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翔
〔提 要〕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与以往诸多不同的新特征，多对矛盾并存。这一趋势的实质是美国经济处于“结构转型期”与“技术创新积聚期”两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需要时间，其在夯实美国实体经济基础、增强发展潜力的同时，会加剧结构性失业和社会分化。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开采、大量失业及隐性失业人口压低工人工资、技术进步和数字化生产压低生产成本，令美国国内通胀缺乏上涨动力。预计上述新特征短期内不会消失，将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其持续时间将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何时成功转型及重大技术革命何时出现。
〔关 键 词〕美国经济、技术革命、经济结构转型
〔作者简介〕余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4 期0082-14
2008 年9 月，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一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大危机。在奥巴马政府强力干预之下，美国经济很快在2009 年第二季度摆脱危机，重拾增长步伐。此轮复苏与以往不同，其表现出的四大特征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次危机后复苏进程所罕见。中长期看，这种非传统形态的复苏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常态”。
一、美国经济增长的新特征
（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开始扩张，但经济增速总体温和
2008 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过度虚化的问题。为给经济结构“纠偏”，美国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实体化，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推出“制造业振兴战略”。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该战略达到“一石数鸟”的效果：短期刺激经济复苏、缓解严重失业、缓和社会矛盾；中期实现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促进经济再平衡；长期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之机，谋划战略主导权，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目前，美国制造业已出现明显振兴势头：一是制造业产值显著增加。2010—2013 年制造业产值年均增幅达到4%，高于同期GDP 增幅。[1]2015 年5 月产能利用率达到78.1%，创2008 年2 月以来最高位。[2] 二是制造业较其他行业竞争力明显增强。2010—2013 年制造业人均产值平均增幅3.9%，大大高于同期全行业人均平均产值的增幅（1.9%）。[3] 三是制造业生产率较其他国家明显提高。2010—2011 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GDP 比重下降了0.99%，而美国增加了2.19%，好于中国、墨西哥和英国。[4] 四是海外企业开始回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调查108 家拥有跨国经营业务的美国制造企业后发现，约有14% 的美国公司已在准备将生产工厂迁回美国，有1/3的企业正在考虑。[5]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 年9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对200 多家美国企业的民调显示，愿意回流美国的企业比重已从2012 年2 月的37% 升至54%。[1] 五是美国内生产活动与生产外包同步增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企业海外销售额增加10%，将带动国内研发投入增加8.2%，国内销售额增加2.5%，就业增加2.2%，美国对外出口增加2.6%。[2]危机过后，美国企业的外包活动回升明显，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拉动作用。
但美国经济增速总体较为温和。自2009 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速度一直低于危机前3%—4% 的增长水平，远差于1950—1960 年和1995—2001 年的两次复苏。因极端恶劣天气影响，美国经济在2014 年第一季度甚至出现了2.1% 的负增长，但随后在第二、三季度分别实现了高速扩张，分别达到4.6%和5.0%。[3]2015 年第一季度，受严冬恶劣天气和美元升值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增速再次放慢。2015 年5 月29 日，美国商务部将一季度GDP 增长率初值由0.2% 下调至-0.7%，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此季度GDP 按年率计算下滑了0.7%，这已经是2009 年年中衰退结束以来美国季度GDP 第三次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相继将2015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3.1% 和2.3%-2.7% 下调至2.5% 和1.8%-2%。[4] 经济的大起大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经济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也让美联储在危机后何时进行首次加息上犹豫不决，可供选择的加息时点一再推迟，从2015 年3 月，推迟到6 月，又再次推迟到9 月，并同时采取一些做法更加隐蔽、对投资者刺激较小的手段从市场回收流动性，如固定利率隔夜逆回购协议(ONRRP)、提高超额存款准备金率（IOER）等。
（二）货币政策宽松，但通胀并未突起
为应对危机，美联储相继推出三轮大规模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膨胀至4.45 万亿美元，[1] 在2014 年年中油价大幅下跌之前，美国国内物价水平一直在2% 的警戒线以下徘徊，外界一度担心美国会出现通缩风险。国际油价下跌进一步削弱美国国内通胀动力。美联储非常看重的通胀指标核心物价指数在2015 年4 月同比增长仅0.1%，创2009 年10 月以来最低值。在经济止跌回升、流动性闸门大开、货币政策极为宽松的环境下，通胀仍不温不火，这在美国经济史上并不多见。
（三）失业率下降，但劳动参与率亦疲弱
经济增长通常会创造新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就业积极性。目前，美国国内失业率已从2009 年10 月的10% 高点降至2015 年5 月的5.5%，为6 年半低点。[2]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曾预计，这一失业率水平要到2015 年底或2016 年初才能达到。美联储预计，按照目前就业增速，失业率未来两年有望降至5.2% 和4.9%。
