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楠，王亚光
摘 要：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文艺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论、如何看待西方文论？高楠教授认为，中国当下的文艺学建构有三个基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实践。一方面需要“西论中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坚持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只有体现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论才能够和西方文论平等对话，走向交往融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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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艺学；理论体系；建构；主体性；主导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０7－００03－04
高楠（1949-），本名高凯征，辽宁沈阳人，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辽宁省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艺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模范教师。主攻方向是文艺美学、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文艺心理学、生存论文艺学和写作思维等方面多有创见，主持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已出版专著19部，代表作有《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艺术心理学》、《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文学道德论》等。其中《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道德论》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及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收稿日期：2015-05-10
基金项目：2014年度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背离和导入：西方文论汉译过程和接受研究”（编号：LN-007-B）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高楠（1949- ),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王亚光（1971- ),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沈阳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英汉对比与翻译。
王亚光（以下简称“王”）：非常感谢高老师接受采访。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是您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您在多篇论文中及几部著作中，都谈到既构成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的资源性根据及思维性根据，又成为这一建构的困惑与纠葛的两大问题，即中国文论传统与西方文论转换性构入。那么，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构文艺学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传统的文艺学理论，怎样处理与外来的西方文论的关系呢？
高楠（以下简称“高”）：你说的这两大问题，确实是我十几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他们不仅是多年来在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中历史地形成与提出的问题，而且是当下不断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中国正经历着文学与文论大规模建构的风暴，先前的一套稳定的模式，在质疑与批判中松动、解构、重组。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这注定是一个各种思潮激荡的时代。21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围绕“转型期文艺学理论建构”这一问题域展开。当下文艺学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就是文艺学传统如何继承转化，外国文论如何借鉴。具体地说，中国文艺学的多元建构需要回答如下理论难题：如何对待涌入的西方学说，如何对待传统，以及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思想体系。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理论大规模地涌入，这一方面让长期受到禁锢的人们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同时也让很多中国学者失去了自信和自我。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西方理论在认识的角度、表达的严谨等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理论实质性地说就是学者们对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某一实践领域的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从民族或国家的角度说，理论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对世界认知角度及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已。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它规定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体现在我们的生存之中。马林诺夫斯基找到的民族生存的文化密码，马丁·霍利斯发现的生存的文化模式，冯·皮尔森探索的民族生存的文化规则，都是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规定着人们的生存的传统。要想更好地认识传统，要采取“融合”式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要倾听当下的历史回音，在历史中去叩问当下的意义；另一方面，要实现传统的现实敞开及阐释的个性敞开。立足在当下，才能够回望历史，也才可以展望未来。对于中国文艺学建构而言，传统就是当下延续着的传统的理性思维及其汉语表达形态。
中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建构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具有根本意义。如果我们在传统中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传统就失去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存在根据，也根本谈不到跟国外同行开展平等的交流对话。中国的文艺学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敦厚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基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强调宗法血缘关系、天人合一的体验和人伦理性，其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体验、尚用、生化、中和、浑融、重礼、守仁等等。
概括地说，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抓住机遇，不能固步自封，要敞开胸怀扩大对外交流，同时还要捍卫自己的主体性。中国文艺学主体性的根基就是中国的文论传统，中国文论传统非常稳定，具有极强的自我调整和异质同化功能。中国文艺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思维机制，对应于意-言-象-境的思维表述方式。这套思维机制与表达方式，当下仍在文学实践及文艺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常常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亟待向自觉层面提升。
