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炳禧
[提 要] 近期，世界经济呈现温和复苏、增长分化的新走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道扬镳”。同时，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牵动全球市场的“神经”，美元汇率持续上扬，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新兴市场跌宕起伏。世界经济处于新的十字路口，未来走势关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应准确研判世界经济走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妥善应对，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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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世界经济、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中国经济
[作者简介] 甄炳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15)1期0058-17
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旧的问题尚未完全消退，新的难题又浮出水面。全球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冲击影响加大。世界经济形势纷繁复杂，不仅增加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而且向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新挑战。
一、世界经济走势分化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表现“平庸”和不平衡，主要经济体呈现出经济走势分化的态势。
（一）全球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2014年岁末，国际机构发表的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世界经济缓慢增长态势可能持续较长时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率将为3.3%，与2012年的3.4%和2013年的3.3%基本持平；2015 - 2019年这一增长率将为3.8%至4.0%，难以恢复2004 -2007年5%的增速，但将回归年均增速3%以上的运行轨迹。IMF总裁拉加德表示，这种增长率在近几十年是常态，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3.2%，90年代是3.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显示，过去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比2000-2007年低1个百分点以上；2015 - 2016年全球年均增长率将分别为3.7%和3.9%。联合国在《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报告中表示，世界经济长期“平庸”增长的忧虑在加大，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的风险在提高，主要新兴经济体持续趋缓愈加明显。
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危机前的发达国家泡沫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方式也不可持续：二是危机后各类经济体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远未到位，尚未出现显著的新经济增长点，也难以形成颇具规模的新产业群；三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已经并将继续加剧全球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波动；四是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快，科技对生产总体影响减弱，劳动生产率增长回落，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从过去的4%下降至3%；五是国际贸易增长持续趋缓，2012-2014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率为2.3%至3.0%，低于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与危机前的二十年大相径庭（当时全球贸易增速比全球GDP快两倍多，年均增长率率分别为6.8%和3%）。英国《金融时报》社论称，全球贸易增速通常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现在却低于GDP增速，这是40年来首次出现的局面。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指出，世界经济陷入“平庸”增长状态，一方面，各国必须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包括债务积压、高失业率等；另一方面，经济前景不明朗，潜在增长率已经下调，而经济前景的恶化影响到当前的信心、需求和增长。不过，近期全球经济再陷危机的几率不大，因为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完成去杠杆化，财政拖累较小，货币政策总体仍然有利，积极财富效应有助于消费增长和投资扩大。同时，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结构性改革和稳健宏观政策，保持较强劲经济增长。
（二）美国经济提档加速
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并将持续多年。美国2014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 2.1%、4.6%和5.0%：全年有望达到2.5%。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从“二档”（2010左右）提高到“三档”（3010左右）。据IMF预测，2015 -2018年，美国GDP增长率将分别为3.1%、3.O%、2.9%和2.8%，高于2000-2013年的1.7%。与此同时，美国劳动力市场稳步复苏。2014年11月美国失业率已降至5.8%，为2008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同年前11个月美国新增就业人数达265万，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达24.1万，为1999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IMF认为，美国已经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是该组织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做出这样的判断。