在失业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也不断暴露。[3]一是长期失业问题严重。目前约有660 万美国人从事的是兼职工作，因为其无法获得全职工作。[4] 美国失业总人口2015 年2 月降至869.8 万，但其中失业时间超过半年的长期失业者人数高达270.9 万，占总失业人数的31.1%。[5]衡量在职和求职人口总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2015 年2 月仅为62.8%，为37 年来低点，[1] 这说明目前仍有相当多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不愿申请工作，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也是美联储主席耶伦一再强调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闲置度的原因，其令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顾虑重重。[2] 二是就业机会分配不平等。美国“移民研究中心”（Centre for ImmigrationStudies）的最新研究显示，在过去的15 年中，美国国内就业增加的岗位主要被移民和非法劳工获得，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并未从就业机会增加中获得好处。[3] 三是劳动者生活状况未能从就业机会增加中受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称，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近2500 万中产阶级沦为“月光族”（每月薪资全部用光，无储蓄），美国中产阶级状况堪忧。[4] 四是低薪工作增加可能成为“新常态”。美国劳工问题智库及维权组织“全国就业法协会”（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的报告指出，劳动者生活状况未能与就业同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创造的工作大多数是低薪工作，经济衰退期间损失的低薪工作占22%，但后来增加的低薪工作却占44%；高薪工作在经济衰退期损失41%，但在增加的工作中只占30%。[5]
（四）社会总财富增长，但贫富差距加速拉大
美联储2015 年3 月12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美国家庭和非盈利机构的总资产已达到149.6 万亿美元，净资产为8.29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6] 但美国人口统计局2014 年9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19 万美元，比2009 年奥巴马上任时的5.4 万美元下降了约4%。[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2013 年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中位数为63.9 万美元，是中等收入家庭（9.65 万美元）的6.6 倍，低收入家庭（9300美元）的近70 倍，差距达美国人口统计局1967 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大值，美国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2] 在1971—2013 年间，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从61% 降至44%，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70 年的62% 降至2010年的45%。此外，2014 年仅有44% 的美国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低于2008 年调查时的53%。[3]
二、促生“新常态”的动因
造成美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亦即在复苏和增长阶段同时存在上述四大特征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美国经济处于“结构转型期”与“技术创新积聚期”两期叠加的新阶段。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有助于夯实美国经济的实体基础，但短期内也会带来阵痛，加剧结构性失业，挫伤劳动者就业积极性。奥巴马政府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支持新能源开发、救助受困企业、出资建立创新中心、鼓励海外制造企业回流美国等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移动互联技术、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在政府扶持下迅猛发展。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芝加哥等地正逐渐成为先进制造业中心。但转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技术创新的潜在生产能力发挥还需时间，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涓滴式”的，但其对失业，尤其是结构性失业的影响却是直接和显性的。一方面，危机造成的较长时间失业，已对失业者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很多就业岗位空缺，却苦于招不到合适人选。美联储高度关注的“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指标大致相当于自然失业率，目前已超过5%，2025 年四季度仍将高达5.16%。[1]美国劳工部2015 年6 月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 月职位空缺数和劳工流动调查报告（JOLTS）公布的职位空缺从3 月的499.4 万增加至537.6 万，远超预期的504.4 万。[2] 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技术不匹配，大量失业工人选择放弃就业，甚至完全退出就业市场[3]，造成了大量失业及隐性失业，这也是为何出现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同步下降的根本原因所在。
美国已在部分领域积聚起较大技术优势，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正在酝酿新一轮的科技革命。2015 年2 月3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美国先进产业手册》，将“先进产业”定义为：人均研发投入超过450 美元，员工具备的科学、数学、工程技术和专业水平超过平均人群，并认为美国目前在航天产品、导航和测控设备、能源开发、电力传送设备制造、通讯、数据处理等50 个领域已具备相当优势，开始对美国经济形成拉动力。2013 年，上述50 项先进产业共创造1230 万个工作岗位，占到美国总就业的9%，带动1430 万个相关就业岗位；雇佣全美80% 的工程师；每年创造2.7 万亿美元产值，占美国GDP 的17%，远超医疗、金融和房地产同期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每年出口高达1.1 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美国每年出口总额的60%；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私营部门总投入的90%，每年获批的专利占新批准专利总数的85%；从业员工人均薪酬总额在2013 年达到了9 万美元，是其他产业雇员平均薪酬的两倍。[1] 环顾世界，美国同时具备拥有尖端技术、市场需求、人才和企业家精神等重要条件，是最有可能爆发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
