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録
（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 天津 300193）
摘要：张百熙是颇有建树的清代教育家。他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学制系统文件。他的政府办学主体的教育思想、中体西用的教育主张、普职一体的教育理念和教培并重的教育思路，以及在推动清代实业教育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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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张百熙；职业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0-0178-03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清代教育家，曾任山东学政和广东学政等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任清政府管学大臣。他先后主持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奏请恢复京师大学堂，倡导设立初等商船学堂、初等商业学堂、艺徒学堂、实习教员讲习所等实业学堂，是我国近现代较早提出兴办新式教育、倡导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百熙的职业教育思想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这对时值中年的张百熙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动。随即，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这场“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因曾经举荐过康有为而被革职留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于1901年（农历辛丑年）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至此，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目睹国势衰微、人民涂炭的现实，作为颇具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决心不顾个人得失，力倡改良，以挽狂澜于既倒。
1902年，张百熙被重新启用。遂上书朝廷，呈送《奏办京师大学堂疏》，所陈主张，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战火中停办。其教育宗旨是“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其教育方针是“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其课程理念是“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这些主张无不深深刻有康有为、梁启超教育改良思想的印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校后，张百熙继任管学大臣（后称学务大臣），主理京师大学堂和全国学务。他在较全面地承袭了康、梁教育主张的同时，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这可以从如下两例中得以印证。
其一，在《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张百熙指出：鉴于当时教育情势，宜暂不设本科教育，而先办预科教育。遵循“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宗旨，预备科应分为政科、艺科两科。其中艺科包括“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三年毕业后升入本科。同时，还吁请政府，为学生肄习西学之需，扩建讲舍，增设译局，广置书籍仪器，拓宽经费来源。这些事无巨细的安排，折射出张百熙革故鼎新、倡导实利主义教育的良苦用心。
其二，由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体现了中国早期职业教育思想的萌芽。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艺科作为升入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学等本科之预备；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相对应，独立设置简易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在中学堂的3～4学年设实业科，其毕业生视同中学堂毕业资格，可升入一切高等实业学堂。作为《钦定学堂章程》六部文件之一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则提出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纲领，对强化实业教育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划。
张百熙的上述职业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并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而得以艰难起步，实属难能可贵。同时，也为后世的职业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
张百熙的职业教育实践
1902年张百熙主理京师大学堂之后，对校本部的革新发展及全国教育事业的规划、完善，建树殊多。
复校之初，大学堂仅设预备科（含政科、艺科）和速成科（含仕学、师范两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1907年建立博物品实习科，设标本制造、模型、图画三个专业。在此基础上，大学堂得以稳步发展：1910年正式形成分科式大学教育，陆续设立经、文、法政、格致、农、工、商七科，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
在张百熙主理京师大学堂校务期间，有两所学堂尤应提及：
一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其前身是1898年由梁启超奏请清廷开办的师范斋，与仕学馆同设于京师大学堂内。师范斋“招考举贡生监入学肄业”，修习4年，以培养中学堂教习为目标。改称师范馆后，招生范围扩大至中学堂毕业生，开设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中文、算学、中外史、中外舆地、理、化、外语、图画、体操等14门课程。学制亦改为4～5年。观其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已与当代高等师范教育相差无几。
师范馆于1908年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即北京师范大学之前身。
二是京师同文馆。同文馆是1862年（同治元年）由主管“洋务”的奕?奏设的。初创时仅设英文馆，尔后又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等馆。
其实，同文馆并非人们望文生义所理解的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1866年，该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学制分8年和5年两种。8年制的除外语课程外，还开设中外地理、中外史略、数理基础、代数学、几何原本、微积分、化学、航海测算、天文测算、万国法、富国策等科目，已俨然是一所近代科技学校了。
同文馆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翌年改称译学馆。
鉴于京师大学堂是清政府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在规划、管理、指导全国教育系统方面亦有至伟之功。
