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
拜读了孙国萍老师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4期的《中学作文教学课程价值的初步思考》（以下简称“孙文”）一文，感到收获颇大，引发了我们对中学作文教学课程价值这一命题的关注，使我们对中学作文教学基本定位有了更为理性的理解，对中学作文教学课程的价值有了比较清楚的基本认识。近日又拜读了《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8期余一鸣老师《中学作文教学的课程价值观权衡——与孙国萍老师商榷》（以下简称“余文”）一文，获得许多新启发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思考。借此求教于孙、余两位老师和各位读者。
首先，我们要指出余文中有意无意地曲解和误解孙文的地方，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展开问题的讨论。
1．余文说：“孙老师认为，中学生写作的基本任务是指令性写作，而破坏指令性写作的罪魁祸首是自由写作。”
很显然，余老师这句话，前半句是对的，而后半句是不实之词。我们反复阅读孙老师的文章，与此相关的是这样一段话：“一种情况是把中学生作文和文学创作式的自由写作混为一谈，用自由写作的方法指导学生的指令性写作……把中学生的作文当作文学创作，用纯粹的自由写作的方式来指导学生写指令性写作，就等于用打排球的方式来指导打乒乓球，用指导打反胶的方式来指导学生打正胶。自然会南辕北辙，造成学生脑子里一片混乱。”作为擅长写作的余老师一定能够揣摩出这段话中“混为一谈”“用纯粹的自由写作的方式来指导学生写指令性写作”这样的词句绝不是简单提倡自由写作，当然也不是否定自由写作。在这段话之后，孙老师紧接着说“而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简单化地用指令性写作的方法来应对考试。……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效果也不好，不仅学生的作文越来越空洞无物，而且他们所期望的考试要求也并没有达到”。显而易见，孙老师认为“简单化地用指令性写作的方法来”指导写作，哪怕是应对考试，也不会有好的效果。不知道余老师“破坏指令性写作的罪魁祸首是自由写作”的结论来自哪里。
2．“恰如孙老师所言，我也是文学爱好者，且小有成绩。我几次放弃了弃教从文的机会，自以为能用自己的写作特长更有效地指导学生作文，却不幸成了孙老师笔下那类失败的语文老师。”
余老师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非常可贵。但孙老师的文章并未说所有“文学爱好者”都是“失败的语文教师”。只是说：“我认识几个才子才女，自己的文笔绝对漂亮，散文赶得上专业作家，但是她们的学生写作并没有优势，有的高考反而不行。”从上下文看，孙老师列举这样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作家式的自由写作和中学生的指令式写作在诸多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为了说明有些老师无视这样的不同用单纯的自由写作的方式指导学生不一定达到理想的效果。余老师不仅自己长于文学创作，而且又熟谙考试作文的门道，学生的作文考得那么好，显然是不在其中的。
3．“孙老师对作文‘发展等级’的不满，其实是基于孙老师在作文教学中排斥文学创作，强调指令性写作。以上论述，是基于作文高考成绩的作文课程价值观，无疑是狭隘片面而且短视的。”
“孙老师对作文‘发展等级’的不满”是很清楚的，说孙老师是不满于在满分中扣除20分作为“发展等级”分的做法更准确。至于说“孙老师在作文教学中排斥文学创作”，我们在孙老师这篇文章中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根据。孙老师说“中学生写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指令性写作”。按照我们的理解，“基本任务”之外，还是包含了可以进行其他写作的。说孙老师的“以上论述，是基于作文高考成绩的作文课程价值观”，更是牵强附会。不错，孙老师的文章中的确有大段的内容涉及高考成绩，但从文章的结构和行文很容易看出这是为了说明“中学作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基本写作能力”，所谓高分作文和满分作文并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与余老师所看重的“文学创作”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内在的矛盾。至于余老师认为强调了高考成绩（姑且顺着余老师的意思这么说）“无疑是狭隘片面而且短视的”，注重了文学创作才是远见的观点，相信这个观点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
读孙、余二位老师的文章，使我想到关于中学作文教学课程价值思考不能回避的三个立场选择：
1．为了多数人还是为了少数人？