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文艺学建构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基，另一个就是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比较而言，当下中国文论有哪些突出的特点？“西论中化”又怎样实现呢？
高：不是两个基础，而是三个基础：即中论传统基础、西论资源及思维方式基础、以及中国文学实践基础。中国到底有没有或应不应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这曾经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要点是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争论中常常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应该服从或统一于文学理论的超越民族与国界的普遍性。而实际情况是，在这个民族与国家各有其是的时代，没有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就不会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学理论。如果把西方的概念体系、逻辑思维方式和话语言说模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确实有些另类。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主客二元的对立划分，没有从认识论角度去探讨世界的本源，认识世界的本质。中国传统看重的是一种基于体验的情感认知，“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是体验式认知的前提。这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西方文论对客体的描述力求客观、准确，强调科学、实证。中国文论则强调“言不尽意”，利用“取譬连类”的表达方法来表达思想。中国确实缺少西方长篇累牍、条分缕析的文学理论，但是基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实践，中国的学者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言说体系。从最早的汉族文学批评对诗与舞的言说开始，先后有一系列的文论著述，探索中国文学实践与批评实践，并从中总结适合于中国古代文学实践与批评实践的经验，将之提升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及关系命题，并形成一套源于道、及于天、合于性、见于情、统于理、述于各种范畴的文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乏真知灼见、完整系统的理论著述，当然，我们也要正视中国传统文论，在条分缕析，严谨论证及严密的逻辑推演上，不及于西方传统文论。但虽有严谨与严密的不足，却也有体验与融通的所长。因此是一种各有长短，有待互补的情况。
在中国文艺学当下和未来的建构过程中，借鉴西方的逻辑思维模式，提炼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这才是必须要坚持的。民族文学与艺术就应该选用反映本民族特色的概念来描述、概括和言说，西方理论有他自身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况且，核心词的内涵也无法脱离其产生的语境。坚持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推论与描述当下和未来中国文学状况，必然会产生削足适履的不适感。成功借鉴西方文论的前提是要实现“西论中化”，所谓“中化”就是要消化理解西方文论的理论内涵，不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否则这种非主体性的接受不仅对接受本身不利，也会影响接受的效果。事实上，“西论中化”的关键就是“化”，而这个“化”的结果就是“现在”对西方文论的理解和接受。这个理解不可能等同于西方文论原本的内涵。要坚持西论中化过程中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积淀形成的。它既是一种传统，又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是民族自觉意识的体现。文艺学的主体性建构主要体现为对传统的追溯与转换，主动借鉴西方文论的多元体系建构，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文论的主体性。
王：在您多次撰文探讨“西论中化”的问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理论的普遍性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的真理性问题。是不是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理论呢？
高：西方传统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即理论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揭示了世界及万事万物的普遍的、稳定的、恒常的性质，既然这类理论揭示是普遍的、稳定的、恒常的，因此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来理解，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理论是关于现实世界中现象的概念化和体系化，是对具体事实的抽象和概括。理论也是反复实验、观察和体验的结果，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也具备真理的某些要素。但是理论并不是西方传统认识论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它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而不断被重新认识，有些理论见解或观点可能会被推翻，被扬弃。鉴于此，理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因此一种理论的适用性也是有限度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后现代语境下各种西方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有些理论会在一段时间里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而有些理论则只是昙花一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社会生活的检验，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面临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艺理论时，要有辨识能力，要尽可能了解一种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正确认识它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这样才能合理地做出判断，投入精力进行译介和研究。
王：建构世界交流中的主体性文艺学，一定面临各种问题和困难，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突围和求解呢？
高：全球化进程使得各民族对话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各个民族间的交流是以各民族的特性和主体性为基础的。一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认知才有资格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和对话，在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论交流中，没有民族与国家特色的文论是无法进入交流层面的。固然，所有的理论著作都是个别的、具体的理论著作，这使我们总是感觉族际与国际间的文论交流是个别的、具体的著作与论文的交流。其实，这只是交流的形式，就实质而言，真正交流与对话着的，是见于民族传统或国家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交流与对话。如果一味地重复他人的观点和看法，甚至连表达的方式也完全按他人的话语模式进行，那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和资格。在19世纪初到民国时期，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曾经作为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引进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特殊的政治取向，苏联文艺理论成为主要学习对象；在文革时期，与外国文艺理论界的交往被阻断；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的译介如火如荼，大家急于了解新的思想认识，急于找到新的思想方法。