近期美国经济增长将主要得益于“内生动力”拉动。一是消费将继续成为主要增长动力。美国就业改善、家庭财富净增及财务状况改善，有助于消费继续增长。美国家庭去杠杆化已经基本结束，杠杆率接近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未来居民信贷需求有望进一步上升，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具有更坚实的基础。二是企业投资将成为增长的新动力。由于美国大型企业手中握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闲置资金，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有2.8万亿美元作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存入美联储，意味着贷款条件将改善，企业固定资本投资蓄势待发。三是公共部门财政对经济的拖累明显减轻。2014财政年度，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为4830亿美元，较上一财政年度缩减29%，占GDP比例降至2.8%，为2007财年以来最低水平。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预测，2015财年至2018财年，这一占比将保持在2.6%至2.9%之间，低于2009财年9.8%的水平。此外，美国非常规能源繁荣及国际油价下跌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IMF最近将其对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由此前的3.1%上调至3.5%，很大程度上与预计美国能源成本降低相关。然而，美国经济也面临下行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元升值等不利于出口扩大；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201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掌控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成为“跛脚鸭”总统，两党政治极化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加深，这些将造成经济政策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欧元区经济趋于停滞
2014年前三个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分别增长0.3%、0.1%和0.2%（同比分别增长1.0%、0.8%和0.8%）；据OECD预测，欧元区经济2014年全年增长率将为0.8%，2015年和2016年增长率将分别为1.1%和1.7%，这是欧元区经济近三年来首次恢复正增长。近期经济复苏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一是金融市场条件逐步改善，融资成本降低；二是财政持续性改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进一步下降；三是欧元贬值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也有助于欧洲经济复苏。此外，2014年11月底欧洲委员会推出一项3年期投资计划，欧盟和欧洲投资银行将出资210亿欧元作为担保基金，通过15倍的乘数效应，撬动3150亿欧元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及小企业创业投资。然而，欧元区复苏势头依然不足，GDP仍低于金融危机前峰值水平，近期仍面临许多下行风险。一是通胀率持续走低。二是结构性问题削弱其经济活力，私人消费增长继续受失业高企和收入疲软等问题的制约。三是银行业风险犹存；欧洲外围国家银行坏账率高企，银行去杠杆化过程缓慢，信贷难有起色。四是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扩张空间。由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主要国家对财政政策存在分歧，特别是德国主张紧缩财政政策，欧元区难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五是全球需求疲软和地缘政治紧张，也将拖累欧元区出口和经济复苏。
（四）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2014年前三个季度，日本GDP增长率分别为60%、-6.7%、-1.9%，出现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第四次衰退。上调消费税是2014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推手，安倍政府4月份将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分别下降18. 6%和17. 9%，第三季度私人消费仅增长0. 4%。
由于日本经济重新陷入衰退，许多民众认为“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经济学家也对“安倍经济学”感到失望。天普大学东京分校教授杰夫·金斯顿( Jeff Kingston)认为，现在是时候说“安倍经济学”失败了；经济衰退意味着安倍未能实现增长，而且他也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令人失望。连“安倍经济学”的设计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滨田宏-( Koichi Hamada)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也不太高，他对货币宽松、财政灵活性和结构性改革这三支箭的打分分别是A、B、E，合起来恰好是安倍晋三的姓( Abe)。但他也为“安倍经济学”辩解，坚称增税措施从来都不是“安倍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经济衰退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挫折，央行向市场注入更多现金，将会重新带来增长。东京法政大学的经济政策专家小峰隆夫( Takao Komine)表示，迄今为止，“安倍经济学”只是小打小闹，其成败取决于安倍政府是否推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基于“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增大，2014年12月初，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日本信用评级下调至A1。穆迪调降日本评级的原因：一是日本实现减少赤字目标的不确定性加大：二是在通缩压力下，日本促增长政策的时机和效果充满不确定性；三是日本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攀升和债务负担能力降低的风险提高。
（五）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成为“新常态”
近三年来，IMF已六次下调新兴市场增长预测。据IMF预测，201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为4.4%，低于2012年的5.1%和2013年的4.7%；2015 - 2018年，其年均增长率将为5%，低于2003 - 2007年的7%。英国《金融时报》社评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正处于金融危机过后的最低谷，进入一个较低速度增长的新时代，“这是新的常态”。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不久前也表示，新兴经济体的中期前景出现了“相当大的格局变化”。这主要归因于主要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等因素趋于终结，持续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顺风”转变为“逆风”。IMF副总裁朱民指出，过去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四个有利因素正在消退：一是中国经济已从长达10年的两位数增长率（这种快速增长支持了其他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下降到7%至8%之间；二是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的周期（有利于资源富集国家）已经结束；三是按历史标准看极为宽松的融资条件已开始消失，全球利率在上升；四是过去两年国际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下降，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比例会出现显著逆转，再度回到过去10年的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经济走势出现“分化”。一方面，中国和印度仍保持中高速增长。据世界银行预测，2014年中国GDP增长将达7.4%：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使经济纳入可持续增长轨道，2015 - 2016年年均增长率将继续稍高于7%的水平。印度经济改革对投资利好，农村收入提高和通胀率下降有助于消费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也将扩大，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虽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也将制约内需增长。