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刚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摘 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生自有其特殊背景，既有理论上的不断积累，也有历史发展的情势积累。《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不是一味的让文艺去迎合和取悦工农兵大众的趣味和格调、满足他们情感的娱乐与身心的愉悦，而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去推动工农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向前发展。这样一种话语转换，使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开始在中国文艺批评中逐渐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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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讲话》；意识形态；批评范式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7－０149－03
收稿日期：2015-04-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红色经典连环画叙事要素及传播价值”（批准号：11YJCZH066）
作者简介：杨胜刚（1972-），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最终在延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人民政权，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革命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并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要想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谋求救亡与革命的成功，必须凝聚起党内外一切可以调动和团结的力量，以对抗来自区外的强大压力。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努力发展壮大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更重要地是能够形成高度“共名”的文化意识形态，以构建强大的文化领导权。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在《讲话》发表之前，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和无比创造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起新民主义革命思想，完成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再创造。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毛泽东相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分析中国国情，总结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革命斗争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此后又接连发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批评只知道背诵马列主义理论，孤立静止研究马列主义的教条派，反对单纯地读书和学习，强调周密、实际的调查的必要，提倡学以致用，突出实用性。“整风运动”在延安持续了三年多，在政治上，它为统一党内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化上，则极大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摄能力，并为后来延安文艺界的文化思想改造开启了先声。
1938年以来，大批作家、诗人、文艺进步青年从国统区涌入延安。他们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合流，形成一股强劲的文艺力量，也带来了延安欣欣向荣的文艺和文化氛围。1940-1941年间，文艺界的环境相对显得宽容而自由，文化人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率性而作，精神舒畅，他们办刊物，搞聚会，成立“文艺小组”，在这些活动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解放区的文艺力量颇成气候以后，就自然产生了自身的独立追求。这种对文艺独立性的追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鲁艺”的专门化与正规化发展①；二是在延安文艺活动中出现了暴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文艺批判浪潮。1941年，延安杂文运动兴起，王实味、箫军等来自国统区的作家，甚至是比较早投身红军的作家丁玲等，纷纷把矛头指向解放区存在的社会时弊并进行尖锐批判和讽刺。此外，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也对延安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负面现象进行讽刺。“鲁艺”的专门化改革和文艺界的讽刺批判运动，同延安当时所面临的严酷政治环境自然产生了不和谐，延安文人的生活习性、精神面貌和写作状态也与解放区思想意识形态的工作产生了抵牾。在这种情形下，“鲁艺”的专门化改革受到批判，延安的杂文运动和“讽刺画展”也受到限制。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报告。《讲话》作为一份纲领性文件，不仅规定了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方向，也对解放后中国的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对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等若干重大的艺术理论问题做出了简约的指导性论述。在所有被论及的问题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其它问题均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毛泽东在《讲话》结论部分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在这四类人当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工农兵，从而在谈文艺服务对象时，更突出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导性，“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毛泽东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人民大众为本位，是否就意味着毛泽东希望文艺去迎合和取悦工农兵大众的趣味和格调、满足他们情感的娱乐与身心的愉悦呢？当然不是。毛泽东说：“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在这里，毛泽东首先把工农兵从天然的市农工商之类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属性中抽离出来，把他们抽象成为一种阶级性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再是为个人和家庭的生计而奔走的凡夫俗子，他们所面临的不再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之类生计问题的平民百姓，而是被定义为为求得本阶级解放而斗争的纯粹的革命力量，与阶级敌人所进行的残酷斗争成为他们生存的主题和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工农兵被定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他们的需要也自然脱离了芸芸众生的烟火气，被规定为“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他们所需要的文艺作品也被规定为能“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的作品。经过并不复杂的话语转换，毛泽东就把工农兵和他们的需要从柴米油盐的生存现实中分离出来，把他们的生活和需要同一个党的政治目标对接起来，从而说明工农兵需要的不是米饭和面包，而是激励其阶级斗争热情的精神养料。经过这样的话语转换，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开始在中国文艺批评中逐渐生成。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毛泽东考虑文艺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总纲，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毛泽东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倡导者提出“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和文艺要突出“无产阶级意识”的口号，与毛泽东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并无多少不同，只不过“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话语还仅仅表现为个体对某种“主义”的文艺学阐释，还只停留在“主义的立场”上。毛泽东规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却是一个党的领导人从党的革命事业的角度所发出的代表一个党的政治实践方向的文艺思想，这种文艺思想在《讲话》的结论部分表现的更为明显。毛泽东在《讲话》结论部分的第四个方面专门谈到文艺批评，提出了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在具体的论述中，毛泽东较为辩证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既反对抽象的非历史的批评观念，又与唯政治论的、非美学的庸俗观念相区别的理论视界。在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思路下，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似乎表明了毛泽东始终注意从文艺的意识形态和审美特性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来思考文学。不过，毛泽东更多地是从一个政治家的理论视界而不是文艺家的审美视界出发来思考文艺，他更加看重的还是文艺在意识形态批评中所具有的现实功能。在《讲话》的第四部分，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把文艺批评视为现实斗争的一种方式，将文艺批评从自发的文学活动中分离出来，赋予其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和任务，正是立足于这一前提，毛泽东的《讲话》才鲜明体现出了历史的时代对文艺批评的意识形态诉求。以此为出发点，毛泽东用相当的篇幅批评了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盛行一时的一些批评理念，比如抽象化的非历史的人性论、人类之爱、写光明和写黑暗并重、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等文学观念。正是在对这些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念的理论检视中，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对文艺思想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肯定和强调，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批评观，这种意识形态批评观念在当代的历史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确立党的文化领导权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今天，虽然我们不一定提倡文艺批评一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从文艺批评的实践立场而言，文学发挥现实功能，文艺批评把握当下的具体问题仍然离不开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所蕴含的重要的理论启发。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批评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定的失误，比如，《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文艺界展开了对何其芳诗歌的批评，对何其芳的所有批评无一例外地指斥其在诗歌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认为何其芳只知道抒发个人的情感，只是一个“在河边徘徊的诗人”，而与工农兵大众存在“间隔”。[1]有的批评何其芳的诗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底幻想，情感和激动的流露”，对“工农和觉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读者”是没有意义的，[2]这些对何其芳诗歌的评论，明显是受到了《讲话》的意识形态批评观念的影响。这种从片面政治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动辄对文艺作品和文艺家进行武断而粗暴批判的做法不仅不是意识形态批评的本意所在，而且，也与具体的文艺活动规律是相违背的，这些恰恰需要我们今天从《讲话》的深入思考中对意识形态批评范式加以深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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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金灿然.间隔——何诗与吴评[J].解放日报. 1942-07-02.
[2] 贾芝.略谈何其芳的六首诗——由吴时韵统治的批评谈起[J].解放日报.1942-07-18.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