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1，张 超2
（1.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00；2.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 广州 510050）
摘 要：区别于以往研究，文章从非线性的角度去解释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以城乡恩格尔系数比表示）变化的关系并进行实证发现，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即随着人口城镇化发展，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将呈先下降再上升然后下降的走势。这说明市场有其自发的调节器，随着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如户藉、社保、教育等）越来越少，某一阶段城镇化集聚效应显著所带来的城乡消费差距拉大，会引起下一阶段拥挤效应的制约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同时，虽然人口城镇化在带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拥挤效应，但总体来说它无疑是促进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提高，只是在速度上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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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恩格尔系数；N型曲线关系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7－００59－05
收稿日期：2015-04-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社区环境、产业特性与涉农家族企业创业研究》（71202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超，广西柳州人，理学博士，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张超，广东高州人，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和农业经济。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退出及市场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由被压制转为松动、放开，进而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城镇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也即人口城镇化。自1978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由17.92%上升到52.57%，相当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速度惊人。那么，在这场快速的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作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否都得到了提升？城乡消费差距是扩大了抑或缩小了？关于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学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如付波航、方齐云等（2013）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89-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表明，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居民消费率就增加0.04%，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1]
而关于第二个问题，学界却一直存在争论。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城镇化发展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曾令华（2001)从理论角度解释这种差距的形成：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后，与土地完全脱离联系，其消费完全实现商品化，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比农村居民要优越，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比农村居民要宽广，消费城镇化使得需求获得倍数扩张的能力。[2]曾国安、胡晶晶（2008）对我国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又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也呈现长期扩大趋势。[3]蒋南平、王向南等（2011）实证发现我国城镇化过程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但总体上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4]石贝贝、王金营（2014）认为我国城镇化引起的人口流动集聚效应带动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更快地提高。[5]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人口城镇化发展不会扩大城乡消费差距。陆铭、陈钊（2004）从侧面证明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6]姜凌、高文玲（2013）认为我国可以通过有效地加快城镇化发展、引导农民改变消费方式来促进消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7]廖直东、宗振利（2014）研究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对乡城移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8]
从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来看，如果纯粹探讨线性关系，确实在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城乡消费差距在有些阶段是扩大的（正相关），在有些阶段却是缩小的（负相关），或者有时整体来看是无影响的（不相关）。然而，这些不同的结论恰好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变化的关系有可能是非线性的，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可能过于片面了。因此，本文尝试从非线性的角度去解释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变化的长期关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消费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将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差异来反映城乡消费差距。
二、理论机制分析
人口城镇化既是伴随着一个地区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动过程，也是一个地区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在城镇化的人口集聚过程中，有两种效应会发生。一是集聚效应(李超、匡耀求，2013)。[9]大量人口在城市这样一个小的地理空间集聚，产生的经济效果就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促进分工与合作，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知识积累和外溢效应，提高生产效率。这意味着从农村迁移进城镇的人们将能以比之前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收入增长加快。同时，由于人口集聚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城市中发展起来大型集市、超市、批发市场和众多物流企业，共同的交易市场与批量的采购降低了众多消费品（包括食品）的价格，使得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相对降低。二是拥挤效应（肖文、王平，2011）。[10]城市的空间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大量人口在此集聚产生了拥挤。为了争夺资源或高的收入，城镇居民之间会展开剧烈的竞争，竞争使得原来的一些超额收益逐渐趋零，也使得原来的一些高收入趋向于正常收入。同时，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他们的收入在集聚效应下可以增长很快，但过大的收入差距总会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去竞争这种高收入，由此收入增长的速度会减缓。与此相反，农村居民的收入则由于竞争的减少及由此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就业机会增加而带来收入增长加快。另外，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和商业用地需求，这导致城市物业租金水平上升，商品的销售成本增加，引起物价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最终使得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相对上升。