章熊先生曾专门撰文讨论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为学生中的绝大多数还是为学生中的极少数。我们以为章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尖锐的问题。不用怀疑，有不少老师的教学是为少数学生在教。课堂回答问题的，就是那么几个学生；能够跟上教师节奏的，也就是那么几个学生；能够和老师对话的，更是那么三两个学生。绝大多数学生就是看客而已。而这个问题对理解中学作文教学的课程价值也同样重要。毫无疑问，孙老师是坚定地站在多数学生立场上的。她非常明确地指出：“从课程目标的角度看，中学作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写作素养。”她还说：“绝大多数人各方面基本的素养都是普通水平，或者说都比较接近。只有少数人在某一方面具有特别超长的天赋。”“古人说：诗有别才。其实，文章写得好，都有别才。就像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将围棋下到聂卫平那样的境界，不管你怎么勤奋都不行。同样，不管你用什么样神奇的教学方法，都不能培养鲁迅和莫言。”可惜，余老师没有很好地领会孙老师的意思，却从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上抓住“公民”这个概念大做文章。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孙老师提出“公民写作素养”这样的定位，只是为了说明中学的作文教学主要是为绝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生服务的，是为了培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基本写作素养（当然不是余老师所说的“掌握应用文体写作”），而不是为极少数像余老师这样有创作天赋的人进行教学。这里的“公民”是和“专业”相对的，而不是余老师所理解的“有独立思想和个性觉悟”的、和“国家、社会”相对的公民概念。至于余老师说“如果换上‘村民’或‘市民’的定语，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觉得这样的说法显得很不“文学”。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的学生将来绝不会一定就是生活在村庄中的“村民”或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不过，我们从余老师大段的阐述中还是清楚了他的意思，他是不赞同孙老师作文教学为绝大多数普通人而教学的主张的。因为余老师知道孙老师这里是讨论中学作文教学的定位，而不是写“公民意识”的论文；余老师还说：“我也是文学爱好者，且小有成绩。”说“小有成绩”，肯定是谦虚。但我们想，即使余老师的作文教学“大有成绩”，历年所教的班级学生作文考得好，也仍是“少数”，因为在南京，能够考上“南外”都是选了又选的“少数中的少数”。
对中学作文教学是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应该立足为多数人，兼顾为少数人。即培养那些写作天赋一般的同学的写作基本素养，是我们的主要责任；而对那些写作天赋突出的同学，要给他们成长空间，要保护他们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的写作特长。
2．立足现实还是立足理想？
阅读孙老师和余老师的文章，我们隐隐感到两位老师都有着强烈的课程意识和课程追求，但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立场有着明显的不同。余老师更多的是侧重理想，孙老师更多的是侧重于现实。余老师对课程价值思考的理想化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余老师在否定孙老师的“公民写作素养”时说：“公民写作不仅是指掌握应用文体写作，掌握说明和表达的方法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思想和个性觉悟。”由此，我们看到余老师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文情怀和可贵的乐观精神。培养“有独立思想和个性觉悟”公民，确实是迫切需要的。但如果说这是中学作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或者主要任务，只能是“理想”或者“梦想”。(2)余老师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倡导自由写作的语文老师，还写过《考试作文不必规定跑道》的文章，我觉得如同体操跳水等竞赛项目一样，作文有规定动作，也应该有自选动作，而体现选手特长和个性的往往是在自选动作。”余老师关于作文考试显然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理想。“考试作文不必规定跑道”，考试作文“有规定动作”，还有“自选动作”，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不过，真要付诸实施，恐怕还要有漫长的等待。