据OECD预测，印度GDP增长率将从2014年的5.4%提高至2015 - 2016年的6.4%和6.6%。另一方面，巴西、俄罗斯面临经济滞胀（近乎零增长和高通胀并存）、货币贬值、资金流出等多重困境。OECD《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巴西2014年上半年出现短暂的经济衰退，第一、二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 0.6%、- 2.3%，下半年开始复苏，全年增长率仅为0.3%；2015-2016年增长率有望分别达到1．5%和2%。其经济下行因素主要包括：货币和财政紧缩、投资和消费不振、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外需减弱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俄罗斯经济离衰退仅一步之遥，据OECD预测，2014年俄罗斯的GDP增长率为0.3%，2015年将为零增长，2016年将恢复到1%左右。世界银行最近也将其对俄罗斯2015年增长率的预测从原来的0.3%下调至零增长。俄罗斯经济停滞是内外因作用的结果。从国内看，个人消费停滞，企业投资萎缩；从外部看，美欧制裁和油价暴跌导致出口收缩，卢布大幅贬值引发通胀率飙升。如果油价继续下降，美欧制裁影响增大，以及资本外流加剧使政府加强资本管制，挫伤投资信心，俄罗斯经济将可能完全陷入衰退。2014年12月中下旬，俄央行预测，如果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60美元，2015年俄经济将至少萎缩近5%。总统普京也告诫，俄罗斯要做好应对两年经济衰退的准备。
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道扬镳”
鉴于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差异和面临不同的难题，各国的货币政策取向也出现明显的分化。
（一）美国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长期过程
2014年10月29日，美联储旗下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在召开政策例会后，正式宣布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货币政策；并称停止购债后何时开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将主要取决于实际经济形势，如果就业市场改善和通货膨胀继续低于2010目标等进展好于预期，FOMC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时间将比目前预期时间提前，反之亦然。美国企业界和IMF、OECD等国际机构大多预期2015年下半年美联储将开始提高政策利率。据OECD预测，美联储可能将政策利率从2015年6月的0.25%逐步提高到2016年12月的2.25%。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将大致分三步走。一是正式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二是可能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提高政策利率；三是逐步缩减其巨额资产负债表。整个过程有可能持续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首先，退出QE3并不意味着完全退出QE。其次，美国即将进入提高政策利率的周期，但在开始时间、提高幅度及进度等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美联储采取具体行动，既取决于美国经济就业实际表现，也需考量加息行动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再次，缩减美联储巨大的资产负债表是个难题，要寻找到大买家绝非易事，银行和对冲基金不愿把当初卖给联储的资产重新购进，因此，卖出债权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二）欧元区实施“欧版”量化宽松措施
2014年6月和9月，欧洲央行先后两次降低政策利率。同时，欧洲央行实施欧洲版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了三项计划：一是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二是购买私营非金融部门的资产支持证券(ABS)；三是购买欧元区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的欧元计价的资产担保债券。三个项目预计将使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增加1万亿欧元，扩大到相当于2012年初的3万亿欧元的规模。2015年初，欧洲央行将对正在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进行评估，如果资产负债表规模未能达到上述目标，或者欧元区通胀过低，将采取更多的宽松货币措施，包括购买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券。然而，欧元区内部对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也出现分化，德国通过审慎和责任主张来抑制这一方针，欧洲央行决策层在购买主权债券问题上也有分歧，因此，欧洲央行在以多大规模来购买主权债券方面依然犹豫不决。
（三）日本扩大“量化质化宽松”规模
所谓“量化质化宽松”( QQE)指的是日本银行的一种货币政策措施，即在直接通过购买债券增加金融市场上的现金数量的同时，改变所持证券的结构（种类）和到期时间。2013年日本银行就推出“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射出的“第一支箭”。2014年10月31日，日本银行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扩大“量化质化宽松”规模的计划：首先，日本银行将每年货币基础规模从原来的60万亿日元（约5340亿美元）至70万亿日元（约6230亿美元）扩大到80万亿日元（约7124亿美元）；其次，日本银行将每年购买日本政府债券的规模从原来50万亿至60万亿日元扩大到80万亿日元；第三，日本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券期限从7年延长至7 -10年；第四，购买国债采取“开放式”做法，即不设定购债持续时间，直到日本经济好转和通胀率稳定地达到2%的目标为止。另据OECD预测，在2017年前日本银行将把其政策利率维持在0.1%的低水平。然而，对于饱受两个“迷失的十年”困扰的日本经济而言，囿于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高达约240%，财政手段已经捉襟见肘，安倍政府难以再推出实质性财政刺激计划，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履维艰，而政策空间日益趋窄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举措能否独力支撑日本经济复苏，依然充满变数。前IMF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指出，尽管日本政府推出了以新的“量化质化宽松”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2.0版”，但从长远看，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改革，“安倍经济学”升级版将不可能成功。
（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取向“分化”
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增长，并应对日本“量化质化宽松”政策冲击，开始放松其货币政策。中国央行于2014年1 1月下旬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土耳其央行2014年5月将其政策利率下调50个基点。另一方面，许多新兴经济体政策趋紧。巴西为抑制高通胀，2014年三次上调政策利率，达11.25%。印度和南非央行为防范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提高政策利率，其中印度的基准利率达8%。12月15日，俄罗斯金融市场卢布汇价和股市价格均大幅“跳水”，俄罗斯央行深夜将政策利率从10.5%上调至17%，这是俄央行年内第六次加息，加息幅度之大也是俄罗斯最近历史上罕见的。但这一举措未能阻止卢布剧烈下滑，16日卢布汇率曾一度跌至1美元兑80卢布。
