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文 余东升
摘要：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是著名社会学家本-戴维重要的研究议题，特别是他对科学研究在德国大学中制度化过程的分析极具特色和深度。他意识到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大学组织制度与现代科学研究存在的内在冲突，对德国大学是如何通过变革确立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社会学分析，认为分权竞争和角色混合的双重机制是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根本动力。
关键词：本-戴维；科学增长；分权竞争；角色混合
中图分类号：G64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69-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YJC880112。
收稿日期：2013-10-12
作者简介：崔乃文（1985-），男，山东青岛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与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余东升（1962-），男，安徽太湖人，教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院校研究；武汉，430074。
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科学的增长（scientific growth）？这是著名社会学家、国际比较高等教育专家本-戴维（J. Ben?David）终生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研究领域，相关成果被西方认为是经典的，独一无二的。从历史上看，德国通过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制度化，确立了现代研究型大学，从而建构了能够稳定促进科学增长的组织制度。本-戴维在其多种专著和论文中考察和分析了德国大学如何建立促进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这也是他研究体系中最具特色和深度的部分之一。以往学界对于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认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大学理念缔造了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了现代科学的有效增长。这种传统分析路径存在不足，必须重新检视。首先，它是一种事后分析，以结果作为原因，存在学者的主观建构之嫌；［1］48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意识到洪堡理念和现代科学之间实际存在的紧张关系，也就无法进一步解释以洪堡理念建立的柏林大学经由什么样的路径、在何种因果机制的作用下完成变革，最终确立以现代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制度体系。本文对本-戴维的相关文献进行整合，通过一个系统的框架呈现他的研究成果：首先重新理清初创时期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规范及运行逻辑，然后将组织外部的制度环境与内部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进行分析与沟通，由此提炼出贯穿于本-戴维整个大学科学组织研究的核心假设，即分权竞争和角色混合两大机制，从而揭示推动大学科学增长真正的因果逻辑。最终回答这个问题：德国大学是通过怎样的变革最终确立了有利于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的。
一、德国大学变革的初始状况
初创时期的柏林大学在理念上追求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经由学术的教养”，相应地，在制度上建立以哲学家为主体的讲座教授制。这与后来为柏林大学带来巨大声誉并确立其现代研究型大学地位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上是一种紧张关系。此时，现代科学研究的功能并未产生所以也不存在大规模开展科学研究的大学组织结构。
（一）洪堡迷思的当代驱魅：反思柏林大学的科学逻辑
洪堡理念并不必然推动现代科学研究与增长，两者甚至在认识论上存在重大分歧。首先，当时德国的科学（wissenschaft）概念与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science）不能混同。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chelm Windel band）明确指出，科学与古希腊的哲学实际是一回事。［2］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洪堡，其所有思想都是立足于人的教养陶冶与全面发展，注重对知识的整体把握。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人们没有严格区分德语与英语中的科学，而把洪堡的真正意图即“经由学术的教养”等同为“经由科学的教育”，把洪堡等人对教养的注重等同于经研究促进科学知识增长。［3］两种观念具有认识论上的根本不同，前者依然信奉源于古希腊的古典目的论，而后者属于支配现代社会的因果式机械论。正如克拉克（Burton Clark）所言，洪堡理念可以看做是传统自由教育在德国的本土化形式，［4］它对专业化倾向充满警惕，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是紧张的。因此，本-戴维指出，现代科学研究与洪堡理念相抵触而不被接受，大学重心在于原创而系统的哲学思想。［5］165为实现洪堡教育理想，柏林大学成为了一个以哲学院为主的组织。四大学部共设置116个讲座，其中哲学讲座62个，占据大半。哲学院的最高地位被确立，这是柏林大学在当时被看做新型大学的主要标志。［6］历史学家麦克利兰（C. E. Mcclelland）考证，由于与哲学的纯思辨和非功利性不符，自然科学在柏林大学成立初期不进反退，［7］ 这从史料上证实了两者的关系。第二，科学研究与教学并未真正融合。教授的工作重心还是教学，其主要任务是培养有教养的教育者和文职官员，科学研究还是私下的业余活动［8］97。