回溯这一百多年的中西文论交流史，不难发现，都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都是西方文论处于主导的地位。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艺学的发展，首先要强化民族根性。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这个过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与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沟通和交往，增加了解，增进共识。挑战在于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根性，也就是国家或民族发展的现实历史性或历史现实性。民族根性是国家和民族的本体规定性，事关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国家或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独立自主发展的民族主体定性。其次，还要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文艺学话语。话语表述是理论交流的手段和途径，学术交流需要一套特定的话语表述方式。上面讲过，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学习别人的的言说内容，接受了别人的言说方式。自己的理论声音一直处于由西方代说或接着西方说的状况，更没有去发掘自己的话语模式，这样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所以在当下，要唤醒我们的文论自觉，回到我们自己的文论元典中去发掘可以转化为今天的理论延续性的认知经验。从中提炼出当下世界共同关心的主题，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或者话语模式来进行交流对话。
王：全球化是一个当下无法回避的话题，从您的研究来看，您在强调民族性及民族根性的同时，一直认为中国文艺学建构必须抓住全球化这个契机，各国学者的思想交流无疑会促进区域性的理论发展。那么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界限是如何界定的，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高：确是这样，全球化进程为我们的特色性文论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广阔的交流契机，主要的是使我们获得特色建构的取向。19世纪初，歌德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接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最近西方学者又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区域化”与“国际化”。这使得“民族”和“世界”成了一对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概念系统。回到“全球化”本身，应该更强调政治和经济的意蕴，而科技、经济的发展，乃至政治和军事的交流无疑会反过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International Turn）”在上个世纪下半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却由来已久，只不过是没有从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角度把它概念化、系统化。事实上，西方文学中很早就有中国的元素，德国的存在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国当代感性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中国的文化中自佛教东传也早融入了外国哲学因素，很多佛教术语早已经进入中国古代日常的话语体系之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在一百多年前就逐渐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文论生成和构建的历程中发挥了作用。学者有自己的国界，但是思想是可以在学术界交流的。在通讯和交通如此便利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学者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交往对话是文论建构的现实，也是未来建构的基础。交往对话的时代大幕已经开启，当下中国学者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根性，构建交往对话的话语体系；同时要认真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推理能力。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摆脱“失语症”的尴尬。
王：高老师，在国内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学者中，您的学术生涯开始的时间很早，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吧，那时您的《艺术心理学》几乎成了国内报考文学理论及文艺美学研究生的必读书。在您学术研究道路上，有怎样的心得可以跟青年学者分享，可供大家借鉴呢？
高：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家都很容易浮躁，特别是年轻学者生活、工作上的压力都很大。我考虑要想在学术上走得远、走得深，下面这几个方面需要多注意一下。一是要处理好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矛盾，但是不要被这些困难和矛盾控制你的思维和精力，一定要留出空间给自己思考、阅读和写作。在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事务时，不要拖泥带水，要即时做出判断和应对。事情过去以后，就不要再左思右想，过去的就过去了。你该读书，就专心读书；该思考，就心无旁鹜。另外，对于与自己研究和工作无关的八卦，尽量不去关注，不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用在不相关或者无意义的事情上。二是读书要讲求方法，现在每年著作出版的数量很多，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是要讲求些方法。对于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一定要精读，拿我们文艺学的专业来说，西方理论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必读的，他们是西方文论的思想渊薮；康德、黑格尔、席勒这些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也必须精读；此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也要谙熟。这些一流大家的作品要精读细读，反复咀嚼其思想内涵。读懂他们的原典，结合着读些对他们理论的解释性论著，以及运用他们的理论，解释和分析问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就会读得快些，理解得深透些，这样就能纵向深入，横向展开，老辈学者称此为钻探式阅读、综合性收获，做到择其要而用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经典文论更要细读，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常常是文史哲一体、诗文画一体。要带着当下文论建构的问题读，要与西方经典名著比较着读，要理解古代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三是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先形成自己的思想，让思想引导你的笔端，这就能下笔如注，文思敏捷，写作就是一件快意的事情。这也叫立论在先。论从何而来？来于上面说的精读，以及对于实践进程的投入与把握，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如果自己预先没有想法，任凭你冥思苦想，也无法展开，那一定是很痛苦的。因此，多阅读，多积累，多思考，这才能有想法，才能立论在先。当然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开始的时候重要的还是沉下心，慢慢积累。
王：谢谢高老师提点，相信这些经验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责任编校：周玉林］
［实习编校：粟红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