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彭春华
【摘要】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7—2013 年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董事（独立董事）和CEO 任期交错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能够降低盈余管理水平，两者任期错开时间越长，作用越大。在区分两者任职先后、盈余管理方向、公司产权性质和CEO 权力的情况下，当董事（独立董事）任职开始时间晚于CEO 时，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作用较大；任期交错对向上和向下盈余管理均具有控制作用，且对向上盈余管理的作用较大；对于向下盈余管理，任期交错的治理作用不受产权性质影响，而当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性质时，没有发现任期交错对于向上盈余管理存在治理作用；当CEO 权力过大时，任期交错在控制盈余管理方面治理效率会有所弱化，且对于向下盈余管理弱化作用更大。
【关键词】董事 CEO 任期交错 盈余管理
一、引言
很多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几乎被同时任命和更换。中国的社交文化本来就存在“一团和气”的氛围，商业人士之间的关系网充斥着人情味道。如深圳华强，董事和CEO 之间较亲密一致的任期安排会使二者之间形成隐形的纽带，不利于董事职能的有效发挥：在需要董事提供咨询时，多数董事成员会“附和”CEO 的决策；而需要董事行使监督时，开口说“不”的压力在无形中加大，提不出建设性意见。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保持一定“距离”势必会起到一定治理作用。那么，让CEO 在自己的任期内面对不同的董事（独立董事），可以使得盈余管理行为有所“收敛”，从而有效地提高盈余质量吗？本文对此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CEO 基于个人薪酬、晋升和变更等原因存在着盈余管理动机（Healy，1985 ；Watts 和Zimmerman，1978 ；Bergstresser 和Philippon，2006）。管理团队任期异质性将会导致管理层之间的沟通障碍（Ancona 和Galdwell，1992）、降低团队的交流频率（Zenger and Lawrence,1989）, 减弱团队的凝聚力和融合力（Jackson 等，1991），还会造成团队之间不信任和价值观差异（Katz，1982），这些可能会阻碍团队合作以提升企业价值，另外，这种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团队合谋损害股东利益行为。
（二）国内文献
何威风等（2013）研究发现，CEO 基于个人薪酬、晋升和变更等原因存在着盈余管理动机。陈德球等（2011）研究发现，CEO 任期与盈余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优化董事会特征可以显著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刘立国、杜莹，2003）。改善公司治理水平能显著地降低盈余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盈余质量（高雷、张杰，2008 ；高雷、张杰，2009)。通过轮换董事（独立董事）或者CEO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董事会的客观与独立性，能够达到提高盈余质量的目的。姜付秀等（2013）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CEO 和CFO 任期交错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刘诚等（2012）和陆瑶等（2014）研究发现，董事和CEO 之间存在的老乡、校友和工作经历等社会关系会严重影响董事的独立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1 ：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可以有效提高盈余质量。
在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交错任期是降低二者熟络程度的重要途径。当二者任期错开程度较大时，CEO 在整个任期内面对的董事（独立董事）可能会不同，就需要更多的磨合时间，降低了二者合谋的可能性；而当二者任期错开程度较小时，由于长期共同任期关系的存在，相互之间的接触更频繁，私人关系将会更加紧密，会损害董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CEO 不当操作被反驳的几率将会下降。董事（独立董事）与CEO任期的交错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董事会在执行监督职能时独立性的高低，特别是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时显得至关重要。
假设2 ：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特别是向上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受到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影响。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职员评价机制内容多维化，除了报告业绩之外还存在很多政治性指标，CEO 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对较弱。同时“一团和气”的社交文化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人员之间更倾向于做好先生，尽可能地塑造缓和的人际关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之间的对立性相对较弱，董事会在执行监督职能时客观性将会相对较低，从而弱化了二者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假设3 ：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会受CEO 权力影响。
一方面，CEO 权力的大小说明的是在公司行为中CEO 的支配力度，CEO 权力越大，手中掌握的资本越雄厚，在公司中的地位更高。另一方面，在实际中CEO 会选聘对自己更有利的董事会成员，当其权利越大时，在对人选的认定中分量更重。较大的权力不仅赋予CEO 更大的掌控力，还能获得更大程度的董事会支持力度。当CEO 权力较大时，董事会提出异议的可能性更低，监督效率将会降低，从而弱化了二者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二）样本数据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7—2013 年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信息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采用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剔除了ST、*ST 类公司；（2）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以上处理后，最后得到1 841 个公司，涉及21 个行业，涵盖7 个年份，共8 145 个非平行面板观测样本。
（三）变量定义
盈余质量：本文采用修正Jones 模型（Dechow 等，1995）估计可操纵应计利润，取其绝对量得到盈余管理变量DA，并按照应计利润符号分组得到DA+和DA-，以此来衡量上市公司盈余质量高低。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及其界定具体如表（1）所示。
