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録
（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 天津 300193）
摘要：周学熙的一生跨越清末、北洋、民国三个时期，他在创办民族工商业和实业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张謇齐名，被学界誉为“南张北周”。周学熙在“兴工”和“兴学”的过程中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开一代新风的意义，而且对于探讨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也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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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周学熙；职业教育思想；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3-0093-04
作者简介：刘金録（1946—），男，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祖籍安徽建德，是北洋及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在创办实业上素有“北洋实业权师，民国财政之权威”之名；在创设实业教育上则与张謇齐名，享有“南张北周”之誉。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无论对推动当时的职业教育发展，还是探索当代职业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周学熙的职业教育思想
周学熙与教育的初次结缘始于1901年，他任山东大学堂总办一职时。在他主持堂务期间，该堂分实、文两科，尤重实科。他亲自编辑了《中学正宗》和《西学要领》两部教材，其中《西学要领》涵盖了当时学者翻译的理、化、声、光、电等近代科技知识。此后，周学熙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举办了大量的实业教育机构，也由此形成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一）“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
面对清末国力日衰的窘境，周学熙较早地意识到“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于是投入极大精力兴办新式工商业。同时，在“实业救国”的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兴学”才是“振兴工商之基”。他指出：“方今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而欲在国际竞争中不落下风，必须“每办一事必设一学”。1903年，他调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一职时，力陈“兴办工学”的主张，提出了“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的理念，即实业教育是振兴工业之基；培养工业人才是实业教育之本。这项主张实际上深刻揭示了职业教育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让“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业教育之想”
当时，尽管国家已至日暮途穷境地，但学术、教育界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之风仍很浓郁，视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为之者大有人在，商工界只顾眼前蝇头小利，缺乏长远发展眼光的亦不在少数。周学熙深感如果不能扭转这种陈腐风气，则倡导工学和振兴实业就必然寸步难行。于是他举办了“劝工陈列所”、“工商研究所”等旨在“劝工”、“劝业”的机构，以创设兴工、兴学的社会氛围。此举体现了职业教育社会性的本质——职业教育以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己任；同时职业教育发展也需要有力的社会支撑。
（三）“工学并举”使“工厂之设与工艺学堂联为一体”
周学熙在《建立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宗旨》中指出：“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须通于各种科学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为了实现“工厂之设与工艺学堂联为一体”的构想，周学熙提出了“以工场为工业（学堂）学生试验、制造之所”，同时“学堂各科教习，即可为工场工徒讲课之师，相辅而行，收效甚速”的主张并使之付诸于教育实践。这种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之举，是周学熙所主张的“工学并举”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为今人探索当代“工学结合”职教模式提供了有益范本。
（四）“教学做合一”
针对某些实业学堂“惟习其理，不习其器”的弊端，周学熙提出“既习其理，又习其器”的“教学做合一”的主张。这项主张的核心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强调“做”的环节。即教师边做边讲，学生边做边学，而且“籍此举一反三，他日毕业必可于机器一门实有把握”。这不仅在当时开创了“实地练习，躬亲试验”的新型学风，而且为当代职业教育遂行“产教结合”方针，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样式。
纵观周学熙的上述教育主张，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的理念，在当时提出来是需要足够战略眼光的，这无疑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二、周学熙的职业教育实践
1903—1923年，周学熙在天津、北京、唐山、秦皇岛、青岛等地创办了工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等实业，其中包括近代大型企业，如北洋银行元局、天津官银号、滦州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总公司、民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与此同时，还举办了数十所职业教育机构，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所。
（一）天津高等工业学堂
其前身是1903年建立的工艺学堂。1904年9月，由时任工艺总局总办的周学熙任监督，遂更名“天津高等工艺学堂”。《高等工艺学堂要略表》指出：学堂“以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化，继以实验；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之职，以发明工业为宗旨”。
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是我国北方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学堂初创时设有正科和速成科两科。正科有应用化学、机器制造科，修业三年；速成科有制造化学、意匠图绘科，修业两年。至1908年，学科趋于完备，计有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科及预备科等。
学堂初创时招生153人，其中官费生104人，保送生46人，自费生3人。此后，招生人数和学校规模逐年增加扩大，为工矿企业和各级实业学堂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教师。除此之外，周学熙还十分重视赴外留学教育，仅1904年和1906年就分两批选派32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学成归来的学生，大部分留在工艺总局下设机构工作。
天津高等工艺学堂为振兴民族工业贡献殊多，从一定意义上讲，天津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华北地区工业摇篮，这所学堂功不可没。基于此，该校当时即享有“培植工业人才之模范学府”的美誉。1920年代末，该校升格为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天津大学。
