疗资源，提高对疫情和突发事件的检测能力，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公共服务。此外，在教育、就业、交通、民政、人口、城市管理等领域，数据收集及分析也有着独特的作用，能够使政府从过去的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再次，大数据技术还为政府应对灾难危机及突发事件提供了更多的治理资源。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水文、大气、声、土壤等生态环境因素的全方位监测，从而准确预警各类环境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形成对环境风险应急的全过程管理，做到防灾减灾，尽量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应用大数据技术，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对传感器、卫星、社交媒体、移动通讯、电子邮件等设备和渠道上相关数据的分析捕捉社会危机先兆，防微杜渐，提高打击犯罪，治安防控的效率。总之，大数据技术为落实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观念视角和技术支持。
三、直面大数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挑战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其国家治理体系还处于不甚完善阶段，现代性不足，国家治理能力也尚未都达到现代化程度，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显露出诸多的不适应。大数据时代在给中国国家治理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国家治理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
（一）数据意识不足，国家治理缺乏数据挖掘和开放能力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战略资产，数据应用能力正在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表征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主体有强烈的数据意识，以便合理有效地应用大数据服务于国家治理。但面对大数据的汹涌激荡，我国社会各治理主体普遍缺乏“数据意识”，数据应用乏力。统计显示，截止2014年1月，我国拥有6.18亿的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达到12.35亿，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4]这些都是数据产生的重要来源，然而目前我国数据总量却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缺乏的不是可供收集的数据，也不是收集数据的手段，而是大数据意识。因此，一方面，我国收集的数据数量少、一致性差、质量低和公信力弱，使得国家治理主体的数据挖掘能力不高，数据应用程度不够。如在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期间，正是囿于当地政府对当地居民数量、居住地等信息和数据的研判和利用能力，结果直接导致救灾物资调配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现象，引发一些村民和政府间的冲突。[5]另一方面，在政府公共决策中，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行政文化影响，我国政府官员在做决策时习惯依靠自己的经验而非数据，即便是利用数据，也只是将数据看作是一个论证问题的工具而非决策的基点。现行的压力型行政体制则强化了政府各部门间的共谋，为了政绩，政府在收集数据时存在瞒报、少报、漏报等现象，报喜不报忧，这反映了政府在行政时对数据科学性的漠视和对其工具性地使用，没有意识到数据对提高决策科学性和公共管理精细化水平的作用，对数据收集和挖掘的意识不足，进而影响国家治理能力。此外，大数据由于价值密度低商业价值高的特性，使得在利用它时必须搜集海量的庞杂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是分散在各个数据库中的，为了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重新组合数据以创造新的知识和价值，就需要开放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政府掌握着大量社会核心数据，但数据意识不足使得许多政府部门没有意识到数据的价值，沿袭着传统的“保密”观念不愿开放数据，让大部分非结构化数据被束之高阁，一些企业虽然拥有专业数据分析应用技术，却只能望洋兴叹。传统陈旧观念是大数据时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大数据碰撞传统行政体制，国家治理中的信息传递及应用阻滞
大数据带来了信息的开放和流动，它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较好的开放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但在目前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传统行政体制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体制在大数据时代有着诸多不适应。传统行政体制即科层制，是一种纵向等级管理、横向分工合作的行政体制，是一种权力和信息自上而下纵向传递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条块分割的体制日益显露其机构臃肿、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缺乏互动性和协调性，对社会诉求和市场信息反应迟缓等弊端，容易造成信息孤岛现象。所谓信息孤岛，就是指由于各部门内部体制差异性，其数据库的建构和运行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标准，各部门自行监管和操作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不同信息系统之间无法兼容，从而形成一个个“孤岛”，不能做到互通有无和资源共享，造成数据资源的极大浪费。大数据碰撞传统行政体制，信息孤岛现象阻滞国家治理过程中信息的传递与应用，不利于发挥大数据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的作用。因此，改革条块分割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大数据时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
