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贞
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学检验科,广西梧州 543002
[摘要] 目的 分析探讨不同孕期孕妇常见阴道炎病原菌分布状况与药物敏感性。方法 将2013年1月—2013年12月在进行产前检查的孕妇共2600例按照早孕期和晚孕期分为早孕组和晚孕组,再选择100例健康检查的育龄妇女为对照组,对比三组研究对象的VVC、BV和滴虫的检出率情况,并对不同孕期孕妇假丝酵母菌的药物敏感性进行分析。结果 三组对象的滴虫检出率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0.05),早孕组和晚孕组的VVC和BV检查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早孕组和晚孕组的VVC和BV的检查率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孕期的孕妇对酮康唑、制霉菌素、克霉唑等药物敏感性都较高。结论 阴道炎是孕妇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孕期阴道炎应引起临床高度重视,进行药敏实验与分泌物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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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不同孕期;孕妇;药物敏感性
[中图分类号] R446.5;R7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6(b)-0083-02
阴道炎(Vaginitis)是女性常见生殖系统疾病[1]。孕妇如果患有阴道感染则可能引发自然流产、早产、低体重儿、新生儿感染等症状,从而对正常妊娠造成严重影响[2]。为了对不同孕期孕妇的阴道病原菌的分布情况以及药物敏感性进行分析,笔者对我院2013年1月—2013年12月收治的2600例在我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于2013年1月—2013年12月收治在我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妇共2600例,年龄为19~41岁,平均年龄为(28.3±7.7)岁;孕周≤24周1232例,孕周>24周1368例;按照孕期不同将患者分为早孕组和晚孕组。同时选择在我院进行健康检查的育龄妇女100例作为对照组,年龄为21~43岁,平均年龄为(29.1±6.9)岁。早孕组和晚孕组患者排除糖尿病、严重心肾疾病,在基本资料方面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检测方法
以无菌棉签在距阴道口4 cm处取阴道分泌物,交由检验科进行检测。诊断标准:经革兰染色观察到假丝酵母菌菌丝,提示患者有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VC);如果革兰阴性小杆菌、弧形杆菌、革兰阳性球菌≥6,则提示为细菌性阴道(BV);如果经阴道分泌物生理盐水悬滴法检验发现运动的滴虫,则提示为滴虫性阴道(TV)。
1.3药物敏感测试
本研究对外阴假丝酵母菌进行3种药物解析:①从琼脂平板处选几个单菌落,放入装有2 mm无菌水的试管内,自动比浊仪制成菌悬液,浓度为0.5麦氏浊度单位。②取少量的菌悬液放入试管内,并挤压去多余菌悬液,平稳涂抹在调制好的葡萄糖美兰水解酪蛋白琼脂板上,在标准温度下干燥3~5 min,将药敏纸片平贴于平板的表面,放入35℃的孵育箱24 h,然后测量抑菌圈直径。
1.4判断标准
根据抗真菌药敏纸片的抑菌圈大小可分为:敏感:制霉菌素>25 mm;中度敏感:制霉菌素为10~14 mm;耐药:制霉菌素<10 mm。
1.5统计学处理
对所得数据以SPSS 20.0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对计数资料以χ2进行检验,以例数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对计量资料以t进行检验,当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VVC、BC、滴虫的检出率
早孕组1232例中VVC检出346例,检出率为28.08%,BV检出402例,检出率为32.63%,滴虫11例,检出率为0.89%;晚孕组1368例中检出VVC372例,检出率为27.19%,BV413例,检出率为30.19%,滴虫12例,检出率为0.88%;对照组100例检出VVC17例,检出率为17%,BV检出10例,检出率为10%,滴虫1例,检出率为1%;三组对象的滴虫检出率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0.05),早孕组和晚孕组的VVC和BV检查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早孕组和晚孕组的VVC检查率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0.05)。具体数据见表1。
表1三组研究对象的VVC、BC和滴虫检出率对比[n(%)]
注:*P>0.05,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
经检测,两组共出现1242株假丝酵母菌,早孕组609例,晚孕组633株。假丝酵母菌对制霉菌的敏感性高达96.14%(1194/1242),对克霉唑的敏感性为92.35%(1147/1242),对酮康唑的敏感性为88.00%(1093/1242),两组在制霉菌、克霉唑以及酮康唑的敏感性方面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0.05)。具体数据见表2。
表2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
注:①P、②P、③P均>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正常条件下,阴道环境与菌群相互制约保持平衡[3]。但是妊娠期、月经期、卫生习惯、性生活等因素会对阴道环境进行改变,对原有的防御技能进行破坏,使其无法抵御病原体的侵袭而引发感染[4]。妊娠期间,因受体内的高雌激素的影响,阴道内的糖原合成会增加,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妊娠本身免疫机制,就促进了念珠菌的生长[5]。妊娠期间因过氧化氢阳性乳酸菌不足而促进特纳菌及厌氧菌的生长。内环境的变化对阴道内的平衡环境造成破坏,促进了病原体黏附,在加上妊娠期阴道黏膜水肿、通透性以及充血增加,使得黏膜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妊娠期间容易发生阴道感染。
研究表明,妊娠期的BV发生率为20%左右,显著高于非妊娠期妇女[6]。本研究中早孕组和晚孕组的BV检出率为30%左右,对照组的BV检出率为10%,由此可见妊娠期期妇女的BV检出率显著高于非妊娠期妇女,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较相关报道要高。但是早孕组的BV检出率为32.63%,晚孕组的BV检出率为 30.19%,提示不同孕期的BV检出率不具备显著性差异。
北京妇产医院于2009年对513例孕妇进行研究得出:妊娠期的VVC阳性率为38.40%,发病率为18.70%[7]。本研究中早孕组的VVC检出率为28.08%,晚孕组的检出率27.19%,低于国内报道,两组研究对象在VVC检出率方面不具备显著性差异。
随着假丝酵母菌感染的逐渐增多,咪唑类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耐药菌株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因此对菌株的药敏性进行测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因咪唑类药物本身理化性质以及化学结构的差异,不同的咪唑类药物的实验结果也不同。本研究测定了1242株酵母菌对制霉菌素、克霉唑以及酮康唑的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进行测定,得出假丝酵母菌对制霉菌的敏感性为96.14%,对克霉唑的敏感性为92.35%,对酮康唑的敏感性为88.00%。而早孕期菌株与晚孕期菌株在制霉菌、克霉唑以及酮康唑的敏感性方面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0.05)。咪唑类抗真菌药物主要通过作用于真菌细胞膜对真菌细胞类脂质进行干扰,从而抑制、杀死真菌。经体外药敏实验发现,很多免疫功能缺陷或艾滋病病人对咪唑类抗真菌药物具有耐药性,原因可能是:真菌染色体内控制多药传递外泵蛋白出现基因突变,使得多药传递外泵蛋白出现过渡表达,在ATP作用下将药物由细胞内泵到细胞外,从而降低细胞内的药物浓度,使真菌产生耐药性。而真菌细胞膜上的药物结合靶酶的改变降低了咪唑类药物同真菌的结合能力,导致真菌产生不同程度的耐药性。
总而言之,阴道炎是孕妇常见与多发的妇科疾病,临床医师应对孕期阴道炎给予高度重视。培养分泌物真菌、进行药敏实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为医生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虽然体外实验结果同治疗效果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临床上用药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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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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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