（二）知识分子的特权体制：理解柏林大学的科层结构
本-戴维分析了柏林大学讲座教授制度所具有的深刻社会背景。首先是国家的支持。普鲁士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他们在所有领域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只有精神思想成就是能够引以为傲的惟一资本。当时的德国还处在王国的威权政治之下，不像英法等国具有言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制度环境。因此，知识分子们要求获得学术上的特权从而自由地从事探寻真理的纯粹精神活动。第二，本-戴维敏锐地指出，以新人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德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十分尴尬，他们被排除在宫廷贵族和政治精英主导的政治权力系统之外，因而谋求划定自己阶级和文化再生产的特权领地。［9］大学几乎是他们获取权力与地位的惟一领域。因此，讲座教授制度的设计实际具有两重意图。第一，确立德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权，保证其享有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绝对权力；第二，讲座教授制这种小而精、师徒式的组织形式有利于实现中产阶级和新人文主义者培养有教养之人的精英教育理想。这种结构对于现代科学增长的阻碍非常明显：只能用于开展小规模的科学研究，无法承担科学增长的大规模化和制度化要求。崔乃文余东升：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本-戴维对德国大学变革的分析
综上可见，初创的柏林大学并无新的研究内容即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也没有新的研究方法，更不存在现代科学研究的制度化。那么后来促进现代科学增长的制度条件是如何确立的？
二、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基本动力机制
（一）现代科学与隐德来希的理念抗衡：科学增长的观念基础
现代科学的观念之所以能在新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中挣得一席之地，源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致使以机械论主导的现代科学观念开始对新人文主义理想进行冲击。德国大学自然科学的职位一直是被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家所占据，［10］他们追求理论思辨而排斥现代科学的实验体系。这些研究的本质是传统上作为哲学和神学附庸的 “自然哲学”，［11］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强调因果律的机械论针锋相对，他们普遍信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活力论，认为万事万物的本真形式是灵魂，即“隐德来希”，这种非物质的精神因素使有机体的生命得以生长与完满。强调人格修养和内在力量的新人文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的活力论一脉相承，后者实际就是新人文主义在自然观上的体现。机械论的现代科学为求发展必须突破活力论的阻碍。反击始自与自然哲学相关的生物化学和医药领域。首先，由于活力论是对生物活动作出的形而上学解释，因而它在生物化学和医药领域的影响最为根深蒂固。该领域自然是机械论和活力论交锋的主战场。其次，新兴的化学工业和药品工业恰恰是德国工业革命中的翘楚，活力论主导的大学生物化学学科根本无法满足工业革命的需求，这迫使德国大学首先在该领域中开展现代科学研究。［12］化学教授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从巴黎回到德国，成为德国化学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开拓者。［13］此后，机械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展开全面反击，这些在新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然科学真正从哲学院的整全性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科学增长的观念阻力被逐渐削弱。
（二）分权竞争与角色混合的双重机制：科学增长的组织因素
观念的改变还需同具体的社会机制与组织因素相配合，两者共生推动大学的科学增长。注重大学的组织结构影响科学增长的机制，是本-戴维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策略。［14］他在不同的专著和论文中分析了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组织因素，可以提炼为两点：分权竞争和角色混合。分权竞争是变革的制度环境与根本动力，本-戴维认为整个德国大学系统提供了一所单独大学的结构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德国大学的科学增长是由制度环境所推动的。而角色混合则是大学组织内行动者为应对环境而主动做出的策略选择。正是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的互动，使德国大学建立了能够有效促进科学增长的组织结构。