除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系统文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之外，设立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又是一个典型例证。据1902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所载，这是一所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专司编纂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机构。其编纂要旨是“端正学术，不堕畸邪；归于有用，无取泛滥；取酌年限，合于程途；博采群言，标注来历”。其主要职能是统一编纂中小学教材，计有经学、史学、地理、修身伦理、诸子、文章、诗学七门。各门课本均分为简易本和较详本两个层次，分别供蒙学与寻常小学（初级小学）和高等小学与中学使用。至于翻译和编辑国外引进教材，则由译书局负责。
更为可贵的是，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对兴办职业技术学校极为重视。在这方面，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类。
1.初等商船学堂。1903年经张百熙奏请设立。学堂“以教授商船最浅近之知识技术，使毕业后能从事于商船之简易执务为宗旨”；“以沿江、沿海贫民得以充小轮船驾驶司机等执事为成效”。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入学，授课内容浅显，但注重实际操作能力培养，诚为兴办早期初等船政技术学校的探索之举。
2.艺徒学堂。同为1903年奏办。学堂传授与学生知识、能力相当的初级工业技术，“使成为良善之工为宗旨，以各地方粗浅工业日有进步为成效”。招收未入初等小学堂但粗知书算的12岁以上少年入学，将其培养成初级技术工人。此举对于促使就业和各地方十分薄弱的工业得以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3.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在设立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的文件中，对此类学校的表述是：“令已经从事各种实业及欲从事各种实业之儿童入焉”，“以简易教授实业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并补习普通教育为宗旨”，“以培养各项实业中人，其知能日有进步为成效”。显然，这是一种以实施职前、职后职业教育为目标的职业培训机构。
4.实业教员讲习所。亦为1903年奏办。张百熙深知，如果没有一支既懂专业技术理论，又具教育传习能力的师资队伍，发展实业教育便是一句空话。他所倡建的实业教员讲习所，招收中学堂和初等师范学堂毕业生入学，学制2～3年，毕业生充任各种实业学堂教员，是中国早期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
此外，张百熙还奏设了初等商业学堂、保姆学堂；与张之洞、荣庆等联合奏请成立了中等商业学堂、中等工业学堂等。特别应指出的是，他所设立的往往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以教育政令的方式，指示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相应类型的实业学堂。我国清末时期的职业教育之所以产生较好的发展态势，与张百熙主持制定并颁布的“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以及创造性地兴办各级各类实业学堂和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并使之形成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的重大贡献是分不开的。张百熙作为中国早期职业教育之标志性人物，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
张百熙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首先，是政府办学的主体思想。纵观清末职业教育发端与发展历程，政府作为办学主体这一特征十分明显。凡规模较大、历史影响较深的职业院校，多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所举办。这既有利于举国家之力兴办高规格、高质量的教育事业，也有利于按照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有用的各类人才。而民间举办的各种实业教育，又成为政府办学的有效补充，并且纳入国家总体教育规划之中，即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统一教育政令和章程运行。这种主体思想，或许与张百熙的职位有关，但在客观上形成了当时教育的主导模式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对后来的教育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效应。
其次，是中体西用的教育主张。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基于救亡图强的目标，中国许多有识之士都在苦苦探索教育救国之道，遂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实事求是地讲，张百熙并不是“中体西用”的首倡者，但确是继承最为坚决，践行最为得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中体西用”的积极意义在于：是有辨别、有选择地“拿来”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成果，而不是良莠不分地“全盘西化”；是在引进吸收之后为我所用并不断超越，而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但有必要审视好自己脚下的路。
再次，是普职一体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在张百熙主持制定的清末两部学制文件，特别是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得以充分体现。无论是在普通学堂中设置实业预科，还是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体系的构建与融通，都做出了开拓性建树。可以说，由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探索，从清末一直延续到当代。为什么由张百熙及其志同道合者在当年创设的普职一体化发展理念，至今仍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个中缘由，仍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予以破解。
最后，是教培并重的教育思路。既重全日制职业教育，又重形式多样职业培训的职业教育思路与实践，在清末时期已初见端倪。张百熙倡导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就是典型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培训教育包括职后和职前教育，前者是对“已经从事各种实业”人员的培训，后者是对“欲从事各种实业”人员的培训，与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占据着二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然而，从清末至今，职业培训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往往或因其“不正规”而不屑为，或偶有所为却不能持续，实际形成了一块教育短板。个中原因，亟待深入思考。
张百熙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实践，为后来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坐标。这个坐标，让我们能够从前人有如电光石火般的灵感中获取有益的启迪，从历史的雪泥鸿爪中搜寻可资借鉴的前行依据。唯如此，才能弄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进而明确“我向哪里去”，为创设极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职业教育架构做出无愧于先辈和后人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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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文庆.筹办夷务始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张百熙.张百熙集[M].长沙：岳麓书院，2008.
（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