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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昆明市周边县、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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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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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志涛,郎 微?,普桂林,岳 攀,潘 壮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原因。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给城市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该论文采用访谈法、实地调查等方法,旨在探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机遇与挑战,力图找到一些解决市民化困境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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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 (2015)04-0006-05

 收稿日期:2015-03-02   修回日期:2015-03-17   网络出版时间:2015-07-03 17:18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基金项目(ky2013-087)。

 作者简介:缪志涛(1993—),男,云南宣威人,主要从事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郎微(1995—),女,云南昭通人,主要从事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703.1718.007.html

一、农民工市民化现状

作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首要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步履维艰。为了更好地了解云南昆明及周边县、区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笔者在对呈贡区、晋宁县、嵩明县、官渡区等县、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经济层面

农民工经济融入程度较深,融入能力逐步增强,但与昆明市城市化水平相比,其经济融入能力与经济发展要求之间尚不适应。

(1)劳动力市场层次区别明显,劳动力市场相对不健全。笔者调查数据显示,昆明市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并不能满足需求,36?33%的农民工自己寻找工作,46?67%的农民工依靠亲朋好友介绍工作。(2)农民工劳动技能不高、市场信息获取渠道单一。(3)经济收入与成本支出不平衡。对晋宁县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占30%,而年储蓄在两万元以下的占62?67%。

(二)社会层面

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具有明确的市民化倾向,但总体上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农民工市民化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

(1)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对嵩明县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占39?67%,同时,有31?33%的农民工并没有采取实质的养老保障。(2) 农民工社会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社会交往范围较窄。(3) 子女教育问题十分突出。

(三)心理层面

农民工传统价值观念转变困难与市民对农民工的心理接纳能力逐渐增强并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处于张弛并进状态。(1) 心理结构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对城里人的心理认同较低。(2) 市民对农民工原有的社会性歧视逐渐弱化,心理接纳能力不断增强。

二、农民工市民化原因及特点

(一)农民工市民化原因

改革开放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起点,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个部分,笔者将通过推拉理论来阐述一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迁入地的吸引因素和迁出地推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拉理论是农民工市民化原因最符合实际的解释。

1?农民工产生的推动力因素

(1)农民告别了传统的土地意识。一直以来,土地束缚了农民的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农业产出和农民投入的时间存在联系,农民在土地上的时间投入,限制了在更广范围上的发展。并且农民经营土地,有着一定的风险。出现“谷贱伤农”现象,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也不能根本消除这一现象的影响。城市化的发展,似乎给农民创造了一个比农业更有发展空间的机遇,农民的土地意识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并在后续发展中发生质的改变。

(2)乡镇企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农民的就业需求。农民工的产生并不是直接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乡镇企业是农民工产生的中间纽带。长期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传统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明显落后社会潮流,农民的利益需求也由乡镇延伸到城市,乡镇企业在与城市的就业机遇竞争中,完全失去以往的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脱离纽带,向真正的农民工转变。

2?农民工产生的拉动力因素

(1)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是农民工产生的主要原因。不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教育质量,城市对农民工群体都具有更显著的吸引力。

(2)城市大量的就业机会是农民工进城的重要原因。传统乡镇企业对农民工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滞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饱和等的综合影响下,已经逐步退出农民工发展的舞台。城市满足了农民成为农民工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寻求城市的发展机遇。

(3)人口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松动是农民工产生的现实因素。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是控制农民进城,防止城市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农业发展来推动工业化。而现阶段,严格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因为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农民进城来填补这些劳动力空缺。

(4)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农民工产生的自我因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更加现代化,交通发达,发展空间很大,一些有志青年很希望在城市里能够找到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施展自己的才能,并且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接受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前程。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特点

(1)农民工市民化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发展。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在城市化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差距,最终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是市民化诱发原因。

(2)由利益驱使向主动转变发展。农民成为农民工的原因,在初始阶段表现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当利益追求到达一定的阶段,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经济利益。在该转变中,市民化由利益诱导转变为主动参与。

(3)农民工市民化经历限制发展、曲折发展和稳步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农民工市民化限制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1951年《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等的颁布实施。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为农民工市民化曲折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主要影响因素是知青返城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为农民工市民化稳步快速发展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4)农民工市民化表现出严重的“半市民化”状态。农民虽然脱离农村,但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并不能完全成为市民,农民工夹在农民与市民中间,处于尴尬的“半市民”状态,脱离农村却难以融入城市,这一现象是农民工自身和传统市民相互之间的影响导致。(5)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自身间接支付成本。市民化成本本来应当属于财政的公共支出,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的短缺,农民工自身对市民化的需求影响,最终形成在市民化过程中,财政负担大部分成本,农民工间接支付适当成本的状态。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析

城市化的深入,必然带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存在不可忽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指的是农民工在与市民享有同等地位、相同待遇前提下,政府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支出。市民化成本主要包括城市医疗、公共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在此,笔者通过下面两个方面的分析,阐述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结果。

(一)年平均成本比较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在年际、代际、地区和城市层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市民化年平均成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表1),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明显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其压力正在以更高的速率降低。

(二)社会保障成本比较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极大部分由政府来承担(公共支付成本),其他少部分由农民工自身来承担(个人支付成本)。

