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健词：华老栓康大叔茶客和看客夏瑜
一般认为，鲁迅的作品《药》，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用被反动统治者残酷杀害的革命烈士夏瑜的血，医治他们儿子华小栓的病的故事，展现出革命者进行的活动不为广大人民所理解的悲哀，暴露了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弊端，小说最后以夏瑜的坟上出现了一个花环作结束，表示仍有人在纪念着烈士，以此彰显革命者的血不会白流，革命仍在继续进行的意图。
虽说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篇小说，描写的人物可是不少，其中实写的人物有华老栓一家（华老栓、华大妈和他们的儿子华小栓）、刽子手康大叔、游手好闲的驼背五少爷、惯于阿谀奉承的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以及众多的看客等；虚写的人物则有夏瑜、夏瑜的伯父夏三爷以及红眼睛阿义等。
一
华老栓——愚昧麻木的劳动群众。
华老栓经营着一个小茶馆，勤勤恳恳地劳动，经常熬着夜不休息，省吃俭用攒下钱来为的是给儿子买药治病；然而他又是愚昧落后，精神麻木，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愈痨病的说法，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于是在华老栓身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愚昧麻木本是阻挡革命的障碍必要扫除，然而劳动群众则又是革命需要依靠的对象。
其实，称华老栓愚昧麻木还是有些表面化了。人血馒头可以治愈痨病，现时说来当然是一种迷信，甚至是一种野蛮，彼时将人血馒头作为良药却是不容置疑的常理。何况这样的“良药”又算是一种“国粹”，如同鲁迅先生说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热风·随感录四十二》）由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只是按照惯例行事，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愚昧麻木。
《药》中片段：“‘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现在的读者看到华老栓买药之后怀着如此虔诚的心理，同情之余，不免会为他的愚不可及嗟叹。
可问题是，华老栓的愚昧麻木是怎么来的？追根溯源，这样的扭曲人性当然是一切不合理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摧残、毒害和蒙蔽的结果，岂止是华老栓，更有张老栓、李老栓等无数的“老栓”在这样的传统习俗里生活。就在鲁迅的《药》发表多年以后，作品中攻击的这种时弊依然没有消亡，有一篇署名“洪洪水”写的《二郎庙前杀头记》，报道了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处决犯人的消息，文中有一节标题为“怪哉血馒头”，叙说当时有人以馒头蘸犯人血来吃的事实。（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以后·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直至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仍有某地处决犯人之后，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的现象产生。类似情景不时重现，仅以愚昧落后、精神麻木一言蔽之，未免有些公式化，“残忍”的背后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反映。
华老栓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个愚昧麻木的老实人，更是一个映射出国民劣根性的老实人。如此认识，才会感悟鲁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用心，因为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老实人”，有意无意地成为了阻止社会进步的路障，社会要改革，需要扫除阻拦社会进步的屏障，那就得面对千千万万的像华老栓这样的老实人。华老栓们是必须要荡除的对象吗？这些其实是要拯救的对象呀！对于这样一个两难问题，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弊端，革命者进行的活动不为广大人民所理解的悲哀，就不难理解了。根植于群众头脑里的传统意识，这是革命先驱在短时期内的革命道理宣传就能颠覆得了的么，哪怕是社会制度改变了，也不能将潜伏在民众精神里的痼疾彻底根除，愚昧麻木是表象，国民劣根性（自私、奴性、吃人性和看客性等）才是实质。
二
康大叔——蛮横无理的刽子手。
小说中的康大叔给人的印象就是蛮横无理。吊诡的是，本分的茶馆业主华老栓和凶残的职业刽子手康大叔，原不会有利益共同的交集，却因为“药”（人血馒头）奇怪地结合起来：杀人头，嗜人血，怎么看，都是和残虐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康大叔向华老栓卖药，诈取了华老栓一生的积蓄，但从华老栓从康大叔那里（别无他途）获得救命良药，康大叔也就成了老栓一家的救命恩人，不能不说极具讽刺意义：“‘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药》）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现实，由此，康大叔是“好人”还是“坏人”的界限就显得模糊起来。或许众人对于康大叔的低声下气是慑于康大叔的威势，但对康大叔的毕恭毕敬，就令人不解了，康大叔不是一个刽子手么，对刽子手不应表示愤恨么？其实，不必责怪众人的清浊不分，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老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市面能够维持现状，众人能够安享太平，康大叔们功不可没。如此说来，众人对于“刽子手”的低声下气和毕恭毕敬，还真不是表面的敷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依赖之情的反映。
三
茶客和看客——做稳了的奴隶。
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是一群“无聊”的“茶客”，是做稳了的奴隶，做稳了的奴隶习惯安于现状，对于破坏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便会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所以当他们听到革命者夏瑜要造反（推翻大清王朝），便很显出气愤的模样：“啊呀，那还了得。”又听到造反者夏瑜被牢头红眼睛阿义毒打，就忽然高兴起来：“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再听到被挨打的夏瑜说打他的阿义可怜时，十分不解，最后恍然大悟：“发了疯了。”做稳了的奴隶不过是解放了的奴才，不具备自己的独立性，如同是在阴森恐怖的刑场看热闹的那些“看客”，分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只见他们的后背，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热闹看过之后，就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了，留下的是没有是非评说的空白。
也许，做奴隶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安于做稳了的奴隶的变态，变态所致是长久以来“将人不当人”“不算什么东西”的暴力的结果：“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予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坟·灯下漫笔》）
既然等同于群厩中的“牛马”，也就不会有自立的“人”的思想：“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坟·灯下漫笔》）
与那些已做稳了的奴隶相比，还有一些未做稳了的奴隶，尚在惴惴不安之中，正竭尽全力争取做安稳了的奴隶。鲁迅在《准风月谈·我谈“堕民”》中说道：“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了的。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就此鲁迅感慨：“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解放了的奴才是已做稳了的奴隶，未做稳了的奴隶正竭力寻求做解放了的奴才。
