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龙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215021）
教学《鸿门宴》时，教师往往会在“杀不杀刘邦”这个问题上，引导学生分析出如下结论：项羽刚愎自用，不听范增劝告，从而失去大好机会。似乎项羽是昏聩的，而范增是个智者。项羽是不是犯昏，暂且不论，就范增而言，他是不是个真正的谋略家呢？其实从已知的历史材料来看，众多的述评（尤其是宋代文人的述评）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范增名不副实。如张耒说他“君王不解据南阳，亚父徒夸计策长”；徐钧说他“项王暴不减强秦，一语箴规总未闻”；周昙说他“平生心力为谁尽？一事无成空背疽”；王安石说他“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如此多的评论，促使我们去全面地分析范增的形象。
一、区区犹劝立怀王
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秦末战争时，应不应该立楚怀王。“立怀王”的策略是范增提出的，所以，立怀王的策略正确与否也直接涉及我们对范增的评价，非辨不可。
为什么范增会建议立怀王？其时，大秦帝国只有十几年的历史。那些六国宗室贵族、“龙子龙孙”仍然活跃着。所以陈涉起义后，魏咎、魏豹是“故魏诸公子也”；韩信是“韩襄王孽孙”；韩成是“韩诸公子”；田儋、田荣、田横是“故齐王田氏族”……他们都拥兵自重，谁都有当老大的资格。如果项梁（项羽的叔父）不立个楚怀王出来，打完秦王朝，还有他老项家什么事呢？
东汉学者应劭曰：“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所以，立楚怀王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占住了名义上的制高点，陈涉的军队可以被项梁接管（陈涉立号为“楚”）；第二，楚国的大姓贵族无法另起炉灶，只能听从项梁号令；第三，借楚国当时已经成形的强大军事实力，号令诸侯，形成同盟军，以怀王为尊。范增立怀王这个建议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至少不能称之为错误的）谋略。
但是，这个谋略能不能算奇计呢？其实建议立楚王的想法，并不是范增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当时那些楚臣、楚人，都有一种光复大业的愿望。在范增之前的葛婴，就立了原楚国贵族襄强为楚王，后来得知陈涉捷足先登，就又杀了襄强，投奔陈涉。《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而这个计策实在是算不了奇计，所以后人就作诗讽刺，比如陈孚《题范增墓》诗曰：“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
非常遗憾的是，作为军事与政治双重策略的“立怀王”，却没有一个善终，怀王被封为“义帝”，然后被项羽放杀于郴县。“杀义帝”一事，对于项羽可是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丧失道义，失去了民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楚汉战争的结局。故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评道：“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二、只劝鸿门杀汉王
刘邦的“封府库、籍吏民、约法三章、驻守关隘”一系列动作，可以说，虽然表现出一副“以待大王”的模样，但何尝不是视关中为己物的表现。曹无伤告密，范增一语中的“此其志不在小”，足可显示出作为谋臣的眼光；“急击勿失”以消灭潜在危险为目的的建议也无可非议。
但是，杀刘邦能算奇计吗？也算不了，因为这也只是个策略而已。
最关键的是，刘邦可以杀吗？项羽虽然带了40万大军，但真正属于他的嫡系，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各路军阀的盟军，有些还是号称楚怀王的部队；“先入关为王”的约定可是人人都听见的；天下这么大，项羽真正牢牢掌握的又有几个郡？这会儿杀了刘邦，盟军的人心一散，他就深陷危局了。所以，刘邦杀不得。何况，刘邦手上还有10万军队，那可是实打实扎成了团的“刘家军”。
但范增说杀刘邦的话说错了吗？也没错。苏轼在《论项羽范增》中说过：“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什么叫“人臣之分”？就是指作为谋臣的本分。看出刘邦的威胁并欲除之而保主公，这就是范增的本分。那么，刘邦有什么威胁？刘邦一路西进，收拢部队，达到10万之众，这是威胁一；刘邦本来手下并无大将，但张良此时正在刘邦营中，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刘邦的幕僚，这是威胁二；进入关中后，收买人心、稳定关中的一系列行为使刘邦在关中声望甚高，不利以后项羽在关中的稳定，这是威胁三；刘邦是楚国人，羽翼日趋丰满，一山难容二虎，这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范增才会鼓动项羽不顾一切地杀了刘邦。
非常遗憾的是，范增对劝谏之辞实在不太擅长。范增是这样说的：“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气运一说只是古代帝王们为了维护自家统治而流传的愚民学说，对于项羽来说，什么“天子气”是不值一哂的。如果范增能从政治层面上来规劝，比如 “天下已定，借机削弱各诸侯兵权，当以天子之怒，杀刘邦以儆效尤”；“刘邦新得张良，譬如猛虎添翼，不除之，定成后患”等等，效果应该会更好。
