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宗汾
(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214000)
《聊斋志异·仙人岛》中主角王冕，屡冠文场，恃才傲物，善诮骂，好折人，不料遭芳云姊妹调侃揶揄嘲笑，乃至冷汗发背无地自容。芳云的父亲——地仙文桓若出来“打圆场”，出了一个上联求对。上联日：“王子身边，无有一点不似玉。”这是一个拆字联，盖“王”与“玉”，字形上就差“一点”而已。这是一语双关的妙联，既可理解为“王子（即王冕）身边，没有哪一点不美如玉”；又可理解为“王子（即“王”字）身边，少了那么一个点，所以不似玉”，貌似恭维实则嘲讽。哕哕嗦嗦地说了那么多，只为说明《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标题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元前480年，波斯人人侵希腊，300名斯巴达战士扼守温泉关，奋战阵亡。后来希腊人立碑以示纪念，碑文是：“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达，请报告那里的公民，我们阵亡此地，至死犹恪守他们的命令。”碑文虽短，但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法西斯德国的校方，强迫学生用6种字体抄写“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达”这段碑文，自然是为了灌输这些思想，激励这种精神。爱国、牺牲，这些词汇足以让人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但希腊人是为了抵抗侵略，而德国人是为了发动侵略，两者差了那么一点，以致“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爱国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变成了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抢占道德制高点，阉割碑文的灵魂，对学生进行洗脑的阴谋昭然若揭。
当时的“我”，因为字写得太大，黑板又太短，最后一个“达”字没法写了，为此还挨了美术老师的骂。奇怪的是，美术老师自己却用同样大的字写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也就是说，美术老师也少写了一个“达”字。作者以此为题，用心良苦。
不妨作个类比，剖析少写一个“达”字的深意。例如，要写一段“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颂词，结果只写了“吾皇万岁万万”，而且把它连写了6遍，这不是表面上恭顺而骨子里反叛吗？如果说“我”是考虑不周、无意失误，那么美术老师就是将错就错、有意为之。“我”是一个中学生，心智尚未成熟；老师是一个成年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写一个“达”，化庄严为滑稽、化神圣为可笑，正是不露声色地反抗当局的洗脑教育。
作者以此为题，在逻辑上还有一条充分的理由。“我”在本多夫的这所文科中学就读了8年，但离开母校仅3个月，他居然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因为“我”受伤而神志不清，而是因为那些“校园文化”——绘画、雕塑等等，连细节都是“一模一样”的：“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狄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凯撒、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我”最终是凭着自己亲手抄录了6遍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才确认了自己的母校。所以，作者以此为题，能有力地统摄全文。
综上，这个标题提示了该文两大特点：一是内容上，反思德国法西斯的洗脑教育；一是手法上，用反讽来批判、控诉德国法西斯洗脑教育的罪恶。
与一般小说注重人物形象刻画不同，这篇小说特别注重环境描写——首先是对校园文化环境的描写，其次是对战争背景的描写。那种近似克隆的校园文化环境，不能不说是夸张的，但它更真实地揭示出法西斯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时无孔不入的罪恶，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因夸张而更突出变色龙的奴才本质。对战争背景的描写同样如此。从文本的内容看，故事应该发生在本多夫遭受到盟军飞机大炮进攻的时候，是法西斯溃败的前夜。本该惶惶不可终日的“我”却这么想：“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我觉得大炮即使在轰鸣时，也是高雅的。”他是不是神经错乱了？不。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伊拉斯谟说，只有那些受到好战蛊惑的天真烂漫的年轻人，才会相信战争是一件美妙而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从医学角度讲，他是个正常人；但从社会角度、人伦角度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法西斯的洗脑教育，已使他彻底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变成了一个战争狂人。标题所蕴含的两个特点，在文中一以贯之，展示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