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 调查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电子健康素养的关系。方法 2019年1月—2020年9月，选取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诊治的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227例为调查对象。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和电子健康素养量表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97.82±15.71、18.18±4.23。性别、民族、年龄、教育程度、军龄、病程、获得性反馈、搜索健康信息频次及关注健康公众号数均对消化性溃疡患者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有显著影响（均P<0.05）。电子健康素养是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β=0.747,P<0.01）。结论 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受诸多方面影响，提高电子健康素养将有助于提高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
关键词：军人 消化性溃疡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 电子健康素养
消化性溃疡作为一类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较易复发，且在青年群体中的发病率有增加趋势[1]。消化性溃疡具有反复性和迁移性等特点，影响个体情绪状况及生活质量[2-3]。驻疆部队多在远离城市的艰苦边远地区，担负紧张、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及维稳执勤、高原执勤等任务，身心压力大，消化系统疾病更易发生[4]。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是个体为了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所采取的积极策略，是使机体能够达到或增强健康状态，主动通过改进生活方式以获取健康的行为方式[5]。有研究认为，培养良好的健康行为方式，有利于消化性溃疡的康复[6]。NORMAN等[7]认为电子健康素养是个体通过网络搜寻和信息评估等获取健康信息，以达到促进和增强健康目的的能力。研究显示，高水平的电子健康素养个体，有利于机体的健康生活方式[8]。一项针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调查显示，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具有密切关系[9]，但仅停留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而未作进一步分析。我们以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为调查对象，分析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状及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旨在为驻疆官兵身心健康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1月—2020年9月，便利选取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诊治的消化性溃疡基层官兵227例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消化性溃疡临床诊断符合规定[10]，且病程≥1年；（2）军龄≥2年，年龄≥18岁；（3）愿意配合问卷调查，且具备阅读、填写能力。排除条件：（1）有癌变可能性；（2）不愿配合问卷调查；（3）有意识障碍等情况。本研究经新疆军区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纸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2019年1月—2020年9月，调查人员在基层官兵门诊就诊后现场指导调查。基于自愿原则，问卷不记名。调查人员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检查，对遗漏的题项要求进行补答；对规律性作答的问卷，要求重新作答或作废。所得数据由双人录入，完成后由第3人核实。
1.2.2 调查工具
1.2.2. 1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
该量表含有52个条目、6个分量表（自我实现、健康责任、运动、营养、人际关系、压力应对），量表按4级制记分（1=从不，4=总是），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生活的方式健康度越高[11]。根据得分可分4个等级：52～91分为“差”、92～131分为“一般”、132～171分为“良好”、172～208分为“优秀”。此次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2。
1.2.2. 2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
该量表由8个条目、3个分量表（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测试、评判能力测试、决策能力测试）构成[12]，采用5级制记分（非常不相符=1，非常相符=5）。量表总分为8～40，总分越高，表示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此次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6。
1.2.2. 3 一般情况问卷
主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教育程度、军龄、婚姻情况、获得性反馈、搜索健康信息频率及关注健康公众号数（种）等基本内容。其中，获得性反馈是指个体在治疗过程中，家人能够时常提醒治疗的依从性、注意事项等情况，区分时常反馈、未时常反馈，分别记1、2分。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进行分析。本次调查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F检验；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法；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采用分层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获取227例有效样本，年龄19～52岁，平均（29.56±5.68）岁，其中，19～<30岁93例（40.97%),30～<40岁71例（31.28%），≥40岁63例（27.75%）；男性127例（55.95%），女性100例（44.05%）；汉族152例（66.96%），少数民族75例（33.04%）。其他基本情况见表1。227例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6个分量表自我实现、健康责任、运动、营养、人际关系、压力应对得分分别为17.31±4.38、14.28±3.10、15.47±3.11、16.16±4.68、16.87±4.42和17.74±4.45；量表总分为97.82±15.71，优秀率为0(0例），良好率为5.29%(12例），一般率为66.96%(152例），差率为27.75%(63例）。227例消化性溃疡官兵电子健康素养平均得分为18.18±4.23。
2.2 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单因素分析
女性、汉族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分别高于男性、少数民族官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年龄19～<30岁、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分别高于年龄30～<40与≥40岁、初中及以下与高中和中专官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军龄1～2年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低于其他军龄官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病程≥3年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高于其他病程官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中家人时常反馈的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高于治疗中家人未时常反馈的官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常搜索健康信息、关注健康公众号数≥3个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高于其他官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表1 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分析（)
2.3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电子健康素养及一般情况相关性
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电子健康素养、性别、教育程度、搜索健康信息频次、关注健康公众号数均呈显著正相关（rs=0.761、0.232、0.185、0.212、0.337，均P<0.01），与民族、年龄、获得性反馈、军龄、病程均呈显著负相关（rs=-0.284、-0.529、-0.218、-0.423、-0.220，均P<0.01）。