在技术创新积聚期，极少数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和附着在技术创新之上的金融资本家攫取大部分创新和增长红利，令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以“数字化生产”、新材料、新处理程式、智能件和网络等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美国发轫，将极大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面貌和生产方式。[2] 虽然技术进步最终能惠及普通民众，但在技术不断升级、跃进的阶段，极少数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和附着在技术创新之上的金融资本家获利更大。目前，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60% 的财富是以自有房产形式存在，企业股权、金融证券等投资仅占家庭财富的12%，而家庭财富排在前1%的最富有阶层47% 的财富来自企业股权收益和其他房产投资，27% 的财富来自股票、信托、共同基金等金融资产，自有住房仅占9%。[1] 2010-2013 年，美国股价平均大幅上涨39%，令金融资产占家庭财富主体的富裕阶层受益颇丰，而同期房价平均仅上涨8%，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资产未有明显改观。[2]奥巴马总统曾坦言，美国最富有的10% 的人口不再是拿走全部收入的1/3，而是拿走了一半。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30 倍，如今已高达273 倍。[3] 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因美国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富人财富暴涨的问题进行激烈讨论。他们普遍担忧，消费能力差距使得美国低产及中产阶级无力提高其生活水平，而股市中80% 的财富由占美国人口10% 的富人掌控。[4] 要想扭转目前美国社会出现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打通美国民众从底层走向顶层的通道，增强社会流动性，需要对美国的分配、福利、移民、医疗等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美国《赫芬顿邮报》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社会不公平现象并非自然产生，美国政府需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改变将资源更多地分配给经济精英或富裕阶层的状况。”[5] 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 月20 日的国情咨文中坦言，美国已“彻底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现在到了采取更多政策帮助中产阶级家庭的时候，誓言要重建中产阶级，扭转经济上两极分化的趋势。[6]2015 年2 月2 日，奥巴马向国会提交总额约4 万亿美元的2016 财年预算案也体现了“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执政思路。[7] 但在当前民主共和两党党争激烈、府院恩怨难绝的政治背景下，对于只剩下不足2 年任期且跛脚严重的美国总统来说，成功推动任何实质性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社会分配领域的改革往往涉及到制度层面的调整，改革的阻力相当大。
多重因素削弱通胀上涨动力。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开采、大量失业及隐性失业人口压低工人工资、技术进步和数字化生产压低了生产成本。[1] 美国政府一直未放开能源出口限制，美国本土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油气资源在美国积聚，压低了国内能源价格。2015 年以来，美油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差值已收窄至3.18 美元。[2] 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从2005 年的9 美元/ 百万英制热量单位降至2012 年的2 美元/ 百万英制热量单位，这一价格仅相当于英国的1/3 和亚洲平均水平的1/5。天然气价格下降带动了发电成本的下降，预计2035 年美国平均电价将比现在低10%。美联储在2014 年的一项评估中测算，页岩气革命将拉大美欧天然气价差，自2006 年以来，这种价格差异使得美国制造商的产出扩大3%，投资增长10%，就业增加2%，对具体能源行业的影响更大。廉价气使美国尿素生产的毛利率达40% 左右，盈利水平超过了中东的初级能源加工业，而同期欧洲、亚洲的大宗基础化学品几乎全行业亏损。能源供给的充裕大幅降低了国内能源成本，降低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成本。根据美国劳工部2013 年8 月发布的《制造业成本比较》报告，2012 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为工人支付的成本总额为35.67 美元，低于德国、加拿大和法国。在2000—2012 年的12 年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为工人支付的成本总额增幅为43%，远低于巴西（158%）、韩国（115%）、意大利（105%）和加拿大（100%）。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研究报告称，美国在劳动生产率、供应链、后勤保障方面存在优势，加上其他有利因素，到2015 年许多产品在美国生产会比在中国生产成本更低；2020 年前，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中的10%—30% 将由美国生产。未来，随着美联储持续收紧银根、压缩资产负债表和持续加息，以及国际油价长期保持低位，美国国内通胀更难有上涨动力。对油价未来走势，国际能源机构（IEA），美孚、英国石油等大型石油公司，华尔街投资机构及沙特等石油主产国普遍认为，由于生产惯性，美国油气产量将在今明两年达到峰值，油价出现“V 型”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较小，短期油价回升到去年早期的100 美元/ 桶水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未来2—3 年国际油价可能保持在50—70 美元水平。美联储用来测定投资者对2020—2025 年通货膨胀率预期的长期通胀指标“5 年期盈亏平衡利率”在2015 年3 月31 日已降至1.51%，甚至可能面临通缩风险。[1]
三、影响“新常态”前景的不确定因素
历史经验表明，劳动生产率跃升和经济周期变化背后的最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未来打破美国经济“新常态”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于美国是否会出现重大的科技革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白宫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JasonFurman）2015 年3 月30 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演讲中称对美国经济未来保持谨慎乐观，谨慎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2]
