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从英1 刘金録2
（1.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300381；2.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 天津 300193）
摘要：实行分类高考，是我国高考制度的重要战略调整，也是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为了保障分类高考顺利实施，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着手展开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机制、人才选拔机制、教育外部环境改革，以夯实推行分类高考的充分、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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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分类高考；教育机制；人才选拔机制；充要基础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9-0008-03
据新华社2014年5月22日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此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技术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分开招考的两种高考模式。此举立即引发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此番推出的分类高考模式，是教育部几十年以来对高考制度的最大一项变革，其重要意义将在未来逐渐显现出来。实行分类高考，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教育整体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同时，实行分类高考亟须尽快构建充分、必要的基础条件。否则，分类高考既难以推行，亦难以持续。
创设与分类高考相适应的教育机制
（一）由普教为主体向普职双主体转化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结构一直处于以普通教育为主体，职业教育为陪衬的状态。这种现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学术型人才培养过剩，技术型人才供应不足。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我国技师和高级技工仅有429万名，约占产业工人的4%，需求缺口1 000余万人。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已达400余万人。而且，高级技工和技师年龄结构堪忧：50岁以上高级技工占42.64%，技师占34.71%；30岁以下高级技工仅占5.18%，技师仅占7.46%。
上述情况表明，技术型人才的匮乏，不仅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由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而且成为建设创新型、创造型大国的“瓶颈”。根本解决之道在于转变普通教育为主体的教育结构，创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双主体”教育机制。教育部决定，将50%的高校，即六百余所转为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学校，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可以说抓住了中国教育和中国产业发展的关键。
（二）由学历为导向向职业为导向转化
不争的事实是，在较长一段时期，我国教育是以学历为导向的。这种教育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造就更多的高学历者，其中不乏纸上谈兵的低能者。2005年至2014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从338万人增至727万人，使学术型人才“产能过剩”，而低就业率实际上使教育发展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显然，为了与分类高考相适应，必须在教育目标上实现由学历导向向职业导向转化。何谓职业导向？其一，以职业标准作为教育目标。任何教育都有明确的职业指向，脱离职业指向的教育，只能是空头的甚至是误人的教育。其二，依产业结构构建专业体系。任何教育门类都要以国家或地方产业结构为依据设置专业门类，应摒弃那种一哄而上的，名称华丽而内容空泛的专业。其三，以职业能力作为课程标准。课程标准应体现“知能合一”和“以能为本”，这个标准既是施教的标准，也是考试与评价的标准。职业导向的内涵还有许多，但这三点是最基本的。之所以否定“学历导向”，意在“导向”二字。其实“学”了，“历”即在其中，不必刻意追求之。应当引导人们去追求的，恰恰是足以使其安身立命的能力。
（三）由“单一入出”向“多元入出”转化
所谓“单一入出”和“多元入出”，是指招生、就业渠道的单一化和多元化。这是又一个困扰中国教育多年的问题。
实践证明，在用工市场化的大前提之下，教育部门很难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数量、规格层次、就业前景作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加之人才培养的周期性特点，往往招生时的“热门专业”，待几年之后其毕业生就业时就遇冷了。因此，所谓“招生计划”，更主要的是按升学人数和学校容量制定的，而没有反映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这种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计划入口，市场出口”（尽管未必贴切）的现象，使教育长期陷于窘境。
破除困局的办法可试行“多元入出”方式。所谓“多元入出”，就招生这个入口而言，是指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行）业要向国家有关部门报送3～4年的用工计划，教育部据此并加上对小微企业用工的预估，制定招生计划。就就业这个出口而言，对大中型企业实行定向培养、对口输送，对小微企业则实行择优录用、自主择业。这种将计划与市场相融合的方式，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有望化解入口和出口都嫌单一的弊端。
上述三项“转化”不可能仅凭教育部门一己之力达成，须充分依靠政府、学校和企业三方面的合力才能奏效。
创设与分类高考相适应的选拔机制
（一）职业陶冶是基础
人才选拔机制并不是仅指高考。恰恰是我们过于重视高考这个环节，忽视了在高考之前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对人才的甄别和分析，才造成许多“学非所愿”和“教非所长”的遗憾。
教育实践表明，在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许多儿童即已表现出对某种职业的偏好。比如，有的孩子偏爱对昆虫、植物习性的探究；有的孩子偏爱建筑和手工制作；有的孩子则偏爱音乐和绘画等等。然而这种儿童天性的率真外露，并没有都得到教育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和有效引导。
解决的办法是实行职业陶冶。教师要通过日常教学和参观、学访等方式，让儿童观察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交警怎样指挥交通。细心考察学生的职业偏好，通过耐心的引导，使学生并不十分固定的偏好逐渐转化为某种职业兴趣，并记录在学生的“成长档案”之中。
（二）职业指导是关键
职业指导是指帮助学生在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中选择适合自己兴趣、专长的职业，接受相关职业教育或培训，以增强职业适应性的过程。职业指导的特点在于：第一，既包括职前教育，也包括职后教育；第二，相对于职业陶冶，职业指导更加理性化，更具针对性；第三，职业指导与职业陶冶既是相互重叠、并行不悖的，也是承前启后、相辅相成的。
