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从文学作品中取材，今天作者根据《红高粱》改编，对文学和电影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摘要]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已经颇具规模，其自带的“互文性”也已经成为这类影片的一种标志。究其根源，西方国家才是电影改编中“互文理论”的发源地，并且深受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作品主要依靠语言来展示时空的概念，由读者自行领悟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极强；而电影则借助画面与声音的配合演绎故事情节，可刺激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本文对电影《红高粱》和其文学原著进行了详细的对照分析，挖掘文学与电影之间求同存异、相互影响的互文性。
[关键词]文学；电影；互文性；《红高粱》
作者：樊星(新乡学院素质教育中心，河南新乡453000)
《红高粱》是一部十分经典的文学改编电影，其故事情节的原型是莫言所著的《红高粱家族》中的高潮段落，并巧妙地融合了一部分《高粱酒》的情节。莫言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部作品又被改编成电视剧，《红高粱》便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其中余占鳌和九儿之间的爱恨情仇更是被人津津乐道。文学作品《红高粱》堪称莫言的经典作品，更是其成名作，小说内容精致，如同一件经过精工细造的艺术品，又如一杯浓香的咖啡，令人回味无穷。张艺谋在拜读这部文学作品后，便在原著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的人物角色，丰满了其中的故事情节，成功地造就了一部改编电影。电影开篇是以一个小孩的口吻来向观众讲述一段关于“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故事。随着电影剧情的发展，观众已经被生活在高密东北大地上的这些人的生活热情所感染，尤其从主角余占鳌和九儿身上更感受到了无穷的生命力。张艺谋注重电影艺术魅力的直观感受，这种独特的艺术创作角度，更是体现出巨大的艺术魅力。这段充斥了征服与被征服的爱情故事，震撼着每个人的心，这段用生命力谱写的故事，便成为近代国产电影中的一部史诗巨制。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而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是勃勃的生命力，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主角余占鳌和九儿的爱恨情仇是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两人是在九儿的婚礼上相识的，因为余占鳌原本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杠子夫，为九儿抬花轿是他新接的活儿，所以他们的相遇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与余占鳌相比，九儿的身份更好，是当地一家酿酒厂的女主人，但阴错阳差被土匪劫走，最后被余占鳌所救。中间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余占鳌因为被陷害，百般无奈投靠土匪，两个人的感情也因此开始由暗转明。后来高密受到日军的攻击，土匪部队英勇反抗，继而进入影片的高潮阶段。在小说中，重点突出了面对日军入侵，高密百姓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顽强精神，从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强大决心更是令人敬佩和震撼。而电影和小说之所以都用《红高粱》为题，就是因为它是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的一个象征：首先，这种农作物本身就是东北大地上的一种标志性作物，指向性明显；其次，坚韧的“红高粱”更象征着女主角九儿的个性，不但敢爱更敢恨，她爱的是余占鳌对他的情感，恨的是日军对自己家园的侵略，对自己原本和谐生活的破坏。在小说中，莫言特意加工和渲染了红高粱的形象，使其成为叙事中的一个情感象征，为其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电影中，张艺谋导演更巧妙地借助颜色来凸显这一作物的高傲、挺拔和坚韧。画面上一望无际的黑色土壤上满是红红的高粱，不仅给观众以视觉上的冲击，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那种感觉刻骨铭心。红高粱红红的穗便是九儿情感的象征——热情似火，真挚勇敢。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电影与文学作品之间借助“红高粱”这一象征实现了“全面对话”，虽然两种艺术的形态不同，且构建的生存空间各异，却巧妙地实现了多重复合的统一，这就是互文性存在的意义。作品中人物之间的恩怨，家乡人民不畏强权的精神，并有着痛快的义气，体现出作品的基础性描绘，实现古代侠客的一种快意恩仇。在反抗日军的侵犯中，借助于生动的形象，实现情景之间的一种基础再现。
电影取材于文学作品，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空间环境和心理活动的重新构建，在尊重原著文学内涵与中心思想的基础上，拓展其研究视野和对传统文学的包容性，令故事情节更具张力，令其诠释的情感更具多向度的可能性。电影中的“九儿”可谓野性十足，勇敢地打破传统的束缚，大胆并且机智，个性上更胜于小说中的九儿，令本就鲜活的人物变得更加饱满。所以，才能令后来九儿点燃酒坛与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的剧情站得住脚。而从科学角度出发，烈酒其实不会像汽油那样可以通过燃烧引发强大的爆炸效果，但艺术就是这样，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更是对观众心理需求的一种迎合。电影《红高粱》如此之成功也在于其抓住了原著的精髓，为其画龙点睛；而有了文学作品细致的描写与铺垫，电影才能更容易捕捉到这段传奇故事的惊世骇俗之处。
传统小说一般以第三人称为叙事主体，对故事情节进行全视角的叙述，而莫言的《红高粱》则对这种叙事手法进行了突破，从“我”的视角出发展开全文，为读者讲述“我奶奶”与“我爷爷”的故事，这是小说作者对叙述视角的一种创新。首先，叙述眼光与叙述声音不再被叙述者所统一，而是从故事外的“我”的叙述眼光出发，对故事进行回忆，故事中的角色之一“我父亲”从故事见证人的角度出发回忆历史，对先辈的传奇人生给予了不同的认识处理，使得爱情故事与抗日故事同为故事发展的脉络，交错进行，更能够凸显先辈们旺盛的生命力。此外，小说的叙述焦点，即“爷爷”和“奶奶”所经历的历史与“我”所面对的现实相互交织，拼贴在一起，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交错在一起，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构建了一座桥梁。相比文学作品，电影这种表达方式则更加直白。电影《红高粱》由于拍摄的需要，对原著的增删改动较为明显，许多观众在观影后都尝试阅读原著，对比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高粱酒》中的一些故事情节被添加进了电影当中，如发生于酿酒作坊掌柜死后的一系列事件和男主人公余占鳌在高粱地中唱的几段歌曲都来源于《高粱酒》。这些内容的添加使得故事情节更加丰满，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东北大地上的风土人情。