（二）实习工场
1904年开办，是天津高等工艺学堂的实习场地，属学校办工场。为什么要对一所校办实习工场单独加以介绍呢？这是因为：一是工场规模宏大。建场时耗银6 500两，建有564间实习教室，这在当时或许是绝无仅有的。二是教学门类齐全。工场分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图画、烛皂、火柴等科。三是教学功能多样。既是本学堂学生的实习场所，又是服务社会的职业培训机构，即兼具对外培训各类工匠、传习职业技艺的功能。四是覆盖范围广。除天津本地外，北京、辽宁、内蒙、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地都保送学生到此学习。五是教育成就斐然。据《奏监司（周学熙）总办工艺成效昭著请给优奖折》所奏，在1904—1907年三年中，实习工厂毕业者已逾700人，分赴各省充任工师、匠目者凡百余人。
周学熙以大手笔开设的实习工场，可以说是开学校办工厂之先河，是中国北方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技工学校。
（三）图算学堂
1906年，周学熙创建北洋劝业铁工厂，遂附设图算学堂，属工厂办学校。基于“工业是立国之本”和“机器为一切工业之母”的主导思想而建立的北洋劝业铁工厂，当时已能生产轧棉机、织布机、金属切削机床、动力锅炉、气锤等加工机械和动力设备。这些装备使天津及华北地区民族工业如虎添翼，增强了与“洋货”竞争的实力。
图算学堂以培养中级实用人才为目的，设绘图、算数、机械三科，修业三年。学堂本着“固重图算，尤重实修”的育人理念，选拔铁工厂优秀工匠担任教师，有效提高了艺徒的操作能力。由铁工厂和图算学堂共同构成的生产和教育联合体，为学生创设了边修习理论知识、边从事生产劳动的良好学习条件，使铁工厂成为既出产品、又出人才的教育基地。
继“学校办工场”之后，“工厂办学校”无疑是周学熙职业教育实践的又一项可贵尝试。这两项探索，对后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均具有非凡价值。
（四）教育品制造所
教育品制造所的主要功能：一是制造力学、电学、矿物学、化学、声学、光学、热学等实业学堂教学仪器和设备；二是陈列演示并销售各类教学仪器、模型、标本、用具和校办工厂产品；三是设置藏书楼，收藏各类应用科学书籍千余卷，面向大众借阅，以传布现代科学知识；四是举办演讲会，向社会各界人士普及工业常识，以达到让“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业教育之想”之目的；五是开设夜课补习学校，对在职和欲求职的社会群体施以职业培训，以增强或培育其职业能力，促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纵观以上功能，可以说教育品制造所是一个集制造、展销、科普及教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实业教育综合机构。周学熙的这种创举，不仅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一件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事物，就是放在当今，也不失为可供效法的有益模式。
周学熙创办的主要实业教育机构还有：设于北京的北京官立第一小学堂工场（1905年），北京官立第二小学堂工场（1906年）；设于其家乡安徽建德的桑蚕讲习所（1920年），秋浦商业传习所（1922年），医学传习所（1922年）；设于天津的广仁堂女子工厂美术科（1905年），女医学堂（1905年），蒙养院半日女子学堂（1906年），棉业传习所（1920年），商业讲习所（1921年），总计二十余所。其跨越年代之久、覆盖地域之广、囊括产业之多、社会效益之显，在近现代职业教育家的成就之中堪称佼佼者。
三、周学熙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对“商战”和“学战”的敏锐发现
清末北洋时期的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和掠夺。民族工商业和刚刚兴起的实业教育举步维艰，且我国工商界“于阜通货贿之义，盈虚消息之机，未能洞悉，彼明此暗，形见势绌”。就此，周学熙敏锐地发现，国际间的商战“实皆以学战”。意即如果不能着力培养现代制造、经营人才，就一定会在商战中任人宰割。因此，他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实业教育。尽管周学熙曾两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然而挽救腐败没落的政治制度，非其一己之力所能及，他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担当起“教育救国”的重任，已属难能可贵了。
（二）对“兴工”和“兴学”的深刻认识
早在一百余年前，周学熙就发现了“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的道理，在“兴工”和“兴学”的实务中，坚持“每办一事必设一学”。这不单体现于他在大半生中兴办了数量可观的工商业实体和实业学堂，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所一贯坚持的办学模式，即学堂办工厂和工厂办学堂，“工厂之设与工艺学堂联为一体”。不难发现，他的“工学并举”主张与当代“工学结合”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然而，当我们从舶来品中希图移植“双元制”、“现代学徒制”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们的前人早已发现了的路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三）对办学思路的深度探索
在这方面最要者有：其一，弃“虚学”而重“实学”。他一扫腐朽空疏学风，大力倡导学习近代科技知识。其二，因需设校置课。他所举办的实业学堂及其课程设置，无一不是依据当时经济和社会需要而谋划的。其三，既习其理，又习其器。他并未止步于传布先进科技理论，而是更加注重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其四，教师既为工师又为教习。他要求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教师都能胜任工程和教学双重任务，这不就是原始版的“双师型”师资么？因篇幅所限，难以更多列举，但仅就上述举措而言，与当代办学理念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四）对“教学做合一”的长期践行
周学熙“教学做合一”理念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是否由他首倡，而在于他持之以恒地秉持。这种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的道理，或许是周学熙在大量实业教育实践中发现了学生的认知规律，并经过反复印证和探索而提出的主张。实践证明，这项主张不仅适用于职业教育，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类教育。
如今，教育界仍在探究“教学做合一”模式，各地也涌现了不少好的成果和经验。相信如果都能学到手、做到位，职业教育当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成就。
周学熙出生于官宦家庭，也曾深受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浸淫，在科举之途上艰难跋涉，在屡屡失意之后，他毅然选择了“弃举业改习制艺”的道路。在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二十余年中，他兴实业、办教育，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足以彪炳青史的巨大贡献。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实践，不仅在当时具有开一代新风的意义，而且对于探究当代职业教育发展之路也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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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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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虞和平，夏良才.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郝庆元.周学熙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4]赵宝琪，张风民.天津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