杀刘邦之决心已经定下，以后便是如何杀刘邦。《鸿门宴》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范增如何出谋划策，但从范增“举玉玦示之者三”的动作可见，大概是帐后五十刀斧手之类的埋伏罢了。可是范增没料到项羽一夜之间就想通了，不杀了；更没料到项伯反水了，“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再没料到樊哙那通虚假得不得了的话竟然能骂得项王无话可说，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刘邦跑了。从这些“没料到”，就能知道范增谋划并不严密，以为项王答应杀刘邦就万事大吉，毫无应急计划，只能临时拉人救急。况且，鸿门宴前项王内部看起来并没有统一意见，还得临时在帐外做项庄的思想工作。
实际上，范增犯了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三国时期，鲁肃对孙权说：“臣能降魏，主公不能降魏。”同样的道理，不能杀刘邦，那是作为主帅的项羽杀不得；但作为军中“亚父”的范增何以杀不得？项羽不想杀刘邦吗？项羽在范增连连举玉玦时不做声，不做声不见得是反对，也可以是默认，从范增让项庄舞剑时也不做声就可看出。你亚父完全可以发号施令，也许最后对亚父的惩罚只是“头颅暂寄颈上”或“削发代首”罢。当然，也许范增早已有牺牲精神，但稍作犹豫，准备让项庄先做个替死鬼，但刘邦见机得快，看形势不对，立刻溜之大吉。范增后面的生气，很难说一定是对项羽生气，估计也有自悔的成份。
总之，鸿门宴上的范增，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有眼光而无谋略，有谋臣本分而无牺牲决心。
三、直须推让外黄儿
纵观项羽从崛起到灭亡的过程，作为谋臣的范增有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疏于对项羽的谏诤。当我们审视项羽在巨鹿之战前后的行为时，就会发现他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坑秦降卒，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烹杀韩生，后又在齐地烧杀淫掠等。这些强盗行为违背了民心，致使项羽在失去民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被百姓所抛弃。范增既有亚父的身份，又见多识广，理应劝阻项羽少开杀戒，收拢民心。但是，遍观史书，却不见他一句谏诤之言。后人对此颇有非议，如宋人徐均作诗《范增》曰：“项王暴不减强秦，一语箴规总未闻。白首尚嫌君不忍，料知增更忍于君。”
正是范增在谏诤方面的无所作为，使项羽偏执、残暴的心态泛滥，妒贤嫉能，不肯重用有才之士，韩信、陈平、英布一个个相继离去，后又听信谗言，怀疑钟离昧，就连范增本人也遭受猜忌，被剥夺了一些权力。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范增还是没有谏诤，也许此时谏诤为时已晚。
后人责备范增疏于诤谏，不是没有道理。有人断言项羽不愿纳谏，是因为谏言都关中的韩生被项羽烹杀了，但必须看到，外黄小儿劝说“勿坑百姓”的建议却被采纳，这说明项羽还是能纳谏的。韩生被杀，主要是因为他说话时的嘲弄语气太重，如果他当时能好好说，项羽想必也不会那么残暴。所以王安石诗曰：“巢人七十漫多奇，为驱汉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直接点出范增作为臣子的不合格之处。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关于范增的言论只有两次是带有语气的。一次是《鸿门宴》拔剑撞破玉斗后，骂项庄时连同项羽一起骂：“竖子不足与谋。”竖子，就是无知的小子。他如此倚老卖老，难怪会引起项羽的反感。还有一次是项羽中了离间计后，剥夺范增部分权力，范增的反应是“大怒”。这次的离间计，乾隆是这样评价的：“陈平此计，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以为奇，而世传之可发一笑！”也就是说，这实在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离间，很容易解释清楚。然而范增偏偏没有作出解释，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范增的性格里就有不擅解释、不擅规劝的成份？还是没有摆正自己作为臣子的位置，过分倚老卖老，受不得半点委屈？无论从哪方面说，只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擅长策略但并不擅长政治的谋士。
纵观范增70岁出山后的表现，作为谋士的他，立怀王、杀刘邦、攻荥阳，有眼光、有远见、有策略，把得准大方向，可以算得上一流的战略家；鸿门宴上杀刘邦，无具体计谋，无通盘计划，无壮士断腕之决心，最多算是三流的军事家；（项羽）杀子婴、焚宫室、都彭城、他对主公毫无劝谏，让主公放任自流，从而失民心、失地利，可见是末流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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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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