仅就职前教育阶段而言，职业指导宜在小学高年级至高中（含职业高中）阶段开展。其目标有二：一是对学生的可培养方向作出科学预测。即在职业陶冶的基础上，通过长期观察，对学生的知能特长、学习方式、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等作出科学分析，并判别其可培养方向属学术型还是技术型。二是对学生的可培养基础作出科学分析。对可培养方向作出判别之后，还要对其是否具备可培养基础进行分析。对不适合者，一要施以有目的培养，二要帮助其适时调整发展方向。
对学生可培养方向和基础的判别，应由教师、学生、专家、家长等各方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并记入“成长档案”，以增强其客观性和准确性。同时，要与学生本人定期沟通，以利于学生认识和了解自己，并愿意朝着自己认可的发展方向努力前行。
（三）高考甄选是平台
经过十余年在基础教育中接受的职业陶冶和职业指导，学生对自己的职业取向已了然于胸。此时，他们面对的高考考场，已不再是“一卷定终身”的竞技场，而是达成其职业理想的展示平台。他们所报考的院校和专业，已不仅是“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而是从适合自己兴趣专长出发的理性选择。从这个角度讲，高考已不单是甄选人才的关口，而是成就人才再发展的新起点。
在分类高考的大背景下，高考自身如何改革又成为一个新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谋划：一是贯彻“知能并重”的考核原则。不仅要在笔试中增加测试学生应用能力试题的权重，还要在笔试之外增设测试考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二是注重学生“成长档案”的参考价值。“成长档案”记录了学生在十余年学习生涯中的成长历程，一份翔实、客观的记录比当前实行的“中学校长推荐信”具有更高的价值。三是强化“职业自我概念”测试。通过问卷、面试等方式，对考生的职业心理品质、职业选择趋向、职业态度体认、职业价值认知等进行考查和进一步确认，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考生入对行。
创设与分类高考相适应的外部环境
（一）建构理性的社会价值取向
并不是高考改革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就会随之改变。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素有重知轻能、重学轻术、重文轻理的倾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等陈腐观念，尽管曾受到过抵制，但一遇机会就会死灰复燃并剧烈反弹。
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必须有理性的价值观作支撑。社会稳定的根基是结构相对均衡、构成相对合理。如果大多数人都争着去“劳心”，而没有多少人去“劳力”，社会就会失衡，所有成员的利益都会无从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其成员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人们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其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都是体面的、令人尊敬的。我们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特别是课堂和媒体，都要理直气壮地弘扬这种价值观，以促进理性社会价值取向的回归。
（二）建构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
近一个时期，人才评价标准出现了较严重的扭曲，突出表现在人才录用方面。一些用人单位，即便是录用一名普通文员，也要求对方具有本科以上文凭。一些稍微“显赫”一点的职位，则非硕士、博士免谈。更有甚者，同是本科生，非“985”、“211”高校出身的不录。还有的甚至搞什么“查三代”，只录用“清华本科、清华硕士、清华博士”学历者。这种现象近来虽有些许改变，但其导向作用却不容忽视。
何谓人才？科学的人才观认为，人才既包括学术精英，也包括技术精英。只有实现这两类人才的有机整合，才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对上述两类人才的需求量又是不同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数以千万计”的学术型人才和“数以亿计”的技术型人才。因此，在人才使用方面，不仅要有效杜绝“人才高消费”现象，更主要的是要建构一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和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脱颖而出的良性用人机制。
（三）建构合理的劳动薪酬制度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一度兴起关于“体脑倒挂”的议论，意即从事“复杂劳动”的，收入不能同从事“简单劳动”的一样。甚至有人抱怨：“造原子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此后，却逐渐衍生出另外一种“体脑倒挂”，即搞技术的收入大幅低于搞学术的。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不仅挫伤了技术型人才的劳动积极性，还直接影响了工科的报考率。据《北京日报》2014年3月26日报道，2010年全国工科招生数仅占本科总数的33%；其中与制造业相关的只占20%，被指为“逃离工科”现象。
上述情形，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现今的劳动类型，已不能简单地用“脑力”和“体力”来划分，更不能主观臆断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试问，把卫星和航空发动机从设计图样转化为产品，哪一样不是手脑并用？不是“复杂劳动”？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劳动的薪酬都应体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贡献率，收入可以有所差异，但不能差距过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增加技术型人才的劳动薪酬。唯有如此，才能引导更多的人愿意从事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从根本上扭转工科教育后继无人，职业教育乏人问津的不正常局面。
据教育部网站信息，分类高考将于2017年开始实施。在三年左右的有限时间内，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都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夯实与分类高考相适应的充分、必要基础。切实转化教育机制，转变选拔机制，转换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地保障这项改革举措有计划、按步骤地得以实施。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费重阳先生的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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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纪秩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务全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
[2]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费重阳，刘金録.论以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国民教育新体系之构建[J].职业教育研究，2010（4）.
（责任编辑：谢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