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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路中品心路——重走《指南录后序》的心灵之路

  • 投稿黄奎
  • 更新时间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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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然成为了文天祥的文化名片,更化为世人的人生座右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中国人印象中的文天祥,简直是一个刀枪不入、生死无惧的“钢铁侠”,被后人供于神坛而奉以膜拜。

很多时候文天祥被我们当作一种高档的精神消费,以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和爱国热忱,忘记了他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生命个体。然而史书中的文天祥,只有他的经历,只有他的功绩,却没有他的生命。这正是我们学习《指南录后序》的意义所在: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一段风云际会和个人遭际,更重要的是深入文字去感受文天祥作为“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轨迹。《指南录后序》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敢于袒露自己的心灵。表面上文天祥似乎被拉下了神坛,但在我们眼里他作为大写的“人”显得更加高大、伟岸。

《指南录后序》因为篇幅较长,教学难度自然较大。因为是文言文,又难以达到长文短教的效果。不过长文往往适于巧教:选择小巧又集中的教学要点,构建连贯而适宜的教学流程,既能顾及文章的整体性和连贯性,避免限于局部的零敲碎打,又可以明确文本研习的核心价值。

《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一段人生经历的自我记录,叙述了他出使元营前后的行路历程;同时又是他真实的心灵记录,刻画了伴随行路而生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指南录后序》不仅是一张记载文天祥经历的行路地图,更是一幅用灵魂涂抹的心路画卷。

行路与心路既是我们解读《指南录后序》的“双管”,也是我们教学《指南录后序》的“两翼”。双管齐下,两翼齐飞,我们不妨就在解读行路中品味心路。

行路一:“去”

文章的开端看似简单明了,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这一“去”,不曾想却引来了一系列的“渡劫”。有人说文天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去”,有人说他是不顾个人安危而“去”,我想这些由结果而逆推的结论未免太过简陋。其实在“去”的叙述中文天祥交代了“去”背后的心理考虑。

其一是“该去”。这“应该”直接源于文天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同时也是由于形势所迫,“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况且“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可以说,“去”于文天祥而言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必然。

其二是“可去”。此“去”虽有较高的风险指数,但终究是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而且根据惯例,有“去”也有“回”,“初,秦使往来,无留北者”。此时的文天祥,其实并没有太多悲观的预料和准备,甚至并未想过“死”之大事。

其三是 “想去”。文天祥之所以想去,乃是出于自我的主观愿望,“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以死报国固然伟大,但至多是保全了国家的尊严,体现了民族的气节,但这绝非文天祥此 “去”的初衷。固然“该去”“可去”,但“想去”才是他内心最大的动机。可以说,出使北营是文天祥经过再三考虑的理性选择。

教学环节一:行路——“去”;心路——“该去”“可去”“想去”。

行路二:“留”

文天祥出使北营,却“羁縻不得还”,不幸被对方扣留。这既在当初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实际的情理之中。作为弱国之使,他“抗辞慷慨”以致“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以个人之力捍卫国家的尊严。但因为吕师孟的构恶和贾余庆的献谄,由个人恩怨、所托非人以致“国事遂不可收拾”。

面对“留”的处境,摆在文天祥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一个——“死”。选择死是自然的,也是容易的。于己于国,他明白自己“该死”,所以“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同时他又知道自己 “当死”,死既能保全自身的名节,更能捍卫国家的尊严,所以“分当引决”,这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多考虑的问题。

对于文天祥而言,“死”当然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可是“不死”却是需要更大勇气和深刻思考的抉择。“死”固然能够保全自己,但于国事却无所增益,且与“想去”的初衷相悖;而“不死”虽然需要“隐忍以行”,却能用现时的屈辱换来未来的希望。 “将以有为也”,这既是文天祥借古人之言对自己的激励,也是自己“舍死求生”的心理独白。

这般面对生死的抉择,令人自然联想到太史公的《报任安书》:“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尽管文天祥简略而述,然而这如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心灵抉择,想来必然经受了一番痛苦而又决绝的过程。

教学环节二:行路——“留”;心路——“该死”“当死”“不死”。

行路三:“逃”

