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黄兴深知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解决。在以后武装斗争实践中,黄兴注重总结和汲取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和發展武装斗争思想。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实践,尤其是黄兴努力争夺清末新军的工作,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辛亥革命;黄兴;武装斗争
黄兴(1874—1916),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辛亥革命时期,黄兴领导和参与了多次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胜利多有贡献。本文对辛亥革命时期黄兴武装斗争思想及实践述论于后。
一、黄兴武装斗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903年,黄兴等进步留日学生,为反对沙俄侵占我东北三省,在东京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该会宗旨,这时黄兴萌发了以武装斗争为革命主要手段的思想。
1903年11月,在华兴会成立会上,黄兴对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提出富于远见的论述,提出了几种方案:一种是在首都北京发动起义,“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一兴而推翻清政府,建瓴于海内。但中国没有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充足的条件。一是北京市民苟安无识,二是不能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因而不易推行,只能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分起之法。”各省联为一体,依形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相声援,夺取湖南。然而,单独湖南一省发动起义,他省没有响应,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不能一举推翻清政府。因此,黄兴主张发动起义后,必须与其他省份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清王朝。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成立华兴会后,黄兴立即组织了长沙起义,并联络其他各省响应。
经过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黄兴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解决。清朝统治者不会给人民以任何的自由与民主,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华兴会一成立,黄兴即将主要精力投入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积极筹划武装起义。1904年3月4日,黄兴在长沙连升街总部召开秘密会议。对于武装起义的地点和策略,黄兴提出了建议,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武装起义的基本军事方针。黄兴建议采取在一省发难,各省响应的方式(后来被称为“地方革命”)。至于这一省究竟是哪个省,黄兴提议为湖南。黄兴认为,湖南最有条件首先发难。因为湖南省军界、学界革命思想比较发达;市民也潜移默化受了影响,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同时具有反满传统的会党成员遍布各地,联系紧密。
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其参加革命起义,成为这时期华兴会的工作重心之一。为此,华兴会又创立两个团体,一个是同仇会,一个是黄汉会。同仇会专门从事联络会党,集结力量,发动起义。黄汉会是专为运动新军参加革命而设立的组织,陈天华、姚宏业、张平子等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此时,吴禄贞接到清政府练兵处的调令。黄兴认为,这是打入清政府中央军事要害部门的绝好机会。北京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应当深入虎穴,掌握兵权,以便南北呼应,共成大业,吴禄贞也同意黄兴的意见,于1904年5月赴京就职。陈天华、姚宏业被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领服膺革命;周维桢等负责联络四川会党;章士钊和杨守仁派驻上海,以资策应联络。在武昌,胡瑛和宋教仁建立了华兴会支部,他们负责在那里结纳同志,运动武汉三镇的新军。宋教仁还负责在常德组织起义,这是计划中同时发动起义的湖南五个地区之一。
1904年7月,胡瑛与湖北人张难先发起成立了科学补习所,以补习文化、研究科学为名义,实则行光复汉族、“革命排满”的宗旨。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重点在新军士兵和低级军官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的联系非常密切,科学补习所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华兴会的成员,宋教仁在补习所任文书,胡瑛任总干事。
二、辛亥革命时期黄兴武装斗争实践
黄兴和华兴会一开始即把武装斗争提到议事日程,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策略。利用新军起义的思想,革命党人中早已有之,湖北的革命党人对此尤为重视。科学补习所成立时便有策动新军的设想,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张难先和胡瑛就直接到军队的下层做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利用新军起事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是在河口起义失败以后。起初黄兴曾设想利用会党和新军结合起事。早在萍浏醴起义之前,他就提出革命党发动起义,会党与军队同时响应为上策,说明黄兴对会党和新军的力量都很重视,黄兴与湖南哥老会的首领马益福就联系密切。其时湖南的新军刚刚开办,运动较难。湖南革命党人在争夺新军时,只注意发动军队的上层。上层军官与封建社会联系紧密,生活条件优越,形势一变,自然靠不住。而会党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利用会党和新军联合起来起事的第一次尝试——萍浏醴起义失败了。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革命党人认识水平逐渐提高,争夺新军发动起义的思想不断发展。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利用会党起事的局限性。此前革命党发动的很多起义都是利用会党或借助人民的反饥饿暴动而发起的,革命党人对这些武装起义往往只是着眼于经济上的援助,而不是利用这种客观有利的条件,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会党“散则为民,集则成伙”,利用会党起事,往往是一哄而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能持久。革命党人逐渐对会党与新军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随着革命经验的积累,逐渐把重点转向更多地依靠新军,而1907年安庆新军起义则标志了发动新军起义的开始。