2.4 电子健康素养对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影响的分层回归分析
为了减弱一般情况对分层回归的影响，便于分析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将一般情况作为控制变量放到回归方程第一层，电子健康素养放到回归方程第二层。结果显示，经Durbin-Watson检验，DW值为1.998；经共线性诊断，无共线性问题，说明回归模型符合分析要求。电子健康素养进入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回归方程（P<0.01）。见表2。
表2 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回归分析（n=227)
3 讨论
3.1 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整体状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为97.82±15.71，低于危娟等[13]以慢性下腰痛为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118.68±18.61,t=20.008,P<0.01），低于程书栋等[14]以医疗护理员为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124.79±35.47,t=25.870,P<0.01）；一般率和差率总和达到了94.71%(215/227），说明驻疆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处于较低水平。这可能是基层部队对健康促进教育不足[15]，官兵获得的健康知识有限，导致官兵原有的生活方式不易改善；官兵的健康概念不清，健康观不强，对健康的自我实现动力不足，也就缺乏形成健康促进行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应针对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特点，强化消化系统疾病健康教育，增强官兵对消化性溃疡的危害认识，指导官兵规范治疗和合理膳食，增强官兵参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能动性。
3.2 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状分析
单因素分析发现，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人口学特征，男性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要低于女性官兵，年龄19～<30岁、军龄1～<3年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较低，这可能是：（1）部队以男性官兵为主，可能对统计结果产生了影响；（2）男性官兵身心压力大，可能更多关注工作，缺乏对健康信息的深入了解，影响了健康行为的形成；（3）年龄19～<30岁、军龄1～<3年官兵是部队的新生力量，由于在部队时间相对较短，尽管接受健康教育，但所获得的消化方面健康知识有限，不足以改变原有的不良生活方式；（4）部队工作、生活节奏快，休闲时间相对较少，决定官兵投入健康维护的时间有限，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应针对基层部队官兵不同年龄、军龄、性别展开健康促进教育，细化实施方案，使健康促进实施更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汉族患者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高于少数民族患者，与文献[14]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汉族官兵在样本中所占比例较大，而少数民族官兵所占比例较小，影响了统计结果；也可能与各自的饮食习惯有关。现实中，少数民族官兵大多喜好摄入高蛋白、高热量和高脂肪性的食物，与健康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与本次调查结果存在差异，有待进一步调查分析。因此，在尊重不同民族饮食习惯的前提下，要改善膳食结构，提高科学饮食水平，为健康生活奠定基础。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高于其他教育程度官兵，表现出教育程度越高，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越高，与文献[13,16]的研究结果一致。教育程度越高的官兵，会针对自身身体状况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更易理解、运用健康知识，更趋向健康生活方式；同时，较高的教育程度官兵，也能够对身心健康所带来的收益体会更深，更加积极主动维护人际关系和加强压力管理，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因此，应更加关注低教育程度官兵的生活方式，强化干预措施，提高低教育程度官兵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促使其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病程≥3年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较高，而病程3年以下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病程时间较短官兵，尚未引起对疾病的高度重视，缺乏对消化性溃疡的疾病知识及疾病转归认知，尚未认知到掌握越多消化性溃疡知识，越利于病情康复，越利于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坚持[17]。因此，应重点关注病程短的官兵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健康管理，提高抉择与健康相关信息的能力，提高健康生活素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治疗中时常得到家人反馈的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明显高于治疗中未时常得到家人反馈的官兵，这可能是在治疗中，时常能得到家人的完整反馈，能帮助自己找出治疗或保健盲点或偏差，从另一角度看待治疗或保健问题，而后，有目的地努力改善或加强健康行为。在治疗中时常得到家人反馈，也是一种家庭支持。有研究指出，良好的家庭支持，有利于改变不良健康生活方式，有利于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形成[18]。因此，应鼓励官兵建立有效的家庭支持系统，通过反馈策略，提高官兵维护、改进健康的行为能力。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经常搜索健康信息官兵、关注健康公众号数≥3个官兵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比较高，表现出搜索健康信息频次越高、关注健康公众号数越多，对消化性溃疡保健或治疗信息掌握的就越多，对消化性溃疡健康信息理解、认知也相应的提高[19]；健康行为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健康素养水平，加强促进健康行为的动力。研究发现，提高网络搜索等素养水平，有助于提升健康行为能力[20]。因此，官兵应自觉提升网络素养，在不违反网络规定的条件下，增加用网时间，多渠道获取相关健康信息，改善健康管理模式，提高健康促进方式。
3.3 电子健康素养对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电子健康素养是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电子健康素养可正向影响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表现出电子健康素养越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越高，这说明电子健康素养高的官兵能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健康资源，对抗疾病风险的意识也较强[21]。有研究显示，电子健康素养越高，越有助于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有助于健康信息的实践[22]。KIM等[23]的研究也指出，个体电子健康素养越高，对自身健康行为越负责，更易改善自身的健康生活方式。因此，基层官兵应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成为一项必备技能。通过提升网络素养，以提高健康信息的理解、评价能力及健康信息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正面引导官兵健康用网，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
总之，驻疆基层消化性溃疡官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偏低，受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电子健康素养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建议：（1）基层医疗保障机构要强化健康促进教育宣传及干预，构建提升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整体环境及规章制度；（2）基层部队应针对网络信息的特征及对官兵健康生活的影响，加强网络教育，提高官兵对网络健康信息的理解、辨别能力；（3）官兵个人应积极主动提升网络素养，以适应网络时代发展需求，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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