一般来说，在人口城镇化的早期阶段，集聚效应会大于拥挤效应，而在人口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拥挤效应会大于集聚效应。人口城镇化产生的两种效应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集聚效应使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快于农村居民，而拥挤效应则使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慢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消费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它表示一个家庭收入中用于食物的消费支出金额在总消费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一个家庭的消费水平越高，其用于购买生存性食品的支出比例就会越低，用于购买其他享受性商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会就会越高，恩格尔系数就会越小。因此，如果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差异来看，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9年，小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这一阶段我国处于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工业基础和城镇发展基础极差的条件下，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只能在农村和农业，而农业发展起来后其所带来的大量贸易机会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靠近农村的小城镇蓬勃发展。特别是80年代初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而推动小城镇加速发展，出现大量乡镇企业吸引农村转移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形成第一次“民工潮”。这个时期我国的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并不快，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89年的26.21%，年均仅提高0.7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是因为靠近农村的小城镇发展使得很多农民是离土不离乡地就业，大量农民享受了小城镇集聚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但他们并不是城镇的常住人口①，而大城市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比较缓慢。农村居民的收入在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稍快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9年的601.5元，增长了350%；而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1989年的1375.7元，增长300%。另外，在消费方面，小城镇的发展使得农产品贸易变得非常繁荣，大的农产品集市和批发中心逐渐形成，供给的增加和物流成本的降低都使得食品价格相对下降，这给在小城镇就业的农民和在附近生活的农民带来食品支出的降低。总之，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大于拥挤效应，而由于小城镇化发展及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环境，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大程度上被农村人口所占有，所以出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的现象。
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人口城镇化发展使得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这一阶段是我国实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央释放了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明确信号，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合法性保护。自此，出现了城市化背景下的第二次“民工潮”。第二次“民工潮”和第一次不一样，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而不是小城镇，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农民常年在此打工，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因此，这个时期的人口城镇化发展非常快，城镇化率由1989年的26.21%上升到2004年的41.76%，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集聚效应，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在这个时期远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1375.7元增加到2004年的9421.6元，增长了585%；而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从1989年的601.5元增加到2004年的2936.4元，仅增长388%。另外，在消费方面，集合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信息等方面供应链的现代物流业发展，以及大型超级市场、农贸批发市场的建设，加上城市建设早期的土地物业租金水平仍较低，使得大中城市的总体食品价格相对于农村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总之，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大于拥挤效应，所以出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的现象。
第三阶段为2005-2012年，人口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在这一阶段，我国高校规模扩招后的大批农村毕业大学生开始进城工作，并迅速成为城市的常住居民。自1999年教育部扩招开始，当年的招生人数达到51.32万人，增长速度为47.4%，2000-2003年，每年的扩招幅度都达到20%左右。2004年后是大量大学毕业生进入城镇就业市场的阶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城镇化率由2004年的41.76%上升到2012年的52.57%，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大批农村毕业大学生在短期内涌入城市带来的结果就是激烈的就业竞争，城镇化的拥挤效应明显，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减缓。与此相反，随着许多加工企业由高成本的发达地区向低成本的欠发达地区迁移，农村及农村周边小城镇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在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稍快于城镇居民，以2004年为起点，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增加到24564.7元，增长了160.7%；而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2012年增加到7916.6元，增长了169.6%。另外，在消费方面，随着福利分房的终结以及住房市场化改革，人口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居住消费需求在这一阶段得到快速释放，房地产价格和地租翻倍上涨，城市食品销售成本提高，价格上升。这样一来，相对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更快地增长。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所以出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的现象。
