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5-06-16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廿年心史：1898-1917年间的诗歌与社会”（项目编号：xjj2014-08）。
[作者简介]石任之（1982—），女，江苏徐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捩，而传统士人的政治关怀多以诗歌形式表现。此一时期诗歌，可分为支持变法者之诗和反对变法者之诗。支持变法者卷入变法的程度有深浅，感情较为复杂，但多对变法失败致以哀怜痛惜之意。反对变法者，其诗带有鲜明的保守立场。相关的诸多诗作，皆带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题材与表现手法虽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均有所改变，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
[关键词]戊戌变法；诗史；政治；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5）04009007
学界对戊戌变法前后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变法中心人物上。如康有为，写下了大量戊戌纪事诗，而且以长序和自注的形式交代历史背景；梁启超和谭嗣同，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不同的抉择，其相关诗作最能动人心魄。而其他维新派官绅如黄遵宪、沈瑜庆等，在戊戌变法期间亦留下了大量诗篇。守旧派人物如叶德辉、王先谦等，也用诗歌表明了自己对变法的态度。更多的外围官绅则以旁观者身份记录了对事变的所闻所感，其诗作都足以补史之阙。
中国古典诗歌与世变关系匪浅。而清代的诗史理念，正承袭自明清易代痛苦境遇下诗人的思考。张晖《中国“诗史”传统》论及明清之际的思想变革，认为“以诗为史”是由于剧烈震荡的社会对诗歌的功能性要求：“他们对‘诗史’理论的思考，化成为大量纷杂的论述。这些论述，极大强化了诗歌记载历史的理论意识，确立了‘以诗为史’的阅读习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诗史”观念在传统上越来越得到认同，清季多事之秋，诗人更自觉地在诗歌中记录历史。而且很多不宜正式公开的看法，往往会在诗歌中有更为巧妙、也更为真实的表达。但这些表达，题材选择与表现手法虽然来自传统诗学，其心理却已与传统“诗史”的某些观念异趣。“诗”固然不能等同于“史”，然而缘情感事发于笔端，在一般应酬的游词鄙词之外，直击心灵的作品无疑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所谓“诗史”，实在也是一代诗人之“心史”。“诗史”与“心史”有联系亦有分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史”尚真而“诗”言志，在“诗史”的定义中，“史”的成分更重，故而强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与书写。然而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记录，作为史料的价值仍然不能过分高估。“心史”则是以“史”为背景，而“情”的成分更浓，注重个人化的强烈的感情宣泄，有时是非理性乃至非客观的。宋遗民郑所南所著《心史》，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色彩。清末的特殊时期，这种结合民族主义和个人情绪的写作被广为追念，并得到极大的发扬。明清之际，士人身丁夷夏之变，其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巨大；而清季士人则在文化上承袭华夏传统的清皇室，与强大的西方异质文明之间，在风气渐开之际，遭逢更痛苦的情感的撕裂。更不用说倡导排满的革命者，虽然血统上自命中华，其革命主张却是文化上的以夷变夏，故而清季士人的精神矛盾不可忽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国人逐渐舍弃了自上而下的变革道路，而倾向于更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在这次割裂新旧士人的政变中，传统诗学已初显变象。
一、支持变法者之诗
