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新闻教育院系都内迁至重庆继续办学，新闻界同时出现了战时新闻学。本文按照教育理念对战时重庆的新闻教育院系进行分类梳理，以复旦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为具体案例分析了战时新闻学对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学生实践和研讨方面的影响，总结了战时新闻学对战时中国新闻教育的优点和局限。
关键词：新闻教育；战时新闻学；复旦大学新闻系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6-0130-03
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闻教育情况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不仅是战时全国新闻传播的中心，同时也是战时全国新闻学教育的中心[1]。许多大学新闻院系的内迁和新闻机构在重庆落地，为战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众多新闻人才。
（一）三类新闻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新闻院校和机构
1.进步新闻教育思想：复旦大学新闻系
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于1938年1月迁至重庆，在渝时间八年零五个月。在渝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由《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兼任系主任，后由陈望道出任新闻系主任[2]。陈望道进步的新闻教育思想在教学中显现出来，他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坚持和宣扬真理、推动和改革社会。陈望道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引入了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逻辑学和伦理学。前后共计举办了一百来次的“新闻晚会”，讨论时事、进行学术研讨。这些晚会正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进步的新闻教育思想的真实写照。
2.实用主义新闻教育思想：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顾执中在战争环境下继续开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创校的目的是为中国新闻事业培育人才，培养有独立人格和正义感的新闻后备军。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成为了我国业余新闻教育的先例，在新闻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的落脚点放在了后备军的培养上，以至于在重庆时期新闻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几乎都偏重于采写编评摄的实践学习，而对新闻理论的探究则很少。
3.政党新闻教育思想：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是国民党新闻教育的典型代表[3]，该校教学的目的是为国民党培养新闻人才，其“党化新闻”“政党新闻”的思想较为突出。这些具有政党特色的教育理念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要求学生为国民党党业和新闻事业服务。
（二）战时新闻学兴起并影响新闻教育思想
新闻学研究在中国兴起后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这使得新闻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战时新闻学”，1938年《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实施战时教育方针。战时新闻学的核心理念是：新闻如同前线战士手中的钢枪一样就是新闻工作者手中的武器，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冲锋陷阵”[4]。战时新闻学强调的是新闻的工具性价值，这一思想在1936年萌芽，平津新闻学会召开的会员大会中集中讨论了战争爆发之际新闻界亟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其中就涉及训练新闻人才、创办新闻学术等方面。参加会议的许多新闻工作者都曾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教育学院和机构任教，这也佐证了战时新闻学的思想，并不仅仅影响着新闻工作者的实际新闻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当时的新闻教育思想中。在战时新闻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新闻教育模式也在转变中逐渐形成。
二、战时新闻学影响下的课程与师资
战时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应战备之需，与抗战紧密相连。这种战时新闻学对新闻工具理性价值的主张也体现在从事新闻教育学者的思想中。
（一）复旦大学新闻学系
陈望道担任系主任时期对原有的课程设置作了较大的调整，在必修课中加入了哲学与伦理学，强调学生的写作能力，增开了写作和实习的课程，并且给了学生课程上的选择权，注重培养学生更广泛的知识基础。作为战时新闻学倡导者之一的杜绍文也在系中任教，教授报馆管理、新闻政策法规、中国新闻事业概况三门课业[5]。