综合来说，1978-1989年和1990-2004年这两个阶段是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都大于拥挤效应，但由于1978-1989年的小城镇化发展及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环境，其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大程度上被农村人口所占有，所以出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的现象；而在1990-2004年则正常地体现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2005-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带来的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如果以城乡恩格尔系数的比值（即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以下简称城乡恩格尔系数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差异，则当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时，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增大，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当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农村居民时，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减小，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因此，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将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然后下降的走势，即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如图1）。在下文中，我们将设定回归模型对这种N型曲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回归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部分表明，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影响下，人口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有重要影响，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因此，我们把人口城镇化率设为影响城乡恩格尔系数比的一个重要自变量，考虑到在恩格尔定律中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主要受收入水平影响，我们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也纳为自变量，并据此建立回归模型。由于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我们把人口城镇化率变量的二次项和三次项都加进回归模型，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c为常数，u是随机误差，Y表示城乡恩格尔系数比，Z表示城乡居民收入比，X表示人口城镇化率，参数β1、β2和β3分别表示人口城镇化率（X）的一次、二次和三次项的系数。对于不同的 βi，模型具有不同的意义。具体来说，当 β3＞0、 β2＜0、 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当 β3＜0、β2 ＞0、 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倒N型曲线关系；当 β3=0、 β2 ＞0、 β1＜0 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当 β3=0、 β2＜0、 β1＞0 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 β3=β2=0、 β1≠0时，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线性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在《2013中国统计年鉴》上有我国从1978年至2012年共35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恩格尔系数及城镇化率数据，这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便。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用年鉴中的指标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用年鉴中的指标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表示。从整体来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前者由1978年的57.5降到2012年的36.2，后者则由67.7降到39.3，说明两者的消费水平都在提高。但是从相对水平来说，城乡恩格尔系数比由1978年的0.85上升为2012年的0.92，城乡消费差距相对缩小，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一直缩小，而是经历了先缩小再扩大然后缩小的过程。相反，城乡居民收入比则是总体呈扩大趋势，由1978年的2.57上升为2012年的3.10，这说明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恩格尔系数变化。人口城镇化率的总体趋势也是上升，由1978年的0.18上升为2012年的0.53，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速度有较大差别，前期速度较慢，中后期不断加快。（由于篇幅所限，具体表格可向作者索取）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检验假设，根据方程（1），我们设计了4个回归模型，因变量都为城乡恩格尔系数比（Y），回归结果见表1。在模型1中，以城乡居民收入比（Z）为解释变量，发现其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但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Adj-R2只为0.501072，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只能解释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的50%左右，还存在其他变量对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有重要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了人口城镇化率（X）作为解释变量，但发现其一次项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也没有提高多少，这说明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恩格尔系数比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在模型3中，我们单独以人口城镇化率（X）的一次、二次、三次项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它们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且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Adj-R2达到0.672878，这说明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恩格尔系数比有非线性影响，且能够解释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的67%左右，比城乡居民收入的解释力还强，且由于 β3＞0、 β2＜0、 β1＞0，说明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散点图如图2所示。
在模型4中，我们模型2的基础上再加进人口城镇化率（X）的二次、三次项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所有变量均在至少5%的显著水平通过了T检验，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Adj-R2也提高到了0.747187，这说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城乡居民收入比与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变量能够解释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变化的75%左右。另外，从回归系数来看，人口城镇化率（X）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三次项系数为正，即 β3＞0、 β2＜0、 β1＞0，这说明人口城镇化率与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市场有其自发调节器，人口城镇化发展并不会使得我国城乡消费差距一直扩大。在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方向是不一样的。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集聚与拥挤两种效应其实质上是市场竞争机制下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高收益在引起要素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随着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如户藉、社保、教育等）越来越少，市场自发的竞争机制也越来越发挥作用，某一阶段集聚效应显著所带来的城乡消费差距拉大，会引起下一阶段拥挤效应的制约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第二，人口城镇化依然是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大动力机制。虽然人口城镇化在带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拥挤效应，但总体来说它无疑是促进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提高，只是在速度上有所差别。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如房价居高不下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抺杀其积极的一面，很多农转非的迁移者其实在农村也有房子，他们进城买房本来就是消费水平提高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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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唐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