安庆新军起义启发了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从这次起义中看到了原来用于镇压革命的力量,通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可转化为革命派用以反对反革命的力量。于是,革命党人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争夺新军方面,为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辛亥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革命党人通过多次武装起义,终于认识到了要掌握军队,就必须从运动军队着手,而运动军队,就必须亲身加入军队,其目的是从内部瓦解敌军。于是革命党人积极开展了在新军中的工作。同盟会总部派遣留日学生回国参加各地新军,发展同盟会会员,大量发展秘密革命组织,如文学社、共进会等,在争夺新军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清末新军是“仿照西法”编练的,采用的是洋枪洋炮,需要士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清政府在招募新兵时对于知识分子往往优先录取。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清政府举办新政,废科举,他们仕进无路,转而纷投新军,“秀才当兵,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故新军中,知识分子占了一定的比例。这些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大多乃贫寒家庭子弟,既无力出国,同时也没机会上新式学堂,因而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要求改变现状,又因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看书读报,思想敏锐,对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有一定的了解,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易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同时,革命党人在新军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变为自己的力量。这方面,湖北的文学社做得尤为出色。武汉新军中,文学社社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为后来湖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武昌首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10年5月30日,黃兴致信孙中山,讨论9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的走向和计划。黄兴在信中指出,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就是它自己的军队。他分析了新军起义流产以后的广东形势,断言:尽管此前遭遇种种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这修正了孙中山长久以来主张的于边远地区起事的观点。在结论中,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黄兴竭力在军界培植革命力量,他极力争取清政府派赴日本学习军事、拟回国担任中下级军官或教官的士官生加入同盟会,仅在第四、五、六期330名留日士官生中,加入同盟会者就不下百人。黄兴还择其优秀者另组成一个秘密组织——丈夫团,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等都是该团成员。黄兴还力主在旧军中开展策反工作,他曾亲“赴桂林策动巡防营统领郭人漳、陆军小学监督蔡锷等反正”,发展了赵声、林虎、葛谦、雷飙、蔡锷等80多名同盟会员,在桂林军营中形成“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的氛围。1907年起,黄兴把筹措武力的重心转向运动新军,他指出:“惟需有正式军队为主力,始足以言战守”,新军“兵精械良”,应当“争取反戈内应”;“革命成功,必赖军界……故安徽、通城、广东之役,皆从运动军队下手。虽屡起屡覆,而此种政策未稍改变。”
在此后武装斗争实践中,黄兴注重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和发展武装斗争理论。在依靠力量方面,他更加重视利用反正新军。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发动武装起义每每“从运动军队下手”。同时,黄兴还萌发组建革命派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建军思想。1908年7月河口起义失败到日本后,黄兴“注重训练党员之军事常识”,决定先从培养军事干部入手,逐步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的军队。于是,黄兴重新组织了先前在日本设立的大森体育会,作为训练革命军事干部的场所,并聘请日本军官多名为教练,从河内、香港、日本召集林时爽、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等170人为学员,参加训练。经此训练,参学人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大有提高,许多人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在再次策划广州起义时,黄兴在运动新军的同时,又从海内外召集和训练800名革命党人作为广州起义的骨干。在发难地点的选择方面,华兴会成立后,黄兴主张“以湘省为根据地”。同盟会成立后,鉴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一时不足有为,又将首义地点改为两广和云南;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得知长江流域革命力量壮大、革命形势向好,他又支持中部同盟会在武汉发难的计划,从而获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三、结语
综上所述,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实践,尤其是争夺清末新军、在清朝军界培植革命力量等工作,为武昌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黄兴.功不必自我成[J].中国新闻周刊,2011-10-01.
[2]邹永成.邹永成回忆录[J].近代史资料,1956(3):84.
作者: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