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李珣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在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相关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在总体层面上，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与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前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更愿意参加职业培训，不同行业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意愿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相关因素对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方向还是显著性，新生代农民工和全体农民工之间均表现出较高的趋同性，但第一代农民工参加培训意愿仅受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等个别因素的显著影响。文章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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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5-0008-05
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总体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仅有28.8％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培训。鉴于此，近年来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牵头组织实施了诸如“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等大规模农民工培训项目，各地政府也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显然，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作为被培训者，农民工自身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近年来有许多文献围绕着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总体上比较强烈。尽管在具体数值上存在着差异，但大多数调研均显示，约有50％～60％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者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框架分析了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决策机理，并使用Logit或Probit模型进行了相关的计量检验。其中，黄乾（2008）利用上海等五城市的调查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需求受到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业和所有制、进城就业年限、劳动合同和培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杨晓军和陈浩（2008）使用武汉市的数据，采用交叉表和Logistic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培训倾向；年纪较轻、拥有培训经历的农民工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刘冰和陶海青（2008）则考察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培训获取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较低等因素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上述研究增加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但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正处于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而两代农民工之间在文化程度、思维观念、生活经历等许多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刘传江，2010）。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不仅需要从整体上研究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而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相关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但已有的文献大都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对待，尽管个别文献注意到了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代际差异，但相关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定性分析和现状描述的层面（郑耀洲，2011）。笔者将使用江苏省的调研数据，在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对整体样本、第一代农民工样本和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分别进行计量检验并进行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根据经典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Becker，1964），农民工i做出是否参加职业培训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培训的预期收益（TP）和成本（TC）之差，即预期净收益的现值（NPV）。
在式（1）中，w0、w1分别代表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前后的工资水平，r为贴现率，表示农民工对未来工资收入的偏好程度，n是指农民工在培训结束后能够从事市场工作的年限，即法定退休年龄减去受访者目前的年龄。显然，职业培训的预期收益等于农民工终身工资增幅的现值。而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接支付的培训费用dc，二是参加职业培训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可以表示为当前的工资水平w0与培训时间t的乘积。总的来看，理性的农民工将根据预期净收益NPV的情况做出是否参加职业培训的决策。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NPV*i=xi β+μi（2）
其中x为一组解释变量，μ代表残差值。由于NPV在实地调研中是无法准确获得的，因此，式（2）中的NPV*表示预期净收益的潜变量。尽管如此，我们在调查中可以观察到农民工根据预期NPV的情况所做出的培训决策yi，如果用0、1、2分别表示农民工“不愿意”、“说不清”和“愿意”参加职业培训，此时：
yi=0；如果NPV*i≤γ11；如果γ1＜NPV*i＜γ2 2；如果NPV*i≥γ2（3）
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的文献大都认为农民工将根据NPV是否大于0 从而做出“不愿意”和“愿意”参加职业培训的决策。但考虑到相关信息不完全，笔者增加了“说不清”这一选项。显然，从参与意愿的强度来看，“不愿意”、“说不清”和“愿意”三个选项之间存在着依次递增的排序关系。对于这一情况，一般选择排序的Logit模型（Ordered Logit）进行估计（式4），其中F是μi的累积分布函数，而M则表示相应的决策选项。
Pr（yi=M||xi，β，γ）=1-F（γM-xi β） （4）
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所组织的“江苏省农民工职业技能与职业培训调查”。该调查于2010年1月在我国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南京、苏州、无锡和扬州等四个城市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690份，在以上四个城市分别完成195份、165份、175和155份问卷。由于还要剔除一些在相关问题上回答缺失的问卷，所以样本数量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从调查结果来看，男性农民工的比例为61.3％，全体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9.33岁。根据学术界和政策层面的通常做法，笔者将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此之前出生的农民工则被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根据以上定义，本次调查共涉及新生代农民工422人，占总体的61.16％，第一代农民工为268人，占比为38.84％。
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职业培训，根据回答情况得到表1。从中可以看出：58.06％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职业培训，这一数据与以往的相关研究大体一致；但也有将近20％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在总体上明显超过了第一代农民工。其中，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61.72％，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将近10个百分点；而处于“说不清”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也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有30.68％的第一代农民工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是新生代农民工的2.37倍。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将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产生影响：
（一）年龄
根据式（1），年龄的上升意味着职业培训收益期的缩短。因此，笔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将会有所下降。
（二）受教育程度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更容易意识到职业培训对自身工资水平的增长效应，并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对未来收入的贴现率也相对较低，即更加偏好未来的高工资收入而不是即期收益。因此，笔者认为，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技能水平
本次调查将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划分为“没有技能”、“初级技能”和“中高级技能”。一般认为，初始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通过职业培训提高技术等级，进而提高工资水平的空间较大。因此，笔者认为，与具有中高级技能的农民工相比，目前没有技能和具有初级技能的农民工更愿意参加职业培训。