在电影与原著之间的众多不同之处中，有几处改编很值得我们思考。小说中，罗汉是普通的农民，并无任何特殊使命，他代表的是众多朴素的高密百姓形象，而在电影当中，罗汉却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有血有肉的抗日游击队员。一些观点认为，电影导演之所以要对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加工与其政治取向关系密切。《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张艺谋强大的神话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政治性想象力，这体现在九儿嫁入单家，麻风病人被杀死，这从神话性想象力的观点来看，具有非常强烈的必要性。此外，与现实情况所不同的是，高密百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极小，而影片结尾强烈的意象场景正是作者神话性想象力的最佳体现。
《红高粱》的改编具有十分明显的图解式转化意味，同时，也有明显的变形式意味。从变形式转化的角度来看，电影中不仅存在“相似”的变形，也存在超越“相似”范畴的变形。而这种超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影片的故事内容更加丰满，但很容易对原著产生误解而背离了小说作者的写作初衷，造成对原著的扭曲而使其发生变质。电影《红高粱》与原著相比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叙述方式：小说在极力避免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情节的单纯叙述方式，而电影则积极地按照时间顺序对整个历史进行回顾与再现。这种差异受到不同媒介的影响，但并非无法避免。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即根据某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与原著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能否被观众接受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影片对于原著的改编程度，部分电影导演为了追求影片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对原著进行较大的改编，使影片与原著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大相径庭，这往往会引起观众，尤其是原著忠实读者的批评；另一方面，观众对于影片及其原著的关注程度也会影响到影片的反响。观众当中不乏看完影片后对原著产生阅读兴趣的人，这种关注往往来源于好奇心，不会对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差异进行深究。但生活中也不乏抱着忠于原著观看电影的观众，根据笔者自身的观影经验来看，这类观众在观看影片后往往会怨声载道，甚至会将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差异放大，并且将这种差别看作是不好的改编，这类观众就是忽略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过于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异。
电影是众多艺术表达方式中较为直白的一种，集商业性与艺术性于一身，受众广泛且影响面较大，这使得其影响力较其他艺术表达方式更大。电影的制作相当烦琐，命名更是关键，电影作品的名称是其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会首先对观众的感知与评价产生影响，一部成功的影片往往会通过名称在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眼球，其影响力也会自然而然地被提高。《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题目上与原著保持一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原著的影响力扩展到影片上，这也是《红高粱》这部影片在上映前就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关于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这个话题，许多学者都对其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电影的互文性指的是以整个宏观文化体系为背景，文学与电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表达人性时所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方法上的不同，这两种艺术表达方式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就《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及其原著来看，其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小说是作者思想的载体，最能传达作者的主观思想，读者通过阅读能够与作者直接对话，更容易产生共鸣。此外，小说对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描述相比电影则更加细致，深入人物的一举一动，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获得一种阅读的满足感与愉悦感，这是电影无法超越的。另一方面，电影对于小说的互补作用则体现在对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直接的演绎，使故事中的人物可观可感，有血有肉，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通过画面与声音的呈现方式给观众以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
纵观当前的影视行业，电影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提高电影的关注度是许多导演在选取题材时着重思考的问题，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电影的被关注度似乎更为持久。因此，导演在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需充分考虑到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在力求满足众多观众口味的同时，更应该尊重原著，尊重文学作品的作者，并将作者的思想情感通过电影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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