第一，德国大学的外部制度环境需从国家和市场两种制度逻辑来考察。首先是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柏林大学建立之后，中欧各德语地区效仿柏林大学模式建立了若干大学。由于当时的德国处于各邦国分裂对立的状态，无法实行中央集权式管理，因而德国的大学系统处在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中。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德国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德国高等教育场域中存在一个对科学研究和科研人才具有大量需求的学术市场，科研成果是大学确立其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各邦国的教育官员来说，治下的大学有多少优秀的科学家是衡量其政绩的重要标准。政府开始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最终使各大学在科研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8］99分权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广泛的学术互动与竞争市场的存在，为德国大学打破僵化的内部结构，变革为真正的现代科学组织提供了制度环境。本-戴维用简约的表达概括了科学增长的动力机制，即分权和竞争。［1］51分权化竞争起作用的机制是：它首先使传统的哲学讲座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逐渐趋近饱和，在这一领域中获得教授职位的希望非常渺茫，这导致很多教师进入了与传统领域相关的新领域并将其逐渐发展为独立学科，这些学科的膨胀又使新晋学者进一步开拓新的科学领域。那些有志于科研的学者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的创新工作和对未来研究者的培养上。他们利用大学创办初期业已确立的学术自主权力，要求大学设立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讲座教授职位，以使科研工作常规化、体制化。原先僵化的大学组织结构出现了松动。大学原有的一些组织形式，如习明纳和化学实验室，已经超出了它们设置之初的目的和功用，发展成为大学的研究机构。［8］22现代科学大量的资金耗费和昂贵仪器使原先从事独立研究的学者纷纷进入实验室和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机构中的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优秀的学者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了新的研究分支，这导致自然科学领域中增设了更多的教授席位和实验室。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研究组织开始形成规模并持续增长。最终，自然科学讲座教授的设立以及相应的实验室和研究所等组织机构在各大学的出现，标志着大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柏林大学等德国大学真正演变为具有科学研究职能的现代化研究型大学。
第二，学者们应对外部环境的策略选择被本-戴维称之为角色混合（role?hybridization）。［15］459-461这一机制在微观层面细致地解释了学者流动和学科分化与创新导致科学增长的过程。所谓角色混合是指同一学科领域内部理论研究者和经验研究者角色的混合，［16］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角色的混合，研究方法的交叉应用导致了创新。［17］其发生机制是：当某一地位较高又发展充分的传统学科如哲学，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趋于饱和之后，学者开始向地位较低的新学科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中传统学科的方法和范式就和新兴学科产生冲突。要解决冲突，就必须放弃传统学术共同体中的身份，建立新的研究规范和学术认同。但这很难做到，因为传统学科具有比新兴领域高得多的社会地位，且风险和难度较大。为应付这一困境，学者们就借鉴传统学科中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来对新学科的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以获得存在的正当性。用这种循序渐进而深思熟虑的策略发展新的学科。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知识体系内部的自然演变，不如说是学者们确立和拓展新兴的现代科学各学科的策略选择。当然，这种策略也产生了很好的学术效果，研究方法的交叉借鉴，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学科分化和知识创新。从历史演变上看，角色混合在不同时期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前期主要以同一领域中理论研究者与经验研究者的融合为主。初创时期柏林大学以哲学学科主导下的理论研究为主。比如在医学领域中，正如珀金（Harold Perkin）所指出的，大学内的医学学者只从事基础医学的理论研究，他们跟从事经验研究的医生是两类人，后者在大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18］工业革命兴起后，大学内部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和学院外部工业革命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理论研究不得不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从而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兴起。此后，新兴学科得到充分发展并也逐渐趋于饱和状态，于是又出现了这些学科的学者向哲学等业已衰落的学科回流的趋势，这就是角色混合在后期的表现，即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者与哲学研究者的角色混合。哲学的衰落始于自然科学兴起的30年代，随着19世纪中后期现代自然科学观念的根深蒂固，哲学反而成了备受轻视的边缘领域，内部竞争已远不复当年激烈。［15］462因此，当自然科学各学科中的竞争已十分残酷的时候，学者们开始向此时职位较多的哲学领域流动，并把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哲学中去，创造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促进了两个学科的发展，这一阶段角色混合的结果是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到哲学等传统领域中，进一步促进了学科分化与科学增长。