戊戌变法前后诗人之诗，与戊戌政变有关系者，有支持与反对两种。表支持者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虽亲历其事，也是推行变法之重要人物，但诗作之中毫无反映者，如张之洞、陈三立等是。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一度也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但在后党势力张扬之际，张即刻意与维新派保持距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本是其得意门生，及其被杀，张之洞痛惜不已，在两江总督任上，于南京鸡鸣寺建“豁蒙楼”以为纪念（取自杜甫诗“忧来豁蒙蔽”），但却不敢以诗稍作抒怀。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大员中支持最力者，而作为乃父臂助的陈三立，其《散原精舍诗》编年起自辛丑（1901年），近来虽发现一些其早年诗作，但据云“在新发现的《诗录》所收和广为流传的《散原精舍诗》所载中间，陈三立还有五年时间的诗作杳无踪影。而这五年——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是陈三立个人历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十分关键的时期。”[2]，陈三立戊戌前后的诗作完全没有记录，是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类，作为重要参与者政变后亦遭牵累，但能以直笔叙述见闻和抒发胸臆者。这类诗人当以黄遵宪最具代表性。黄遵宪自1895年出任湖南按察使，即助巡抚陈宝箴宣传和推行新政。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遂得暂时远离政治中心。至戊戌变生，黄遵宪亦被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幸得友朋援救，又得外国驻华公使干预，清廷方许其辞职归田[3]776。其《感事》八首[3]779，则全论戊戌之事，录其三首：
授受元辰纪上仪，帝尧训政典留贻。谁知高后垂帘事，又见成王负扆时。九鼎齐鸣惊雉雊，千金悬格购龙医。白头父老纷传说，上溯乾嘉泪欲垂。（其一）
推车弄顶看文康，变态真如傀儡场。五百控弦谋劫制，一丸进药失先尝。传书信口诃西母，改制称尊托素王。九死一生仍脱走，头颅声价重天亡。（其三）
金瓯亲卜比公卿，领取冰衔十日荣。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闻道诟天兼骂贼，好头谁斫未分明。（其四）
第一首统摄政变之事，颔联之“高后垂帘”“成王负扆”喻光绪失位、慈禧听政；颈联指小人上位，维新党人遭通缉，其意至明；第三首意在责备康有为。首句本自李白《上云乐》诗句：“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4]文康是传说中上古仙人，故李诗谓乃天地所生，曾抚弄盘古、推动天之运行如车轮；而黄诗首联谓以仙人之眼视之，世变之无常如同演出傀儡戏，又嵌入“康”字；颔联则涉及两桩戊戌公案，一为康有为等“谋围颐和园”事，一为康有为进药丸毒杀光绪事；颈联则直斥康有为行为不当，一则借“衣带诏”指斥慈禧，二为托古改制自命素王（孔子）；尾联则谓其侥幸逃生而得享大名。“衣带诏”之说尚有疑问聚讼，但光绪的确曾传出朱笔密谕，交杨锐转康有为。[5]而慈禧曾下旨污称康有为曾密献药丸毒杀光绪，令各地严拿康有为。戊戌变法之时，黄遵宪在日本，政变过程及内幕并不清楚，故只能据传闻及清廷公开之说，所以诗中对康有为颇有不以为然之意。第四首则述六君子事，谓“四京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因光绪拔擢而一朝得享尊荣，谁知很快就因变法失败而被杀，“李代桃僵”尤就康有为弟康广仁而发；尾联则就谭嗣同而发，所谓“诟天兼骂贼”，乃指谭嗣同临刑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之语[6]。
戊戌变法时任礼部主事的王照，在其《方家园杂咏》诗注中，认为“变法大事，当由帝奉慈圣行之，则朝臣无由持抗。尝以此意言于当事，不能从也。”[16]752当时持此立场者不少，但随着帝后矛盾进一步激化，至戊戌九、十月间，慈禧放出光绪病重消息试探舆论，光绪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至此舆论渐有变化，除后党勋旧守旧王公外，大都同情光绪。如汪荣宝《太液二律》[16]755有“禁中更拟南薰曲，多恐仪鸾不忍听”“瑶池自弄云和管，那识人间掩泪听”之句，既哀光绪之困居瀛台，又讥慈禧之昏聩。其他如李希圣《西苑》诗“神山已遣青鸾去，瀚海仍闻白雁来。莫问禁垣芳草地，箧中秋扇已成灰。”[16]763等于光绪皆致以哀怜痛惜之意。综上可知，即使在支持者中，不少人对慈禧仍有理解，但痛惜变法大事所托非人。主流诗人之同情光绪或可谓忠君，但群起支持变法则是诗史上的罕事。尽管有一饭不忘君的诗史传统，而能对以夷变夏的维新有大期许，可见风气渐开、人心思变已为事实。清亡后，这些遗老渐由开明而趋于保守，出于对帝制及文化传统的坚守，而其初心并非顽抗变革。