三、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
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和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背景下，全球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涨落互见，新兴市场已经并将进一步动荡。
（一）美元汇率不断上扬
美元近年来持续走强，截至2014年12月19日，美元兑主要货币汇率名义指数为85.0187，比2013年12月31日(76.1999)上升了11.6%，创2009年3月12日以来新高。未来美元仍有进一步升值的可能，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美国在经济增长和活力方面表现优于欧元区和日本。欧元正在“沉沦”，因为整个欧洲大陆经济陷于停滞；日元一路向下不回头，因为“安倍经济学”遇到了麻烦，经济再度陷入衰退；美国经济稳步复苏，加之页岩气革命改写美国能源版图，巨大的页岩气储备和能源价格下跌，大大提升了美国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二是美联储与日本银行、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分道扬镳”，在日、欧两大央行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美联储在终结量化宽松后采取加息举措，这将吸引更多资本流向美国并购买美元资产，从而进一步推高美元价值。三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相对小于欧元区和日本。这类似于“矬子里拔大个儿”的游戏——日本和欧元区都有各自难以解决的麻烦，如沉重的债务负担、过度的福利系统以及人口老龄化，相比之下，美国受这些结构性瓶颈制约小些，便在不那么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了。四是美国综合实力依然无与伦比，这也是美元相对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强势的根本性因素。
（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行
自2011年底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以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就不断下跌。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下跌最为显著。截至12月29日，国际油价跌至2009年5月以来新低，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到53.61美元／桶，比6月峰值（107美元／桶）下降50.1%；伦敦洲际交易所(ICE)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降至57.88美元／桶，跌至2009年7月以来新低，比2014年7月峰值（115美元／桶）下降49.7%。同时，11月底国际市场金属矿物和粮食价格分别比2013年底下降9.8%和13.0%。据世界银行预测，未来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仍将下行。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和全球需求继续疲软，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供过于求的态势将会持续。国际能源署最新的《世界能源展望》显示，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液供应可能从2013年的5050万桶／日增至2020年的5610万桶／日，这一增量中有64%来自北美；同时，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基本保持稳定。2014年12月下旬，欧佩克的实际领导人、沙特石油部长阿里·纳伊米表示，即便油价降至20美元／桶，该组织也不会减产。二是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属于反相关的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为-1代表完全负相关。在2014年下半年的100天内，彭博大宗商品指数和ICE美元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 95，这意味着美元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几乎是亦步亦趋。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美元汇价上升势将继续压低大宗商品价格。三是与历史水平相比，目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偏高。据世界银行《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2014年能源、粮食和金属价格分别比2000 - 2002年价格水平高150%、60%和80%，显示这些价格仍有下降的余地。目前看，国际油价每桶60-70美元的中高水平可能成为“新常态”。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王政策研究所主席尼克·巴特勒预测，随着欧佩克时代结束，每桶60 -70美元的油价看似正成为新的基准。
（三）新兴市场波动性上升
新兴市场更容易遭受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冲击，因为它们目前吸收的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证券投资的比例比过去大得多。这种更强的联系使资产价格变化和波动的同步性增强，加上美国货币政策的预期正常化，已增大市场和流动性风险，并损害金融市场稳定。自2013年5月下旬美联储暗示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以来，新兴市场跌宕起伏，已发生至少三波市场波动、货币贬值和资金外流。一是2013年5月到6月，新兴市场股价下跌10%：二是2014年1月，新兴市场股价又下跌近10%；三是2014年10月，美联储释放结束QE3和未来加息的信息，引发新一轮资金外流，国际投资者从非洲、拉美、东欧和亚洲的股市撤出的资金达90亿美元，为一年多以来规模最大的资金外流。另外，由于美元强势和油价暴跌，新兴市场货币进一步贬值。2014年9月至11月，摩根大通( JPMorgan)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汇率指数下跌近8%，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下跌17%，而俄罗斯卢布汇率下挫近一半。
随着2015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将再起波澜，特别是脆弱经济体将遭遇新一轮冲击：资金流出、货币贬值，经济进一步放缓。据IMF估算，如美国政策利率上升1%，3个月后其他国家利率将提高0.3%；8个月后拉美、亚洲和欧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将分别下滑1%、0.8%和0.5%。另外，美元持续坚挺将加大新兴经济体债务负担和金融危机风险。国际清算银行在2014年第四季度报告中警告称，近年新兴市场企业背上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美元持续反弹可能损害某些企业的信用度，从而暴露出新兴市场的金融脆弱性。该报告显示，新兴市场共发行了2.6万亿美元的国际债务证券，其中四分之三以美元计价；跨国银行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发放的跨境贷款在2014年年中总计达到3.1万亿美元，这些贷款大部分以美元计价，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国家的本币继续兑美元贬值，那么许多公司的信用可能会降低，并有可能导致相关国家金融状况收紧。美元坚挺可能使新兴市场资产承受缩水压力。传统上，美元走强被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出现动荡的预兆，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新兴经济体整体近期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一是美元利率和汇率近期升幅将有限；二是欧、日央行继续实施量宽货币政策，可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三是新兴市场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多数国家实施自由浮动的汇率政策，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此外，美联储更注意改善政策沟通，其前瞻性指导的效果提高，市场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化了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因此，美联储采取加息等举措不至于引发市场崩盘。
