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继增1，2，刘 运2，戴志敏2
（1.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1；2.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文章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FDI、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区域FDI、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长期的影响和显著的差异。东、西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二者的交互效应却没有成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良性机制；中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负向影响，而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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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FDI；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差异；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7－００74－06
收稿日期：2015-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互动机理和协调发展研究”（11BJY0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理尺度、技术外部性与产业溢出：金融资源效率的范围视角”（41361102）；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FDI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机理和协调发展研究”（YC2014-S029）
作者简介：彭继增，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刘运，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戴志敏，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一、 引言
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相比经济总量的扩张，更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调整经济结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从1978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一直波动上升，总体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伴随着这一持续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长期大量地流入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显示，1979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FDI金额达12761.08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FDI流入国；2012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达1547465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为917555亿元，贷款余额为629910亿元。可见，长期以来FDI与金融发展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研究FDI、金融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对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各区域呈现不同的态势，FDI和金融发展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研究方面，代表性文献有：钱纳里提出了著名的“双缺口模型”，认为引进和利用FDI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1]。Caves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国1966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发现企业利润与FDI成正比，认为FDI的技术溢出作用促进了两国的产业结构调整[2]。杨新房等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资本的形成产生了挤入效应，FDI 总体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3]。陈继勇和盛杨怿的实证结果表明FDI所带来的资本供给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效化的发展，但FDI引致的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有限[4]。卢晓勇和金艳清认为FDI 独资化倾向促进了服务业内部的产业升级，而对工业内部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不明显[5]。有关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Goldsmith认为金融发展过程促进储蓄与投资的形成、提高投资效率，金融是经济增长中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的强有力手段[6]。国内研究可从两方面来梳理：一是理论分析，着眼于剖析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及传导渠道。如胡自洲认为金融结构升级能为产业结构升级分散风险，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7]；二是实证分析，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金融抑制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8][9][10]。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众多学者对FDI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当前研究集中于全国层面的分析，从区域或更为微观的层面研究FDI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文献较少；二是集中在金融发展、FDI的单独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很少探讨两者的结合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考虑金融发展与FDI交互作用的基础上，从地区（即东、中、西部地区）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金融发展、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为区域间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变量、数据选取和实证模型
（一）变量与数据选取
被解释变量方面，产值结构是目前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度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本文采用曾国平和王燕飞的做法[11]，以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GDP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
解释变量指标上，本文主要考察FDI、金融发展以及二者的结合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选取各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FDI的度量指标，并对其取自然对数，以LFDI表示。采用金融结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反映金融发展水平，以FIR表示。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受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制约，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健全有利于东道国对FDI的吸收。因此，我们将二者的结合作用LFDI﹒FIR引入，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此外，我们选取以下控制变量CTRL，包括：（1）国内投资DI，用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扣除用人民币表示的FDI占GDP的比重表示，反映国内实物投资状况；（2）政府投资GOV，用各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表示政府干预行为；（3）贸易开放度OPE，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4）人力资本LHM，用社会三大产业从业人员年末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本文是基于中国各省份1991~2012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1991~2012年相关各期。同时，出于本文研究需要，按照区域经济理论和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本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并将相应数据进行了大量整理。全国和三大经济区域各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本文使用的软件是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
（二）实证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变量在截面和时间二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和特征，具有纯时间序列数据和纯截面数据所不可比拟的诸多优点。该模型可以扩大样本容量，控制各体的异质性，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增加自由度从而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等。从理论上讲，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 i＝1，2，3……N，表示N个个体；t＝1，2，3……T，表示已知T个时点。参数αi表示模型的截距项，βi是相对应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随机误差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的假设。
根据截距项αi和βi系数项的不同，可以将模型分为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判定研究的问题适合于哪种模型形式，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其两个原假设如下：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则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ISOit= α+αi+β1LFDIit+ β2FIRit +β3LFDIit ·FIRit+β4CTRLit+μit （2）
假设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则该模型形式为不变系数模型：
H2：ISOit= α+β1LFDIit+ β2FIRit +β3LFDIit ·FIRit+β4CTRLit+μit （3）
构建F统计量：
其中，S1为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2为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为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是总个体数，T为总时期数，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
判定规则为，首先利用F2统计量对H2检验，如果接受，则建立不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束。如果拒绝，则再利用F1统计量对H1检验，如果接受，则建立变截距模型；如果拒绝，则建立变系数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ISOit= α+αi+β1iLFDIit+ β2iFIRit +β3iLFDIit ·FIRit+β4iCTRLit+μit （6）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按照式（4）和式（5）分别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方程进行F检验，相关统计量及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全国产业结构函数模型的估计结果采用模型（6），说明全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产业结构调整的差异较大，不能得到全国统一的回归估计方程，因此，我们只估计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由于本文样本分别包括三大经济区域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一选择。最终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均采用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表达式见式（6）。鉴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得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估计结果统一见表3。
表2 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估计模型的协方差分析构造的F统计量检验