从图1来看,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成本支出中,公共支出与农民工个人支出比例是93∶7,东部、中部和西部也总体维持这个比例。就这一点来探讨,公共支出力度明显不足,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农民工并不能无偿参与市民化过程,反而存在较大压力。市民化社会保障成本的支出,也即实现公共支出买单,是城市化进程的目的和要求。虽然当前公共支出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较大,但就经济来比较,社会保障支出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一大障碍,这一障碍的解决在于政府转型、制度改革(尤其是户籍改革),其本质上依旧是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对市民化的人均支出是13?1万元,个人支出是1?8万元,并且个人支出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的个人年人均支出额达到2?8万元。就本论文的研究范围来分析,以昆明市2014年5月1日实行的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看,一类地区(包括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和安宁市) 为1420元/月、12元/h,二类地区为1270元/月、11元/h,三类地区为1070元/月、10元/h。将昆明市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1420元/月与西部地区市民化个人年人均支出的2?8万元进行比较,可以明确得到,个人支出大约相当于19?718倍的最低工资标准。通过以上分析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更多体现在农民工自身的不利地位,这一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应当更多地依赖国家财政。

四、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对策

市民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遭遇到种种困境。这些困境的出现依赖于市民化过程,同时,这些困境的有效解决又是市民化发展强劲的推动力。在这一部分,笔者将比较详细地阐述市民化过程存在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一)市民化困境分析

1?城市化水平与市民化矛盾

我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进行的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53年的13?3%上升到2010年的49?7%。自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专家称2013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 ~52%(图2)。但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依然是低层次、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城市化过程过于注重城市发展,忽略了农民工亟待解决的市民化问题。

2?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与信息不充分

农民工就业市场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困境似乎是必然,尤其是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多混乱。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大范围扩大农民工的信息来源,农民工的就业信息还是主要依赖传统方式,并没有形成开放、系统的就业体系。

3?技能培训机制不健全

较低的职业技能导致较低层次的工作待遇,这样的现状最本质的原因是技能培训机构的不足或者不健全。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在接受岗位之前,并没有参加过专业、系统的职业培训,这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困境之一。农民工自身不愿意自己为技能培训买单,但职业技能培训不是公共产品,农民工根本不可能“搭便车”,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国家、社会、农民工群体的协调是分不开的。

4?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

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为农民工入城的主要原因,但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又是市民化的一个难题。经济收入低使得农民工子女入学选择面窄,导致与预期结果相悖,农民工教育问题陷入极度恶性的循环,这也是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5?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局限

农民工社会文化生活单调,社会交往范围狭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观难以向市民转变,这是农民工自身因素的限制。农民工普遍存在以打工为生的心理,其行为围绕打工进行,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没有创新性。

6?户籍制度的问题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一大难点。农民工的自治组织可以分为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两者对于农民工来说都是封闭的。就自治组织的封闭性而言,两者都受政府的领导,甚至成为政府的附属,而不是真正的自治,成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结构。

(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面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存在的众多困境,只有找到一个切入点,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化解城市化与市民化的矛盾,才能解决我国目前逐渐变缓的市民化速度。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制度改革与创新

(1)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无疑是我国市民化困境最为深刻的因素之一,深入户籍制度改革也是社会和广大农民工深为关注的问题。户籍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农民工难以享受市民待遇正是由农民工农村户籍造成的。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只有通过户籍改革,并且是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为加在农民与市民身上的标签,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镇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心理压力,才能使农民工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入城市、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公共福利。

(2)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建立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同时,又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异,很大程度表现在社会福利方面。深化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符合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也是共同福裕、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3)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制度创新

目前,是我国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的重要时期,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解决,政府是最有保障的后盾。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善,宪法精神,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职责并没有充分实现,这是政治制度改革的关键。只有真正建立法治社会,改变传统行政至上的制度现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与危机,推动城市化与市民化进程。

2?法律知识宣传

以法治国是我国当前的社会建设任务。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就社会整体而言,我国公民还处于法律意识发展的低层次阶段,尤其是社会底层公民还基本都是法盲。要解决市民化困境,必须对社会进行普法,让法律理念、法律意识深入人心。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还存在极大部分法盲、半法盲(笔者以《合同法》进行调查,结果如图3)。加强法律知识宣传、开展普法活动,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必要措施。

3?城乡结构转变

目前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单向一体化,政府鼓励农民进入城市,却限制市民转入农村,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双向一体化是完全不同的。打破单向一体化,实现农民与市民的自由转换,才能更好地促进城乡发展,逐步实现农民与市民的融合,最终建立高层次的城市化,用发展来解决市民化的矛盾。

4?国家政策支持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纲领性措施。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总而言之,要解决市民化困境,必须从制度和非制度方面双管齐下,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调动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分工与合作。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困境,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五、结束语

城市化是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引导力,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就目前来看,城市化与市民化进程并不完全协调。农民工市民化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进程中必经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影响着着整个社会的城市化发展程度。农民工市民化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必须肯定农民工对城市化发展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我国桥头堡战略和第二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尤其要重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只有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新时期“三农” 问题的间接解决途径。只有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将农民工成功转变为市民,解决市民与农民工、农民工与农民的矛盾,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的模糊界限,才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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