(3)在谈到高考评分标准的“发展等级”时，余老师说：“问题是孙老师弄错了一点，这是高分作文要求的‘发展等级’，是对佼佼者的要求，并不是针对每一个高中生作文的要求。如果不是要求每一个学生每一篇作文达到这样的高度，如果不是要求每一篇作文都能在四个方面达到这个高度，我觉得并不是遥不可及。”我们先替孙老师辩解一句：既然“是对佼佼者的要求，并不是针对每一个高中生作文的要求”，那么就不应该扣掉那么多同学的分而应该给少数几个佼佼者加分才对啊。至于说“如果不是要求每一个学生每一篇作文达到这样的高度，如果不是要求每一篇作文都能在四个方面达到这个高度，我觉得并不是遥不可及”，我们觉得还是过于乐观了。不要说学生，语文教师中有多少人能“及”，我们也不敢乐观。(4)余老师问道：“从学生而言，为什么那么多的高考状元在耀眼之后湮没在芸芸众生中？为什么中国的富豪普遍缺失慈善情怀？为什么钱学森的‘创新人才’之问无解？”这几个问题问得真痛快！也是我们常常提出的问题。但论定“这与我们几代人的语文学科价值滑坡有关”，恐怕就值得讨论了。如果余老师认为只要中学作文教学的定位更高一点，就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想和个性觉悟”，就能够挽救当今社会的道德滑坡，就能够培养“创新人才”，似乎也太乐观了。(5)余老师说：“殊不知，这样指导出来的作文缺乏生命力和想象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蓬间雀’。”可见，从培养目标来看，他是不屑于培养“蓬间雀”，而是要培养能够作逍遥之游的大鹏的。通读余老师的文章，一个中心意思就是孙老师这样的定位太低了。
由以上几点不难看出，余老师对中学作文教学的定位更为乐观，更为理想。我们以为这是非常可贵的。不过，这样的理想只有扎根现实，才可能实现。似乎孙老师更多的是考虑现实的条件，学生的条件，教师的条件，环境的条件。我们当然以为，比较合理的定位是将理想和现实结合，立足现实，怀揣理想，心中有理想，但也不脱离实际。在这一点上两位老师的理解没有本质的差异。孙老师反复强调“基本”，就是留有空间，并没有否定更为理想的追求；而看得出余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老师，他多次例举高考成绩为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3．基于对立还是基于统一？
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毫无必要，当然是坚持对立的统一。但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我们发现，对语文很多问题的认识，包括对作文教学课程价值的理解，人们还是容易采取简单对立的态度。
一是对写作和创作的理解。
一般人的写作，包括中学生的写作和作家的创作有着显著的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能说两者是完全不相干的，更不能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基本的写作能力，是作家创作的基础；作家创作所特别需要的认识生活的能力、想象能力、审美能力等，也是一般人写作所不可缺少的，同样中学生的写作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只不过两者的要求有所不同，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当然我们又不能因为承认了两者的相通之处和共同之处，就以为两者完全是一回事。
二是对指令性写作和自由写作的认识。
中学生的写作，其基本性质是培养指令性写作的能力（这并不简单等同于考试，他们将来在生活中也很需要这种能力），但并不能说它就只能是“指令性写作的教学”。对这一点，孙老师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上文已经引述过她的有关论述。同样，我们说自由式写作主要是指作家的文学创作，但并不是除了作家的创作，其他的写作就不包含“创作”的意味。我们以为培养“指令性写作”的能力，也必须结合自由写作式写作的训练。相信两位老师如果具体阐发到作文教学的策略一定会这样以为。
三是对考试和素养的理解。
我们知道很多人是鄙视考试的，同样也鄙视考试作文，以为凡考试作文就是八股，八股就是僵化的形式，就是形式技巧。反对应试的人这样认为，热衷应试的入也这样认识。我们以为，这都是犯了极端主义和简单主义错误。考试作文是不是八股，我们暂且不说，即使八股的文章也不是一概废话空话，八股并非没有好文章。就像“有生命力有想象力”的文学创作未必都是好作品一样。我们以为考试和素养并不矛盾。正如余老师所言，具有良好的写作素养，“只要教师指导时为学生划定‘雷池’，适应戴着镣铐跳舞”就能考好；反之，缺少写作的基本素养，不管传授多少技巧秘笈也不可能考好。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作文命题和阅卷中存在的问题，和讨论中学作文教学的基本定位搅在一起。
（江苏省苏州市立达中学 21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