东部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正向影响，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一致。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在东部十一省市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山东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力最大，边际贡献为0.2538，排在其后的依次为福建（0.2290）、广东（0.1704）、河北（0.1378）、江苏（0.0774）、浙江（0.0724）、北京（0.0460）、天津（0.0403）、上海（0.0086）、海南（0.0042）。福建FIR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拉动力最大，边际贡献为4.0266，其次是山东（3.4301），排在后面的依次为河北（2.652）、广东（2.2545）、浙江（0.8521）、江苏（0.6767）、北京（0.3086）、天津（0.1261）、上海（0.0762）。辽宁的FDI、FIR系数以及海南的FIR系数为负值，其原因可能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t检验，存在多重共线性。从FDI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看，除辽宁的0.0345和海南的0.0185外，其他省市的系数值均为负，绝对值最大的是福建（-0.2916），最小的是上海（-0.0057）。东部地区范围内，北京、天津和上海的FDI和金融发展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FDI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这些地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非常微弱，这与当地产业结构发展到比较高的层次有关，FDI和金融资源的边际效用非常小。
中部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区域内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均为负向影响，表明FDI的引进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起到推动区域内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FDI的影响系数仅在江西、黑龙江和山西是正值，分别为0.0664、0.0295、0.0270；其次是湖北（-0.0465）、吉林（-0.0608）、河南（-0.0697）、安徽（-0.0738）、湖南（-0.0748）。FIR的影响系数仅在江西（0.3606）和黑龙江（0.2562）为正，其次是山西（-0.0081）、吉林（-0.7364）、安徽（-0.8583）、湖北（-0.9356）、河南（-1.2214）、湖南（-1.4510）。从两变量的交叉项系数看，除江西的-0.0323和黑龙江的-0.0182外，其他省的系数都是正数，其中最大的是湖南（0.1194），最小的是山西（0.0017）。
西部地区的模型回归显示的结果与东部地区的情况相同，即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为正向促进作用，二者的交叉项具有负向作用。FDI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广西，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增加0.3074个百分点；其次是贵州（0.1982）、内蒙古(0.1816)、重庆(0.1592)、新疆(0.1116)、云南（0.0793）、陕西（0.0516）、四川（0.0061）、宁夏（0.0010）。FIR影响系数最大的仍是广西4.1376，其次是贵州（1.7985）、内蒙古（1.5848）、重庆（1.7036）、新疆（1.0732）、云南（0.8188）、陕西（0.5758）、四川（0.1257）。从二者的交叉项系数看，除青海0.0062外，其他省的系数都为负值，其中系数绝对值最大的是广西的-0.3773，最小的是宁夏的-0.0060。西部各省市中，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FDI因素尤为敏感，说明FDI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其产业结构的拉动力最为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区域的省级数据，运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国内投资、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西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二者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优化起抑制作用；然而中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负向影响，二者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领先发展，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均高于中西部。大量的政策优惠促进其大规模吸引FDI，同时其自身金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效率不断提高，这些都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较大的拉动力。但是，该地区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仍停留在资本积累层面，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限制，水平还没达到促进FDI产生技术外溢的要求。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自身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一定的改善，且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对于FDI和金融发展的响应程度较高。另一方面，资金来源不足，金融体制不完善又制约了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同样最终使得FDI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即金融发展没有形成显著的促进FDI溢出效应的良性推动机制。中部地区缺乏政策倾斜，受东部繁荣和西部大开放的夹击，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引进FDI重量不重质，且投资行业单一都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内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抑制矛盾比较突出。然而，在中部地区FDI和金融发展会产生能动配合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表现为交叉项系数为正。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当前我国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东、中、西部经济金融的互联互动。研究结论表明，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谋求优势互补，建立金融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而且还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同时也潜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为了实现经济金融的互联互动，当前，要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东、中、西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投融资机制、市场机制和协调发展机制。
第二，提高引进FDI的质量，均衡引进FDI的区域分布。继续加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FDI的引入，并强调对FDI质量的要求，重视引进高端专利、技术投入型FDI。我国引进FDI在区域分布方面存在失衡，需合理引导FDI的区域流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实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导向政策，鼓励外资到中西部投资，降低中西部地区引进FDI的准入标准。同时，继续深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产业分布和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
第三，制定差异化的引资政策，并加强FDI的投资导向。针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特色，制定和实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引进来”政策，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技术模仿效应、技术研发效应等来推动我国各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应对重工业中的基础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项目提高占比，而对于投资回报率高、回收期短和投资风险较小的轻工业以及重工业中面向最终消费品的项目应减小占比。东部地区则要引导FDI 更多地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产业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平衡区域金融发展。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资本市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具有较充足的资本和金融资源，拥有较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刺激自身不断优化，从而促进本地金融更加健全发展。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够发达，在各方面都存在劣势，金融资源和资金难以优化配置，较为落后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如同一个恶循环制约其经济运行。打破这个怪圈就要平衡区域间金融发展，深化对落后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
第五，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东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制约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King &Levine (1993)强调了金融机构对创新的重要作用，指出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及提供融资[12]。因此，要重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溢出吸纳能力的影响，其关键在于加大金融支持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最终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应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进程，改变长久以来的大银行垄断格局，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FDI外溢效应，为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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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CHENERY, B. ALAN SROUT.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30(9):268-284.
[2] CAVES,R.E.Multinational firms.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 Country Market[J].Economic,1974,41(5):176-193.
[3] 杨新房，任丽君，李红芹.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从资本形成角度看 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6，(9)：74-78.
[4] 陈继勇，盛杨怿.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基于资本供给和知识溢出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09，(1):94-100.
[5] 卢晓勇，金艳清.基于面板数据的 FDI 独资化倾向对中部产业内升级影响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68-72.
[6] GOLDSMITH R.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7] 胡自洲.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协调升级研究——基于金融抑制的视角[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8] 黄志钢，周绍森.江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8，（8）:43-47.
[9] 王春丽，宋连方.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6)：51-56.
[10] 苏建军，徐璋勇.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4，(2)：139-149.
[11] 曾国平，王燕飞.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J].财贸经济，2007，(8)：12-19.
[12] KING R.，LEVINE R.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717-737.
［责任编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