（四）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DA= α + β1*TENURE_all（TENURE_indepent）+β2*Size + β3*Lev + β4*ROA+ β5*MB +β6*Director + β7*Indepent + β8*MSH +β9*Fshare + β10*SOE+ β11*BIG4 +β12*OPIN + β13*Year+ β14*Nindcd + ε借鉴已有研究（Jiang,Petroni 和Wang，2011 ；
胡奕明、唐松莲，2008；李增福等，2011；姜付秀等，2013），本文控制了如下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成长机会、审计质量、管理层是否持股、董事人数、独董比例、年度和行业。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模型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 可以看出， 董事（ 独立董事） 与CEO 任期交错变量均值为11.342 0（12.553 7），这说明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的实际任职时间差异在1 年左右。公司盈余管理的均值为0.080 8，中位数为0.049 4。CEO 权力均值为0.802 6，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 的样本占总样本的80.26%。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分析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考虑独立董事、董事与CEO 的任期交错的关系类似和篇幅限制，只着重分析了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程度同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二者交错的程度越高，董事的独立性越有保障，治理效率就会更高。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成长机会、股权集中度、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产权性质为国有控股以及四大审计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这些相关结果都是单变量分析结果，更详细可靠的结论有待多变量回归结果。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检验了董事( 独立董事) 与CEO 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在区分盈余管理方向、任职先后、产权性质、CEO 权力的情况下，分析任期交错对盈余质量是否具有稳定的作用。
模型（1）是不区分盈余管理方向的情形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模型（2）是不区分盈余管理方向的情形下，独立董事与CEO任期交错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两种任期交错程度与盈余管理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均为1%，任期交错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盈余管理水平降低0.05% 到0.06%。董事与CEO 的任期交错能有效地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而对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进行特别分析结果同样显示, 任期交错的安排能起到很好地治理效果，假设1 得到验证。
从表（4）可以看出，公司规模（SIZE）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这与于忠泊（2011）研究结论一致；公司资产负债率（LEV）与盈余管理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公司成长机会(MB) 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在5% 以上，表明公司成长机会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这与李增福等（2011）的结论一致；公司盈利能力（ROA）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盈利能力越强，盈余管理水平越低，盈利能力越好，进行盈余管理的必要性应该越低，这与高雷和张杰（2008）研究结论相反；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即优化董事会特征可以很好地抑制盈余管理，而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t）与盈余管理之间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高管持股（MSH）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这与姜付秀等（2013）研究结论一致；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share）与盈余管理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国有控股（SOE）与盈余管理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国有控股公司中的盈余管理水平较低，这与刘凤委等（2005）研究结论一致；四大审计（BIG4）和审计意见（OPIN）均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 和1%，表明经过四大审计或者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这一结论与高雷和张杰（2008）研究结论一致。
表（5）中4 个模型分析董事（独立董事）相比CEO 任职先后的情况下两种任期交错指标对盈余管理（不区分盈余管理方向）的影响。通过区分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职先后，对样本进行分组进行纵向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董事（独立董事）任职是否较早，两种任期交错指标与盈余管理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在5% 以上。且交错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盈余管理水平增加0.04% 到0.07%。通过对任职次序的研究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当董事（独立董事）较晚接受任职的情况下，任期交错的治理效果要高出0.01% 到0.02%。研究结果说明无论董事（独立董事）较早或者较晚开始就职，任期交错方式能显著地控制盈余管理水平，达到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目的，而董事（独立董事）较晚接受任职情形下的任期交错在控制盈余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在CEO 领导地位和权力的不同表现时期，董事会的角色会处在不断地变化当中。当CEO 在公司尚处于领导地位和权力的发展阶段，在工作中还没有获得更大成就之前的任职期间，董事会应该借鉴管家理论思想与CEO 发展一种相互合作、彼此信任的工作关系。而当CEO在公司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力得到较强发展，其潜能得到充分展示，在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以后的任职期间，董事会则应该借鉴代理理论思想对CEO 可能出现的自负心态及机会主义行为实施严格控制（杨林，2003）。总体来说，由于任职先后情况下，任期交错均能有效提高盈余质量，只是程度上存在细微差别。基于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对盈余质量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以下将不再区分任期先后关系。