四、中国的政策选择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机遇与挑战并存，如能妥善应对，趋利避害，机遇将大于挑战。
（一）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和欧洲经济整体走出衰退，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条件。美国和欧元区占全球GDP的40%以上，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其经济形势好转将成为中美、中欧扩大和深化合作的重要契机。第二，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导致美元升值，有助于加强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保值和安全性。第三，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可减少中国能源和原材料进口费用，降低国内生产成本，有助于控制通胀。更重要的是，市场供大于求，行情利于买方，如善加利用，将有助于提高能源资源安全和金属、矿物交易定价权。第四，多数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和资金匮乏，对中国市场和资金的倚重加大，将为中国进一步“引进来”和“走出去”拓展新机遇。
挑战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外部经济环境仍然相当严峻。发达经济体患上了“慢性需求不足综合症”，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放缓，不仅会影响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还会导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第二，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造成的频繁波动性，将波及中国金融市场。第三，美元坚挺对中国也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由于在人民币的外汇“篮子”里，美元权重最大，美元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兑其他货币升值，如人民币兑日元、欧元及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升幅较大，不利于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第四，日本央行扩大“量化质化宽松”规模，导致日元大幅贬值，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货币战，不少亚洲国家采取竞争性贬值的对策，这将不利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汇市稳定和贸易正常运作。
（二）中国的对策思路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大衰退”周期虽已结束但新一轮增长周期姗姗来迟，结构性转型虽已启动但远未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已露头但规模效益遥不可及。未来前景充满变数，只有增加足够的新动力和正能量，才能推进新一轮增长，否则全球经济将继续蜗行牛步，甚至停滞不前。全球经济走势攸关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宜准确研判世界经济走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加强谋划，综合施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合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专心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国经济，并为世界经济稳步发展增加正能量。
第一，弥补国内经济短板，夯实长期发展基础。从主要经济体增长分化两端看，国内体制和政策的稳健至关重要，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是增长的主动力和防范外部冲击的主堡垒。在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同时，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提高增长内生动力，提高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加强防范和管理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尤其是妥善应对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风险。
第二，善用经济资源，推进全球务实合作和金融体系改革。在一些主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倚重加大的新形势下，发挥自身市场和资金优势，加强国际务实合作，经营好并创建更多的诸如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制。从长远看，通过上述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扎实、渐进和稳妥推进世界金融秩序的改革。
第三，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规则制定，努力增强中国话语权。引导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团结谋划，着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商签及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对接，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的建设进程。用好主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机遇，因势利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四，扩大并改善中国海外投资布局。中国企业“走出去”应从“粗放”经营转为“集约”经营，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注重质量，增加企业盈利与提高社会效益并重。针对未来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增大趋势，鼓励企业“逆周期”海外布局。与此同时，利用大宗商品消费大国的地位，加强与生产国的合作，强化与消费国的协调，保证大宗商品供应及其价格的稳定。
第五，加强中美务实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和美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0%和22%，是全球增长的“双引擎”。全球经济特别是日欧经济仍在苦苦挣扎，世界更加依赖中美经济的增长引擎。中国应继续善用双边协调机制和多边治理机制，在加强协调合作和管控分歧的同时，积极发现、培育并打造中美两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
【完稿日期：2014-12-30】
【责任编辑：曹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