二、反对变法之诗
以清季大环境而言，至甲午以降，维新已然渐成潮流。不过即以老大中国之发展惯性而论，尚古守旧者亦非短时间所能淘汰之。故反对维新者亦大有人在，朝中大臣如刚毅、赵舒翘、杨崇伊、徐桐等人，即曾对变法多所攻讦。而在地方，亦有部分士大夫反对变革。湖南为维新运动中心之一，自1895年起，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即大力推行新政，开办时务学堂，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又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一时湘中风气大开。然而恰恰是在湖南，以学问知名而反对康梁最坚决者，有王先谦、叶德辉二氏。
王氏并非一直反对维新，长沙时务学堂之创立，也是由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立案。此外其《虚受堂文集》中赫然有《科举论》《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等政论文章，其中亦具见其经国自强之策。如其《科举论》（上）云：“光绪丁酉、戊戌间，时文之敝极矣。群议变科举法，予亦韪之，作《科举论上》。”[19]5则其支持新式教育可知；又“光绪戊戌夏，奉旨废制艺，试策论。已而康有为逆案事觉，新政复旧，作《科举论下》。”[19]7明为反对废除新政有关教育措施。王先谦非反对维新，其所反对者，乃康有为及其激进思想。王氏戊戌间诗作大多针对康有为而发，可谓深恶痛绝。如《纪事》诗云：
适足以杀盆成括，此复欲为新垣平。辟睨两宫幸有变，沆瀣一气还相生。风元不竞海氛恶，澜岂容狂湘水清。圣学依然揭日月，春秋始信非纵横。[19]625
此诗首联两个典故皆直斥康有为。《孟子·尽心下》论盆成括仕于齐见杀事：“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20]新垣平为汉文帝时方士，以欺骗得幸，其后事觉，夷三族。事见《史记》。颔联“辟睨”即辟倪，旁视、侧目窥察之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显指康党制造帝后矛盾，谋取政治资本。颈联“海氛恶”取《左传》“楚氛甚恶”之意，可有双重意指，一者康梁皆广东人，来自海滨，二者也可指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下句则谓不容其狂言邪说扰乱湖湘之地，亦隐含一己可与对抗之意。尾联则以维新之失败为幸，而暗讽康有为等纵横家之行不可恃。
其《赠叶德辉奂彬》（题下自注：叶，湘潭人，吏部主事）诗，序曰：
戊戌秋八月，康有为谋逆事觉，其党康广仁等皆伏诛。先一岁，湖南创设时务学堂，大吏延康弟子梁启超为教习，学使徐仁铸相与主张，其说一时风靡，独奂彬辞而辟之，不以昔年出徐门下有所畏避。……辄奉赠四绝句。
前三首云：
曲士思偷造化权，戏书容易发争端。此曹但可供谈笑，早作妖要乱领看。
自古当仁不让师，放淫拒诐复奚疑？奸言已息佗嚣子，后学争呼韩退之。
荒唐我亦怕新书，一任摧烧不愿馀。鲁国闻人真再世，孔门今见四盈虚。[19]625
如前文所述，赞成维新而对康有为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是一般而言，即使有所指摘，用词亦未如王氏诗序中“谋逆”“伏诛”等字眼之直接和强烈。序中“大吏”当指陈宝箴，“奂彬”即叶德辉字。
王先谦此序特别推崇叶德辉反对康有为之功，且自以为不及叶之有见识，故赠诗以褒之。诗的第一首纯作讥弹，谓康有为等以乡曲之士而妄想贪天之功，不过行妖作乱之首领而已；第二首则誉叶德辉之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谓其有以正压邪之功，故后学以韩愈视之（韩愈曾辟佛）；第三首谓康有为之说危害甚大，当摧而烧之；而叶德辉有维护孔教之功，挽救了很多被误导的后学。这组诗之主旨虽在褒扬叶德辉，而其中亦可见王氏于维新之态度。
而其《狂子行》则颇堪玩味：
官不可为去作贼，用夷变夏胡可得？民权阴袭拿破仑，教祖欲追摩哈墨。滔天卷地谁复论，但见鱼烂鼋鼍奔。陈相自悦许行学，曾静实丧张熙元。神徂圣伏绵千载，至教昭垂日星在。春秋如线终一匡，不信横流倒沧海。中行之背何足笞，忧时贾傅勿叹咨。君不见张吴两狂子，只有流传题壁诗！[19]627