（三）大数据技术与人才不足，国家治理缺乏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人才和技术是大数据时代不可或缺的要件。只有具备强大的数据获取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数据整合技术，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数据资源，实现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而我国目前虽然数据资源丰富，但数据处理技术基础薄弱，许多依赖国外技术，不仅难以满足大数据大规模应用的需求，而且也存在安全风险。而技术的载体是人才，技术的薄弱是因为人才的匮乏，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需要通晓数学、统计学、数据分析和语言处理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我国公共部门中，大数据专业人才十分匮乏，而既具有国家治理政策能力又具有专业数据研判和分析能力的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大数据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其价值的发挥关键在于应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面对大数据，如果不会分析处理，那么其价值就会湮埋，如果分析处理错误，则会使由数据分析为基础制定的公共决策偏离方向，甚至产生严重不良后果。概言之，技术和人才不足给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快速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四）大数据的隐私侵犯和安全风险，挑战国家治理中信息安全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能力
大数据的特征使其对个人隐私的窥探和暴露与生俱来，信息安全风险天然存在。大数据意味着海量数据，要求数据集中存储，而集中存储恰恰增加了数据安全的风险，各政府政务平台、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电子商务、手机等传播终端上每天都产生海量数据，别有用心者可以收集并分析这些数据，更加精准地进行恶意攻击。2014年爆发了“棱镜门”事件，活生生地曝光了数据泄露的可能性和风险，使世界各国都认识到数据安全问题的紧迫性。此外，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权被侵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数据时代个人的生活高度数字化，每个人每天都在产生着大量数据，只要人们上网和使用手机，各大网络公司就可以利用其后台技术出口，收集到人们活动的所有记录而不被人们所知晓。这样，网络公司就可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勾画出人们的行为特征，企业如果将这些表达人们个人行为特征的数据商业化运用，那极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对公民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伤害。同样，国家行政系统掌握着大量社会核心数据，可以凭借公共权力和数据优势对公民行为进行彻底监管，以致可以打造一个“数字利维坦”，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但“数字利维坦”也无疑存在对公民个人隐私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平衡社会监管和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五）数据的4V特征挑战现代国家治理的手段、技术和能力
首先，大数据时代数据是以指数级形式产生的，海量数据在丰富国家治理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筛选数据的难度，而数据产生的快速性和时效性则对利用数据制定公共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公共安全信息和公共服务信息，往往具有高度的时效性，需要政府具有强大且快速的反应能力，否则，公共决策就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甚至失去意义。比如，社会公众对某社会敏感问题的大量“微”看法和言论，在社交媒体汇聚起来可能会引发影响力极大的社会舆情，政府如若不能对此类数据快速分析并作出回应，可能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其次，庞杂的数据供给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目前作为公共决策依据的数据绝大部分是非结构化的数据，这些数据由于格式的多样，对数据处理技术的手段和能力要求很高，阻碍数据的整合、管理和分析，影响数据分析和应用的效率。另外，数据的低密度性使得政府在公共决策时必须收集海量数据来提高使用价值，但在大规模的数据群中也包含着很多无效的、虚假的甚至有害的信息，这将增加政府甄别和分析数据的难度。这些都将增加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国家治理走向复杂化，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大数据时代，中国国家治理急需大力改善治理手段、治理技术，提升治理能力。
结语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未来相当时间的战略目标，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邂逅大数据时代，迎来双面境遇：一方面，大数据以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①的技术不仅给我们带来思维和行为的深刻变革，也给中国国家治理带来重要的战略资源。大数据理念和技术扫荡传统国家治理骄横的权力，促进国家治理理念的人本化、治理模式的网络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推动理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最后达至社会善治。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也凸显了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难题，传统治理体制的旧时代积弊，基础设施捉襟见肘，人才匮乏，社会大数据意识缺失，信息安全和隐私侵犯等，这些都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大数据给予中国的机遇与挑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彰显大数据的优势，同时回应大数据对我国国家治理提出的挑战，规避大数据带来的可能风险，使其真正成为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的战略资源，促进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考验着国家治理主体的智慧和勇气。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 徐继华.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1；50.
[2] NewDigitalUniverseStudyRevealsBigDateGap[EB/OL].http://www.emc.com./about/news/press/2012/20121211-01.htm.20130825.
[3] 王岑.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管理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10)：40-48.
[4] 马志刚.我国信息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分析[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5] 李丹阳.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应急管理体制改革[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责任编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