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春（湖南省隆回县第一中学，422200）
《中学语文教学》2012年第11期上刊登了《〈窦娥冤〉桃杌是贪官还是昏官？》（以下简称“昏文”）一文，作者认为“桃杌是思维简单、方法单一、行事草率、漠视生命的昏官恶吏，而非‘贪图钱财’的贪官”。笔者实在佩服作者的大胆，然而却为其求证过程过程感到遗憾。胡适先生早就告诫我们，做学问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昏文似乎忘了这一点。笔者反复阅读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4中的《窦娥冤》文本，又读了一点元代历史和关汉卿的身世文字，反复思考，觉得历来对于“桃杌是个贪官”的定性是准确的。昏文将桃杌定性为昏官，是极其表象的，当属误读。下面对昏文提供的一些“证据”进行商榷：
其一，桃杌没留索贿的时间吗？
昏文说，“唯有在一定的时间中，桃杌受贿的现实性才是可能的”，“然而，从文本行文来看，桃杌在对案子简单审理之后，就马上决定‘着他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他并没有给自己留索贿的时间，也没有给张驴儿行贿的机会。”看来，昏文是把文学作品当成“××实录”来读了，忽视了即使是中国传统戏曲，依然会使用蒙太奇的手法——这种手法虚实相生，有详有略，有主有次。因此，作者没有必要要写明桃杌索贿的时间、地点、数目。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有限，这就要求作者文笔高度集中，该虚的虚，该略的略，绝不拖泥带水，而观众自然也看得懂，自然会用自己的脑袋，结合生活经验，做适当而合理的补充、联想、想象，并不存在理解障碍。比如，《窦娥冤》中，桃杌一上场就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观众，他桃杌向告状的索贿是习惯行为，绝不例外，自然这次也一样。其次，尽管桃杌没有宣布“择日再审”，却明确宣布“择日再判”的：“既然招了，着他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很明显，他早为自己留下了索贿的充裕时间，也为他人留下了足够的行贿时间了。于是他宣布：“张驴儿、蔡婆婆，都取保状，着随衙听候。”“听候”什么？这里面大有名堂。来日判斩不是当堂判斩，是有变数的，这就看取保之后的张驴儿和蔡婆婆的表现了，谁打点了银两，或谁“上贡”的银两多，就按谁的意图办。从后面的情节来看，自然是张驴儿在打点，懦弱的蔡婆没有采取行动或行动力度不大。
其二，桃杌没给自己提供一个“要金银”的场所吗？
昏文说，“‘厅衙’自然是公开审理案子的地方，而不是收受贿赂的地方”，“要想‘要金银’一定要另选他所，而剧本中并未提及这样的方便之所。”看了这段高论，笔者不禁哑然失笑：桃杌审理案子不在厅衙，难道还在他的私宅里？有哪个行贿的人不会主动地去找行贿的地点呢？这用得着贪官多讲吗？这桃杌一上来就公开地对祗候说：“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他既然敢公开地这么说，难道他还害怕别人知道吗？更重要的是，戏曲剧本根本就不必事无巨细地写，作者自有作者的取舍，只要观众能看明白就行。昏文还说，桃杌“并未把张驴儿领到后厅讨价还价单独交流”，这也要写明吗？此时的张驴儿敢跟或要跟桃杌“讨价还价”吗？昏文的作者真是实诚得可以。
其三，桃杌选择“严刑拷打窦娥，威逼蔡婆”的作法“荒谬”吗？
昏文说，“剧中桃杌如果是一位贪官，他应该首先判断谁才是‘要金银’的对象，判断谁更有钱，谁才能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贪欲”，“蔡婆一家是以放高利贷为生，这说明其家境殷实，而被蔡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的张驴儿父子，分别要‘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儿作他媳妇’，说明他们是居无定所的、生活无着的贫困者，至少不是有钱人。两相比较，自然是从窦娥婆媳身上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而不可能从张驴儿那里捞到什么甜头。”因而断言：“然而桃杌却严刑拷打窦娥，威逼蔡婆，最后逼迫窦娥招供并将其斩杀，替张驴儿的老子‘报的冤’。这个选择对于一个贪官来说岂不荒谬？”