一般而言,“逃”是摆脱困境、寻求生机,而文天祥之所以“逃”非但没有“死里逃生”,反而是“生里逃死”。

《指南录后序》中叙述文天祥北行途中逃脱的行程毫无疑问是文章的重点,浓墨重彩地回顾了他九死一生的惨痛经历。但是这不堪回首的行路作者叙述极为简略,走马观花般一笔带过,“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在这笔法顺畅的行路中,作者一路所经受的心路历程却是跌宕起伏的。而这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坐标,那便是一个“死”字。“死”,既是一个字,也是一种处境,更是一段心路历程。

起初,文天祥并不怕死反而一心“求死”:“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他据理力争,表现出了不畏强权、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时的文天祥意志坚定,胸襟坦荡,未见任何恐惧。

在很多人看来,自杀乃是一种懦弱和逃避的表现。当此国难之际,文天祥报国之志未酬,定然是不会轻易自杀的。然而“去京口……几自刭死”,他私挟匕首却自己“想死”。为何?因为他心中有所顾虑,担心自己被元军当作人质。一旦被要挟,不仅一世英名付之东流,更是丧格辱国,此时自刭应是最好的选择。可未见真相前,文天祥心中实有不甘,一个“几”写出了他心中的彷徨和犹豫。

同时。文天祥又很“怕死”。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他怎会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呢?他之所以“怕死”,是怕自己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毫无价值,辜负了举国上下对其的厚望。因此我们从“几从鱼腹死”“几彷徨死”中读出文天祥的担忧,唯恐自己遭遇“轻于鸿毛”之死。

然而作为生命个体,文天祥毕竟是一具血肉之躯。尽管他可以不计个人安危,但身心必然要遭受生死的折磨和考验,他终究还是“惧死”的。所谓“惧死”,既有对自己死里逃生的慨叹、庆幸,又有历尽磨难后对死亡的恐惧。“如扬州,竟使遇哨,无不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以小舟涉鲸波,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在此文天祥流露出一个普通人对多舛命运的无助与畏惧。虽然一心为国,但苟且偷生带来的种种屈辱使其身心备受折磨,实在是非人世所堪。

“常恐无辜死”“死固付之度外矣”,既有对死的恐惧,也有对生的留恋,更有对死的参透。一路从“死”中走来的文天祥,展现出了他身为常人的真实心灵写照,这非但没有损减原本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更加诠释了一个贴近我们的文天祥。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更是文天祥“悟死”的肺腑之言。一方面,“痛”为人生所遭之磨难、生命难以承受之苦痛,饱受摧折,痛何其之深刻。另一方面,“痛”为个人命运难以把握与报国之志未酬之矛盾,自己一死固然容易,可是国之重任犹不能忘。一己之命事小,国家社稷之安危事大。于是为自己之险境更感忧心忡忡,这种痛苦是更高层次上的人之大痛。

教学环节三:行路——“逃”;“心路”—— “求死”“想死”“怕死”“惧死”“悟死”。

行路四:“归”

文天祥死里逃生,“归”而“重见日月”,想来有“劫后余生”的庆幸。然而文天祥的内心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方面,之前一路涉死的心灵之痛久久未愈;另一方面,归国之后必然要面对世俗和他者的眼光与质疑。于他而言,选择“死”是无可非议、无人质疑的,而选择“生”却可能要遭受附加的屈辱和自我的折磨。

因此,文天祥敢于主动揭开自己未愈的伤口,主动为自己“辩生”:以死明志固然能够保全自己,但对上有负于国君,对下有愧于父母,“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可谓既不忠又不孝。而他选择隐忍苟活正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他甘愿忍个人之辱,只求为国而死,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教学环节四:行路——“归”;“心路”——“辩生”。

文天祥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高大”,更在于心灵层面和人性层面的“真实”。对于大多数士大夫而言,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只有“仕”和“隐”的选择。可以说,“仕”与“隐”的二重变奏,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矛盾基调,而这种矛盾切入个体的灵魂并不深。而《指南录后序》中的基调则是“生”与“死”的二重变奏,这就具备了灵魂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刻,从而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文天祥心灵层面和人性层面的伟大。[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北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