（四）工资水平
一般来说，工资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承担培训费用的能力也相应更强，因此更愿意参加职业培训。但与此同时，较高的工资水平也意味着参加职业培训的机会成本也在增加。综合考虑以上两方面的情况，我们难以事先判断工资水平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
（五）就业稳定性
稳定的就业是获得职业培训预期收益的基本前提之一。就业稳定性较差意味着农民工更换工作比较频繁，由于不同工作对于职业技能的要求一般也不会完全相同，从而将会降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因此，笔者认为，就业稳定性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此外，不同的就业行业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一般也不相同，进而可能导致从事不同行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在计量检验过程中还控制了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变量。最后，考虑到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意愿可能存在着性别差异，我们将性别变量也加入计量方程。
计量检验
在对式（4）进行Ordered Logit估计的过程中，我们首先使用全体样本检验了相关因素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影响的代际差异，笔者还分别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进行了计量检验。考虑到年龄是区分两代农民工的主要标准，我们在对两代农民工分别进行计量检验的时候没有控制年龄变量。具体的估计结果详见表2。其中的对数似然值、卡方检验值和拟R2等指标均说明三个模型的整体效果良好。
（一）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
由表2可以看出，全体样本的Ordered Logit估计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在年龄方面，40岁以上农民工的培训意愿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这显然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培训收益期也较短，从而导致职业培训的净收益大幅下降。而与小学及以下相比，具有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并且这一关系在1％水平上仍然是统计显著的。
表2中的估计结果还显示，以具有中高级技能的农民工为参照组，目前没有技能和仅有初级技能的农民工更加愿意参加职业培训，这与笔者的看法是一致的。相比而言，具有初级技能的农民工比没有技能的农民工更加愿意参加职业培训。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具有初级技能的农民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方面一般要优于没有技能的农民工，并且也更容易意识到职业培训对工资水平的积极意义，因此，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
与此同时，表3显示：就业稳定性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之间不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且在5％水平上是显著的；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参加职业培训意愿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关系。显然，以上计量检验的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大体一致的。
此外，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确实存在一定的行业间差异。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在批发、贸易和零售业以及居民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更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这可能是因为以上几个行业的总体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从而导致从业的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也相对较弱。最后，我们还发现，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参与意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二）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
在表3中，我们还分别估计了相关因素对两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第一代农民工方面，除了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等少数变量对参加职业培训意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以外，其他包括技能水平、就业行业等因素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关系。而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意愿却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等因素仍然与培训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了没有技能和具有初级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参加职业培训之外，在批发、贸易和零售业以及居民服务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也相对较弱。
通过以上两代农民工之间的比较，我们有以下两方面的发现：首先，除了少数变量以外，大多数因素没有对第一代农民工参加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第一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则受到诸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在群体内部的差异很大，异质性较强。其次，从相关因素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方向及其显著性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和全体农民工之间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农民工群体的相关行为特征。
（三）农民工不愿参加职业培训的主要原因及其代际差异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培训工作，对于在调查中回答“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我们还询问了其中的原因，相关情况详见表3。
从全体样本的情况来看，表3的数据显示，农民工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担心培训内容不实用”、“怕花钱”和“年龄大了”，并且以上三种原因的占比均在30％左右。
而从代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年龄的影响迥然不同。其中，大约一半的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原因而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位列所有原因的第一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数据仅为3.33％，处于所有原因的最后一位。此外，第一代农民工不愿参加职业培训的另外两个最重要原因分别是“怕花钱”和“担心培训内容不实用”。而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担心培训内容不实用”、“没有时间”和“怕花钱”。虽然具体排序有所差异，但对预期培训效果的不确定和难以承担培训成本则是两代农民工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的共同原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使用江苏省的调研数据，在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了相关的计量检验，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在总体层面上，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与农民工参加培训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前，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更愿意参加职业培训，并且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工资水平、性别等因素没有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意愿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此外，无论是相关因素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方向还是显著性，新生代农民工和全体农民工之间均表现出较高的趋同性，但第一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仅受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等个别因素的显著影响，从而在群体内部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笔者特提出政策建议：
一方面，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群体的职业技能状况不仅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均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笔者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明显超过第一代农民工。考虑到培训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培训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给予特别重视。
另一方面，根据农民工的自身特点，有选择地开展职业培训工作。即使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作用下，其内部的培训意愿仍然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根据笔者的研究，职业培训的对象应优先选择年轻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稳定性较高且目前技能水平不高的农民工，同时应注意不同行业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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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