读了这些文字，我只能十分遗憾地说，昏文对文本的解读十分肤浅，似是而非。首先，死的是张驴儿父亲，张驴儿父亲又是在蔡婆家死的，蔡婆、窦娥这时是被张驴儿“拖”至衙门的当事人，是张驴儿来告的状，也就是说，张驴儿是原告，蔡婆、窦娥是被告，桃杌不首先问罪蔡、窦，又问罪谁呢？而那时官府自以为最灵验、也最常用的手段便是“严刑拷打”，桃杌不就说过“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么？他当然会用大棍伺候窦娥婆媳了。其次，张驴儿早就申明蔡婆是“俺的后母”，而蔡婆并未反对。虽然窦娥说“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他自姓张，我家姓蔡”，可是张驴儿反驳：“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里做甚么？”后文窦娥也说过：“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么？尽管窦娥是屈打成招的，但何谓“公公”？这不相当于承认张驴儿的父亲是她婆婆的“接脚”了吗？如此，蔡家的财产不就与张驴儿有关，或者不就是张驴儿的了吗？张驴儿父子之所以先前不接受蔡婆的“多备些钱钞相谢”，坚决不要钱而要人，恐怕早就打下这个奸诈主意了，他们何尝不知要到了人也就要到了蔡家的财产这个道理！而事实上，关汉卿就是把他们父子俩当作恶棍、地痞、流氓、无赖来写的。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被“拖”往衙门的蔡婆、窦娥婆媳俩还能自由支配自家的财产来替自己打点么？倒是原告张驴儿却有了机会来支配这些财产去替自己打点。况且，即便张驴儿与这些财产无关，不能去动蔡家的财产，但只要坐实了蔡、窦任意一人的死罪，蔡家的财产不就任由太守桃杌支配了么？更何况，依照当时的律令，审结了人命案件，官员是会得到升迁的机会的。看来，在这点上，桃杌远比昏文作者设想的“聪明”得多，他的选择不但不“荒谬”，而且简直就是“高明”。这也就是他桃杌作为一个贪官的手段，能让自己的贪婪、自己的索贿，在原告、被告和下属面前“光明正大”地运行，并且还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升官发财！这还不是真正的贪官吗？他桃杌可是货真价实的“贪官”，是既贪“财”又贪“权”的贪官！
其四，桃杌有必要亲自“深入调查取证”吗？
昏文说，“桃杌审案的方法也很简单，他不深入调查取证，不察言观色，不推求疑点，而是坚信‘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他不去问窦娥杀人的动机、毒药的来源、作案的过程，不去追究提供毒药的人的责任，不去追求证据链的完整，而是认为只要被告招供即可结案”。看来，昏文把太守桃杌当成了提刑和仵作。出了人命案，肯定要验尸，肯定要调查取证，但这不是太守该做的事，而是仵作和提刑的份内事。桃杌只管根据他们的报告审案就是了。那么，剧本中为什么没有这些情节？前面说过，这是戏曲，是文学作品，不是案件卷宗，不是庭审实录，没必要事无巨细，统统写出来。关汉卿写《窦娥冤》的目的是要用桃杌的“贪”，来揭露当时整个社会的“贪”、整个社会的黑暗、整个官僚机构草菅人命的现象。据《元史》卷二十一记载，大德七年（1303年）一次就查勘出贪官污吏18473人，而据《元典章》卷七记载，当时官吏总数也不过26000人！看来，“贪”是一个多么普遍、多么严重的现象！《窦娥冤》的第四折里，作者也借窦娥之口说出：“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所以，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主次不分轻重不别，只看到桃杌表象的“昏”，而忽视或看不到其本质的“贪”。
总之，尽管“作品一旦从作者那里脱离出来，它的全部存在就集中在我们所承认的它的意义之中”，但也不能不顾及时代背景和文本的实际情形进行胡乱解读，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解读，而只能是毫无根据的臆读甚至曲解、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