本-戴维和他的学生齐洛佐沃（Awraham Zloczower）以德国大学生理学学科为案例，［19］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分析，从一个侧面直观地展示了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具体机制和演变路径。19世纪初，生理学作为实验科学不过是统治整个理论医学领域的解剖学的边缘附庸。全德国的大学只有7个独立的生理学讲座。自30年代自然科学起步之后，解剖学成为自然科学。此时生理学和解剖学作为医学的基础学科几乎在所有的德国大学中同时讲授。解剖学的空缺教授席位必须由同时精通这两个领域的学者来担任。尴尬的是，解剖学讲座的老教授们根本不具备讲授新兴生理学科的能力，但其固有的组织权力又无法被剥夺。而如果把生理学学者以副教授的职位纳入解剖学讲座中，那么这些老教授的作用将完全被替代。各大学虽然都希望由同一个教授来承担两个专业的学术任务，但在此情形下也不得不为生理学单独设置讲座教授席位，将其作为独立学科。独立建制后，新兴学科的大量职位吸引了大批学者投入到生理学的研究中来，生理学学科在各大学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1855年到1874年，在德国大学系统中共有26位学者获得了生理学讲座教授的职位，大量的生理学实验室建立。该学科的发展至80年代初达到饱和，各讲座被业已成名的生理学教授所垄断，新入职学者已经很难在该领域获得教授席位了。于是生理学的发展失去动力而陷入停滞。为图职业生涯的未来发展，生理学学者有两条角色混合的路径可以选择。第一，转移到相近的卫生学、精神病学等其他新兴学科领域，与生理学毫无二致的新学科制度化历程再度开始。第二，进入此时已较易获取教职的哲学领域。将生理学的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哲学中来。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andt）。这位莱比锡大学教授原本是生理学家，但是在70年代学者们已经很难从该领域中获得教授职位。冯特转向哲学，将生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运用到哲学中，创建了实验心理学学科。
三、内外部制度逻辑的交锋：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停滞
虽然在分权竞争和角色混合的推动下德国大学的科学增长取得重大成果，然而本-戴维认识到大学内部讲座教授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这种以培养有教养的人为初衷构建的大学组织结构和精英教育模式，只能用于开展小规模的科学研究，一旦科学增长的组织规模要求越来越大，这种结构就力不从心甚至逐渐沦为障碍了。［20］在分权竞争的推动下，当所有学科都已得到相对充分发展的时候，组织内部的强大阻力就显现了出来。讲座教授制这一在变革中并未得到实质改变的结构，抗拒外部分权化与竞争的制度条件，最终使后者推动变革的力量被逐渐消解，阻碍了德国大学科学增长。首先，实验室和研究所与大学科层结构同构，实行讲座教授制度。同时，科研在大学的制度化使很多志在研究的年轻讲师很难在大学之外从事科研工作，而只能在大学中谋求发展，这进一步强化了讲座教授的权力。教授的权力垄断地位使他们将其学科看做自己的个人领域甚至私人财产，教授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关系好比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这导致他们宁可把自己学科里出现的新领域保持在自己的研究所中作为分支，也不愿使其独立成新的研究机构。［21］其次，很多新兴应用学科的地位陷入尴尬。这些研究所和实验室的负责人同其他讲座中的优秀讲师一样，无论其学术水准多么卓越，都无法得到教授职位，最典型的是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它们逐渐在大学中难以为继。德国大学的组织结构最终还是阻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科研人才的增长。那些生存艰难、地位被边缘化的科学家，只能联合起来诉诸科学研究在大学外部进行建制的努力。中央政府接受了这些科学家的建议，建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威廉皇家学会。［22］这样，德国重新回到了英法模式的老路，在大学外部对科学研究进行了独立的建制。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脚步也趋向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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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早在本-戴维的博士论文中，角色混合的观点就已有雏形，他以医学为案例，发现医学领域中存在理论研究者和从事医学工作的实践者两种分野明显的角色，并探讨了这两种角色混合对科学增长的影响。参见：Ben?David，J ．Professional Role of Physcian in Bureaucratized Medicine：A Study in Role Conflict［J］．Human Relations，1958（11）：25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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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曾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