盈余管理存在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两种形式，两种盈余管理当期产生的经济后果的不同导致其对于企业业绩影响的差异，向下盈余管理的结果提高了当期公司业绩，而向下盈余管理则降低了公司当期业绩（申慧慧，2010）。本文为了与以前的研究保持一致，并结合前面样本的分析结果，将盈余管理分为向上盈余管理（DA+）和向下盈余管理（DA-）。
表（6）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董事和独立董事研究结果，纵向分析了两种任期交错程度对向上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种任期交错程度指标均与向上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为1% ；表（6）中模型（3）和模型（4）分别是针对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研究结果，纵向分析了两种任期交错程度对向下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种任期交错程度指标均与向下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在5% 以上。而通过横向比较任期交错对向上和向下盈余管理影响，结果显示，任期交错对向上盈余管理影响要高0.02%。说明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具有显著治理作用，且对向上盈余管理影响程度较大。
表（7）中8 个模型是在区分产权性质、盈余管理方向的情形下，分析了两种任期交错程度变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当控制人为非政府性质时，两种任期交错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依然成立；当控制人为政府性质时，对于向上盈余管理，没有发现两种任期交错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反映了政府控制的企业由于其优厚的条件支撑，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动机相对较弱，这些企业更多的是进行向下盈余管理。通过比较两种控制人性质的研究结果发现，当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性质时，对于向下盈余管理两者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对于向下盈余管理，两种任期交错形式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任期交错能显著地控制向下盈余管理，而这种负相关关系不会受到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影响，假设2 得到验证。
表（8）中8 个模型是在区分CEO 权力、盈余管理方向的情形下，分析了两种任期交错程度变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向上盈余管理还是向下盈余管理，两种任期交错变量都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当CEO 权力过大时，这种负相关关系都有所降低。其中向上盈余管理降低了0.01% 到0.02%，向下盈余管理降低了0.08% 到0.11%。这说明任期交错能显著地增强公司治理效率，达到有效地控制盈余管理的作用。不论是资本市场动机等产生的向上盈余管理，还是避税动机等产生的向下盈余管理，这种效果都不会受到影响。而当管理者（CEO）权力过大时，任期交错在控制盈余管理方面所产生的治理效率会有所弱化，且对于向下盈余管理，这种弱化作用更大。这可能说明，权力较大的管理者可以自己设计激励组合，在获取权力收益的同时实现高货币性补偿，并不需要用盈余管理来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权力较弱的管理者更关注货币性补偿，只能通过盈余管理虚构利润，以达到薪酬考核的目的（吕长江、赵宇恒，2008）。由此可见，权力较大的CEO 进行盈余管理特别是向上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对较弱，当CEO 权力过大时，任期交错在控制盈余管理方面所产生的治理效率会有所弱化，且对于向下盈余管理，这种弱化作用更大，假设3 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由于2007 年制度环境变化加大，如新会计准则实施，本文剔除了2007 年观察值，研究结论不变；（2）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均值为11.342 0（12.553 7）， 而最大值为176.625 0（202），对这一类极端值，本文按1% 的标准进行缩尾处理，研究结论基本不变；（3）由于学者对CEO 权力的度量存在着不同模式，Finkelstein(1992) 从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四个维度提出了衡量CEO 权力的框架。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也采用上述4 个维度衡量了上市公司的CEO 权力。而Bebchuk 等（2011）则采用CEO 薪酬占董事会前3 位董事薪酬的比例来度量CEO 的相对权力，并且认为该指标体现了CEO 在能力、贡献和权力等方面相对于董事会的重要性。该衡量方法能够很好地解释CEO 权力对公司价值、企业盈利能力和资本市场反应的解释。本文采用CEO薪酬占董事会前3 位董事薪酬的比例来重新衡量CEO 权力，分析其对治理效率的影响，结论基本不受影响。
五、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交错能够降低盈余管理水平，两者任期错开时间越长，该作用越大。在区分两者任职先后、盈余管理方向、公司产权性质和CEO 权力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当董事（独立董事）任职开始时间晚于CEO 时，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作用较大；任期交错对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均具有控制作用，且对向上盈余管理的作用较大；对于向下盈余管理，任期交错的治理作用不受产权性质的影响，而当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性质时，没有发现任期交错对于向上盈余管理存在治理作用；当CEO 权力过大时，任期交错在控制盈余管理方面所产生的治理效率会有所弱化，且对于向下盈余管理，这种弱化作用更大。以上结论说明，通过对董事（独立董事）与CEO 任期的适当安排能够提高盈余质量，从而达到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目的。
董事会治理机制引入上市公司至今，仍然有很多不合理的治理现象。只是由于当下很多上市公司有业绩处在增长中，这些不合理之处所带来的弊端完全被淹没，因而不被重视，但这些不合理的治理模式时刻在侵蚀着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公司治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体现，“不健康”的治理制度具有继承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地改变公司的文化氛围。很多上市公司的失败其实可以从最初的治理传统上找到原因，事后的追责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不断改进公司治理模式。本文正是从董事会治理机制问题入手，为董事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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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