在奥巴马政府的制造业振兴战略扶持下，部分制鞋、包装等低端制造企业复活，但其生命力和活力有限，不可能对经济提供长期的支撑力。美国经济从“新常态”跃进到更高一级发展状态的关键推动力是美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者。2014 年，为抢占智能制造这一未来产业的竞争制高点，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战略，即美国版的“工业4.0”。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发布的《工业互联网研究报告》称，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的成功实施将为美创造15 万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再造一个美国。[3] 未来，美国能否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否继续获得政策和资金支持。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推动科技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创新。2011 年2 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长和繁荣》，把发动清洁能源革命，加速推进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及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扩大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应用，发展空间技术和提升应用水平等作为国家优先突破的领域。6 月，奥巴马推出“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重点关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制造产业、新一代机器人、创新型节能制造工艺及先进材料等领域的发展。[1] 奥巴马在2012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通过税收优惠“夺回制造业”，并为高科技制造商加倍减税；在2013 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政府将新建3 个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他呼吁国会迅速行动，在全国创设15 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确保由美国来孕育下一场制造业革命。[2] 在2014 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将再增设6 个高科技制造业中心，强调要借发展先进制造业来增强美国的竞争优势。[3]2013 年4 月，奥巴马政府公布《2014 财年预算案》，称将投入29 亿美元用于先进制造研发，支持创新制造工艺、先进工业材料和机器人技术，将美国打造成制造业“磁石”。[4]2014 年3 月出台的《2015 财年预算案》，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制造业和清洁能源，提出未来10 年将建立45 家先进的制造业中心。[5] 美联储的多轮量宽政策营造了低利率的融资环境。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估计，得益于量宽政策，美国企业2011 年支付的利息较2007 年减少1.5 万亿美元。[1] 然而，随着赤字财政的收缩和量宽政策的逐步退出，2016 年美国政府面临换届选举，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国家强干预能否在2016 年大选之后继续存有一定变数。国内政治左右“极化”的趋势并无好转，两党相互攻讦、相互掣肘、相互否决，严重制约了经济革新与社会进步。如果奥巴马总统8 年任期结束后共和党上台，新一届美国政府调整国家强干预政策，有可能回摆到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共和党政策的核心理念），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创新亟需的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可能会因此减弱。
第二，能否为科技创新拓展更加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是创新的重要拉动力。金融危机对美国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造成较大冲击。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失业率的下降，股市和楼市的再度繁荣，消费信心和实际支出开始恢复。与激活国内需求同样重要的是拓展外部需求。近来，美国政府已明显加快了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美国2012 版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新贸易规则的谈判，其根本目的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构建符合美国发展利益的规则体系，让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继续处于有利位置，继续维持全球和地区规则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但从谈判进程的艰难和反复过程看，其他谈判国对美国的谈判要求还是抱有较大疑虑的，担忧国内产业和对外贸易会受到冲击，担心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在缺乏政府保护的情况下陷入发展陷阱。美国重塑国际经贸版图的努力可能会遭到新兴经济体的抵制和反对。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保护本国制造业，美国出台了一些保护举措，如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规定, 由该法案出资的公共建筑和公共工程中要使用美国生产的钢材、铁和制成品，政府部门必须采购美国生产的纺织品和服装等[2]，这引起了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广泛批评。第三，能否继续“心无旁骛”地发展国内经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之所以能较快恢复，与对外战略适度收缩、集中力量振兴国内经济有关。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抛弃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推崇“巧实力”外交，改战略扩张为战略收缩，鼓励盟国和友邦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这虽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内外困境的无奈之举，但客观上确实有利于美国政府将政策重心聚焦于国内，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不断整固，美国的战略自信心再次膨胀，美国战略界已开始喊出“美国又回来了”的口号，呼吁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事务。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称，美国经济复苏后，需在亚洲发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作用，制定新时期的欧亚大战略，为制衡中国在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态势，扮演好“离岸平衡手”角色。[1] 再度加大对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的干涉力度，势必会分散美国政府解决国内经济难题和推动创新的精力，在客观上延长“结构转型期”与“技术创新积聚期”持续的时间。对此，美国民众已表露出担心。《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14年共同进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美国民众希望美国将政策聚焦于国内问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度。受访者中呼吁美国降低在国际事务中活跃度的占47%，明显高于2001 年、1997 年和1995 年同类民调结果。[2]
【完稿日期：2015-6-30】
【责任编辑：吴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