“狂子”谓迷惑于新潮之士（或者确有所指亦未可知）。谓其人不欲为正统有守之官，而欲为犯上作乱之贼，当指追随康梁之维新党人；次句谓维新派学习西方之路行不通。三四句谓其人数典忘祖追随西方，“摩哈墨”即伊斯兰教之穆罕默德，这两句其实颇有“诗界革命”前期“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学诗”风格。“滔天卷地谁复论，但见鱼烂鼋鼍奔”谓长此以往将致沧海横流、鱼烂而亡；“陈相自悦许行学，曾静实丧张熙元”则谓后生之追随康有为等，必为所误（张熙为曾静之弟子，二人曾策动岳钟琪反雍正，为岳所卖，至乾隆朝被凌迟处死）。以下则自信“至教”长存，国运当兴，以为勉励之辞；“张吴两狂子”本指唐代张旭、吴道子二人，此处以其告诫当时学子勿效法其人。
王先谦戊戌诸作，几乎无一字道及史实，全以历史上的叛逆不经之士为附会，视康有为等为反面教材而行说教，其用意昭然若揭，亦其心声所发。
叶德辉其人“本不欲以诗文名世，辛亥以前诗不留稿”[21]，其戊戌间诗，仅见其和王先谦诗四首（王诗见上文），本集亦失载。其中第一首略及戊戌之事，诗云：
公羊流毒误行权，祭仲千秋肇祸端。一卷妖书出牛腹，遗文休作壁经看。[19]626
首句“公羊流毒误行权”乃就康有为而发，盖康有为变法诸议本于《春秋》公羊家言，“行权”即“反经行权”之意，谓康有为等托古改制，实在流毒无穷；第二句“祭仲”为春秋时郑国大夫，深受郑庄公宠信，庄公逝世后掌政数十年，而郑国内乱频仍。此句或指推动维新之朝廷大员，如翁同龢等。第三句“妖书出牛腹”即所谓“牛腹书”，指伪造的文字材料，典出《史记·封禅书》齐人少翁事。按康有为曾著《新学伪经考》，指“古文”诸经多出刘歆伪造，“古文经学”乃新莽一朝之学；“妖书”即妖言惑众之作，此处叶德辉乃反其意而用之，谓康有为之学说为假造之妖言；“壁经”即所谓“壁中书”，指汉代发现于孔子宅壁中之藏书，亦即古文诸经。此句谓康有为著作不过妖言惑众而已。
戊戌期间的反对派，不少人并非完全排斥学习西方，而是仍然持洋务派“中体西用”之观念，反对深度的、根本性的变革，有的甚至只是因为厌恶康有为及其学说。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叶德辉即编刊《翼教丛编》，所谓“翼教”即维护孔教之意。该书专事收录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各类批驳康有为的文章，其序云：“甲午以来，外患日逼，皇上虑下情之壅阏，愍时艰之弗拯，博求通达之士，言禁稍弛，英奇奋兴，而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22]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守旧派人士所极力维护的，是传统的礼教纲常，而这些不免为深度体制变革的阻碍。但支持变法的士人，也并非移植西方制度，而是旨在强国。双方皆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矛盾根源远小于日后立宪与革命之争，但变法失败加剧了新旧士人之间的鸿沟，使保守者愈趋保守。
三、天变与新变
戊戌政变事关帝后之间的政治斗争，深谙宦海波澜的文人士大夫都不免有些避忌，以至于有学者云：“偌大京城，当事诸人居然没有人在戊戌政变后，当即留下一些可信的文字。”[23]即便在事后追忆，不同立场的人所记之事，又往往相互抵牾，造成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从上述各人诗作来看，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变法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复杂，足以为一部士人之心态史。
宋王安石变法伊始，守旧派遂以自然灾害（时有旱灾，又有彗星现，具见《宋史》本传[24]10547）为由横加指责，王安石乃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宏论[24]10550，虽足以振起人心，而变法毕竟未能全功。而戊戌年不但世变日亟，天变亦肇其端。
戊戌元旦，日食。在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政治思想中，天象与政治紧密联系，日蚀尤为大不祥之兆。《晋书·天文志》云：“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25]所以尽管到戊戌年，兴办洋务已数十年，火车、轮船等现代事物渐深入日常生活，连接受西方文化最积极的维新派人士，对于日蚀的发生也不免心存疑虑。林旭见到日蚀后忧心不已，因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诗，陈衍谓此诗“乃是年元旦日蚀，暾谷偕友人诣江亭观音大士问签所作者”[26]。林诗中有“主忧避殿当元日”句，指是日光绪皇帝不循旧例登太和殿，改御乾清宫受百官朝贺。全诗则气格低沉，足见其心底暗藏之幽忧之思。