战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课程设置都比较注重通识教育，非专业性的课程占比较大，增开的时事研究课程能让学生深刻地了解战争和社会的现实状况。这样的新闻教育模式下所培养的新闻后备军更能切中时弊。战时的复旦新闻系在师资上表现出来兼职和专职结合的特点，这些教师基本上都有新闻业界的实践经验，且有着多元的学识背景，这成为复旦大学新闻系能够培养通识的新闻工作者的条件之一。
（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培养目标更偏实际需求，他们的新闻教育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技能型新闻人才[6]。学校所教授的重点是采写编评等实务课程，所授的外语语种根据战时具体需求有所变化。以1943年开设的课程为例，科目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专业课程，另一方面则是通识知识，包括外语、时事分析、国际公法、军事常识等，理论课只有新闻学概论这一门课程而已。
顾执中在建设师资队伍上广邀各行业的社会工作者，任用专业性极强，且战时新闻实践经验极强的新闻工作者。他邀请舒舍予教授新闻写作，冯玉祥教授军事常识，自己则教授新闻学概论。顾执中正是受到战时新闻学的影响，才树立了为战时中国新闻界培养人才的目标，在培养学生方面强调新闻工作的工具理性，侧重于技能性新闻课程的开办。
（三）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大量使用兼职教师是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育的一大特色，新闻系专任教师只有马星野与俞颂华两人，此外都是兼职教师。兼职教师不仅能够直接指导学生的实践，且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和工作岗位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使得他们的教学也带有强烈的战时新闻学的色彩。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系的系主任马星野，原本依照美国新闻学模式办学，但在战时的国情下，马星野在师资队伍和课程设置上很明显的偏向了戰时新闻的需求。三、战时新闻学影响下的学生新闻实践与研讨
实践是新闻教育的最后一环，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条件下，各新闻教育的院系和机构在教学中仍加入了实践环节。
（一）多元的校内实践方式
陈望道注重校内实践平台的建设，1943年复旦新闻通讯社恢复，由陈望道任社长，学生负责具体事宜，从此复旦新闻通讯社刊物的文本具有鲜明的“抗日”色彩，复旦新闻通讯社成为了抗战时期沟通大学校园和社会媒体的重要桥梁。1944年该系先后创办了三份报纸，其中《复旦新新闻》，是为了解决学生实习问题而专门创办的，办报的全部工作都交由新闻系的学生负责。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注重学以致用，创办了民治通讯社供学生实习，要求学生在第二学年全部都要参加民治通讯社的工作，在顾校长的亲自指导下，进行采编等实习。在课程上，实习工作被专门作为一个类别单列出来。
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一直延续着学生校内实践的制度，该校新闻专修科的学生于1941年出版了报刊《南泉新闻》，该刊为学生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其学生不仅致力于采写、编辑、出版，还将该报刊拿到社会上去售卖。
（二）针对理论开展学术研究
对战时新闻学理论的探讨研究成为当时新闻教育的一大特色。复旦大学新闻系从1943年秋季就开始举办新闻晚会，新闻晚会以探讨学术、研究时事为宗旨，每周六举行一次[7]。晚会的主题多样，所讨论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校园和书本，转而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这个战争环境，并且更多地去思考战时新闻学的相关理论。
在探讨方面，新闻系的师生拓展了战时新闻学的研究范围，理论上包括对战时新闻政策、新闻自由的探讨；操作层面对战时新闻人才的培养以及战时新闻的采访与编辑都进行了研讨。其中杜绍文认为报纸、杂志等文字图画的出版物是时代的新文器，先天具有浓厚的战斗性。
四、结语
重庆随着国民政府战时陪都地位的确立，成为了当时全国新闻教育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许多知名的报人和新闻学者汇集到重庆。新闻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跳脱出了之前仿照西方的局限，发展形成了符合战时中国特色的教学模式，这些新闻教育的科系和机构还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为学生提供了实习的机会，多个方面的进步使得中国新闻教育在战争环境下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但是这种战时新闻学指导下的新闻教育存在很大的局限。一方面，当时在重庆的新闻教育院系和机构的课程设置都不约而同的偏重于技能型训练的新闻专业课程，所组建的师资队伍以兼职老师居多，授课的教师教育背景多元，少有出自新闻专业的。在自编授课讲义的情况下，新闻记者则凭个人经验来授课，作某种新闻技能的传授。这使战时新闻教育缺少新闻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具有重实务、轻理论的特点，新闻的工具性被放得过大；另一方面，不论是对通识知识的教育还是对新闻专业课程的教育，无疑都从培养新闻工作者工作能力的角度出发。这时的新闻教育往往忽略了新闻工作者这一职业的社会属性，课程中缺少对记者的职业道德教育，没有将职业道德的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去，此时的新闻教育有所欠缺。
总体而言，在重庆时期的新闻教育院系和教育机构的发展，为我国战时新闻业培养了庞大的新闻后备军，也适应了社会对新闻人才需要的情况。新闻实践工作是新闻教育的基础，也是新闻教育服务的对象。战时新闻学影响下的重庆新闻教育的发展正好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