中国的现状，黑暗如同一个铁屋子，找不到一个出入口，面对周围的“铜墙铁壁”，有一种使不出力量的无可奈何，不知身陷囹圄的夏瑜徒叹“可怜”，是否真的只是止于针对牢头阿义而发。
四
夏瑜——陷于“囚徒困境”的革命者。
大家都知道，夏瑜的原型是秋瑾。1911年，坊间曾出现过一部以秋瑾生平为题材的小说《六月雪》，作者署名“静观子”。在“静观子”的笔下，秋瑾根本不是革命家，她的死被写成了是绍兴太守为图自己升官而制造的一起冤案。（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以后·药》）时隔八年之后的《药》（1919年5月发表），纠正了《六月雪》中对于著名女先烈的歪曲，还原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革命志士的精神风貌。
虽然鲁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高，就像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入京和北上》记载的：“不久，鲁迅来京了，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辛亥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曾经使鲁迅十分激动与兴奋，不仅组织群众开大会、发传单、成立讲演队到四乡宣传，还带领过学生武装上街巡逻，以此抵御败退的清兵进城骚扰。不久，与鲁迅相识的同盟会员（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鲁迅于1908年加入光复会）王金发率领部队进入绍兴，自任绍兴军政府都督，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委任鲁迅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其后，鲁迅又出任《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辑。由于王金发进绍兴以后，“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以致人们觉得“情形还是不行……”（《朝花夕拾·范爱农》）但是鲁迅对于先驱者们的英雄作为还是十分敬仰的：“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孙中山逝世的日子），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鲁迅对于故乡的先贤，怀有一种别样的崇敬之感：“鲁迅籍隶会稽，对于乡邦文献，也是很留意的。鲁迅撰集先贤的逸文，足供后人瞻仰景行，所刊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便是一个例子。”（《亡友鲁迅印象记·入京和北上》）所以对于同样是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的同乡秋瑾，抱有敬佩之心是毋庸置疑的。
革命是一次打破现状和安于现状的博弈：现有的秩序打破了，安于现状自然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于是打破现状变成了安于现状的恐惧，必然就有了现有秩序不被打破的阻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矛盾（本是为了解放民众的利益却不为民众所理解），在夏瑜这个人物形象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夏瑜因为一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话，便被众人认为是不可理喻的人。在康大叔嘴里是“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在牢头红眼睛阿义的眼中是“还要老虎头上瘙痒”，在茶客们想来，夏瑜俨然是一个疯子，就是他的母亲夏四奶奶尽管认为儿子的死是冤枉的，但毕竟是做了大逆不道的事，觉得有些羞愧，当然在家族长辈夏三爷看来，夏瑜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引来满门抄斩的危险，不如先告官，免得殃及家族的利益。由此看来，夏瑜面对的（无论是家人还是乡亲，更不用说是政府的鹰犬了）全是不理解或反对他的人，他就像是遇见了鬼打墙，竟不能朝自己想要的目标前进一步：个人的理性引来了周遭人的非理性，清醒的人因为自己的清醒作茧自缚。对于革命者的死：“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当然如有若干人痛惜，革命者的牺牲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是夏瑜坟上那一圈红白的花的暗示。
五
华老栓，作为一个劳动群众，原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但他的愚昧麻木，又成了横亘在革命面前的绊脚石；康大叔，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同样也成了华老栓们的“救星”；茶客和看客，并没有对自己是“奴隶”而有摆脱的欲望，反而安于现状，并将要改变这样的现状的人视如寇仇；夏瑜的革命本是要拯救被欺压、被凌辱的人们，然而他的一腔热血却被那些人当作“良药”理所当然地吃了。
如此看来，《药》中的人物，都是一个悖论，这也是作者的迷惘所在：此时的鲁迅，自己也不知道解救中华民族的“药”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药》这篇小说里，看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的黑暗一面以及中国人性的丑恶一面。然而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并不表明鲁迅对中华民族的绝望，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与鲁迅自己思想的变化，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语）
在鲁迅的生命后期，他对于民众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这和曾经一同是“寻路的人”的其弟周作人有了根本的不同。抗战之前，周作人发出了“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中华民族“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是一个“亡有余辜”的“堕落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一系列愤激之辞，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引自李景彬《鲁迅周作人比较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而鲁迅在此时的一系列文章和谈话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评价则趋于积极和正面：“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934年《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同年7月5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反映了鲁迅对于民众力量的新的认识：他们已经不再是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苟且者，而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934年9月5日《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当中，既有知识阶级，更有广大的劳动阶级。“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1934年10月23日《且介亭杂文·运命》）不管“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是不是鲁迅开出的医治国人的药方，但从鲁迅的这些言辞中，则完全显示了鲁迅对于中国前景的乐观，这种乐观基于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全新的认识，假使鲁迅这时再来写《药》，会不会是另有一番样子呢？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