而黄人黄人（1866-1913年），原名振元，字慕韩，别号江左儒侠、野蛮、蛮等。中年更名黄人，字摩西，江苏常熟人。南社早期成员，1901年东吴大学创办时被聘为首席国学教授，曾主编小说期刊《小说林》，著有《中国文学史》。的《元日日蚀诗》则气息与林诗迥异，亦与戊戌政变后的诸家诗作大不侔。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诗作于光绪戊戌，指斥金轮，语意极显，诗家之董狐也。”记其诗云：
……第一东方龙，叨长诸鳞虫。当日借雷雨，今日成痴聋。……南方火鸟尾秃速，汝与日乌非异族。天市为巢，天仓啄粟，嘻嘻出出良非福。……西方号于菟，牙爪有若无。狗肉醉且饱，梦见羊踏蔬。一目睥睨一目眇，反思献媚心月狐。……老龟最畏事，自负藏身智。……
诗中日指光绪帝，月指孝钦后。东方龙当指恭亲王，是时为军机大臣，即于是年四月薨。南方火鸟当指崧蕃，满洲人，是时方为云贵总督。西方于菟或指荣禄，曾为西安将军。北方老龟似指王文韶，是年初入赞军机，《清史稿》本传称其更事久，明于趋避，与诗语相合。”[27]
黄人此诗奇崛诡丽，以天象写晚清政局，如神愁鬼泣。诗中虽仍同情光绪，与革命派排满主张有异，但与同时期反映政变的诗作相比，可谓极大胆张扬。将慈禧比作蚀日之月，诸王公大臣也比作群星乱象，以“自月以下相率食人膏血成妖精”，写后党政变之害。慈禧肖羊，于是用“梦见羊踏蔬”隐刺。对慈禧指斥之厉，远非其他士人希冀弥合母子的温柔敦厚。尽管此时还不能视作有意识的革命之声，但在旧诗风格意境之外，思想上的变象已现。
而在戊戌岁暮，变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未稍挫其志，反而开始着手其伟大的“新民”之旅。其《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即呈现出另一番风貌，更明确地宣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可谓是戊戌之余响。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离日赴美游历途中。诗中有：
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28]
其象征意义不可谓不大。而其热切迎接新时代之积极态度，也足以为戊戌之失败带来一抹亮色。
戊戌变法是清季有识之士尝试自上而下进行制度文化变革的努力。诚如论者所言“戊戌维新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29]戊戌维新前后，甲午战争之痛尚新，人心思变，举国空气确实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图强是大势所趋。故以诗中所见，士人支持变法者多于反对变法者。变法之失败由多种因素造成，非可简单归咎于变法本身。然而变法之失败，对于后来历史之走向至关重要。就眼前而言，在朝则有守旧派转而主政，在野则有无知之民哄然排外，故而在一场政治风波尚未完全消歇之际，另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已经悄然迫近。至于素有异志之士，则由此另辟革命之路。然而正如梁启超《自励》诗所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近代中国正是在不断的挫辱和失败之中向前迈进，虽然步履艰难，却未有止境，而戊戌年则是一个转折点，也可谓一个真正的新起点。而与戊戌政变相关的诸多诗作，其题材与表现手法固然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上的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两年之后的庚子变作，曾广钧乃有“敌国文明佛不知”[30]句，以文明推许西方，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在戊戌年已有征兆。值此世变和易代之际，既因为特殊时代所赋予的深厚文化内涵而继续保持其主流文学地位，但同时又开始受到来自“新文化”的冲击，表征在诗歌上反映出时人心态的复杂性。而作为文明传承主体的士人，不但充分具备了传统的“诗史”意识，也自觉地表现出深度的文化关怀，故所谓“诗史”也是其“心史”，足以反映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诗人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