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元 施婷
摘要：本文以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为基础对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的学术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经过对CNKI数据库收录的490篇论文的分析，我们发现该书自出版以来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但其每个章节的受关注程度并不均衡。统计发现学界最认同的观点是：大学的职能应包括：文化传授、专业教学以及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其中最重要的使命是文化教学与文化育人；大学应遵循教育的经济原理，以学生为中心，特别是在教学中要以普通学生为起点；科学是神圣的，但不能泛化科学而影响其他使命；大学需走出象牙塔，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外部环境，坚持用自己特有的“精神力量”指引公共生活；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关键词：加塞特；大学的使命；文化育人；以学生为中心；科学的附加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1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学行政权力运行现状与优化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CZZ046；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高等学校个人教育产权研究”，项目编号：09YJA880019；吉林省教育规划课题“大学治理结构及其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C13001。
收稿日期：2014-04-15
作者简介：任增元 （1980－），男，辽宁朝阳人，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施婷（1991－），女，浙江丽水人，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生，从事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长春，130012。
一、引言
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是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富有时代感，视野广阔，思维敏锐，在马德里大学（又称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从教20余年间深受学生欢迎。其主要代表作《大学的使命》（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出版于1930年，作者在直指欧洲大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对高等教育使命的深刻见解，该书观点对我国乃至世界大学的改革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谈论起大学的使命，有太多的人值得怀念。最容易被人遗忘而又最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就是西班牙学者加塞特，他的《大学的使命》曾经与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现代大学论》以及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美国高等教育》一起并称为世界高教史上的经典著作［1］。
2001年《大学的使命》由徐小洲、陈军教授翻译并引入中国，此后一大批学者引用了其经典观点，对该书进行了诠释和分析。此著言简意赅，正文部分只有四万多字，然而中国引文数据库显示该著已经被引973次，在同类著作中被引频次位居第一［2］。既有从整体上解读加塞特高等教育思想的，如《加塞特高等教育观解析》［3］，也有对其中某一思想的深入研究，如《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功能分层理论解读——读加塞特<大学的使命>》［4］，还有用两书对比的方式进行的比较研究，如《加塞特和赫钦斯大学思想的比较分析——基于对<大学的使命>和<美国高等教育>的解读》［5］。引用该书观点作为论据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如《教育人类学视角中的大学理想》［6］、《大学的使命及其守护》［7］、《从大众到普及过程中高等教育质量话语权的变化》［8］等等。通过在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数据库（CNKI）中的初步检索，我们发现该书不仅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还辐射到了哲学、职业教育等领域。在龚放［9］、杨秦［10］等学者统计的对我国教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外著作排序中，该书均榜上有名。作为一部教育学的经典著作，哪些章节更具影响力、受到我国学者的认可？哪些观点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更具启发性？本文拟在文献计量获取数据的基础上对《大学的使命》的学术影响与核心观点进行深入挖掘。
二、《大学的使命》被CNKI论文引用情况
（一）基于CNKI数据库的高等教育计量研究进展
CNKI数据库作为知识资源传播共享平台，收录了各个学科的近8000种期刊，其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授权率达到99%，是我们检索相关论文收录和被引情况的重要数据来源［11］。一大批学者利用CNKI的数据进行了高等教育计量研究，比如范围通过统计1979年-2008年CNKI数据库中高等教育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分析其主题、作者、机构等分布情况，揭示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现状与趋势［12］；姜文［13］、樊万奎［14］基于CNKI数据库分别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公平这两个主题的论文进行了统计，评述了相关主题研究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杜志强则从年限分布、培养单位分布、研究领域分布、研究方式分布等角度对2000-2011年收录在CNKI数据库中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15］。还有学者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分析某一期刊的刊载论文总量、被引情况、载文学科及机构分布、高频被引论文、期刊总体排名等，客观评价其学术影响力和发展趋势，如童蕊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分析——基于CNKI（2001-2009年）的数据》［16］。除了利用CNKI数据库，还有学者以CSSCI数据计量为基础研究了外国教育经典在我国传播情况，如《现代大学教育》2012年第5期刊载的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核心观点研究［17］。
（二）《大学的使命》被引总量与时间分布
由于检索时知网2013年的数据尚未收录完毕，所以将检索的时间范围定为2012年以前。在CNKI的期刊数据库中，经过初步检索发现2012年前参考文献包含“大学的使命”的论文总量为1578篇，删除不符合条件的数据，发现真正引用该著的论文共有490篇，其历年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被引频次是衡量学术质量与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本书2001年12月出版，紧接着2002年就有学者引用。2002-2012年十余年间CNKI期刊数据库中引用《大学的使命》的论文数由2篇增至70篇，2009年以来其被引量一直保持在60篇以上。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该书的引用率基本呈上升趋势，在2007年经历一个小高峰后，2008年出现回落，但仍有44次的被引量，这说明《大学的使命》自出版以来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并且其影响力没有衰退的迹象，而是呈现了不断提升的趋势。历经80多年的洗礼后仍然能穿越时空、被学界大量引用，不愧是高等教育理论的传世经典，可以预测至少十年内该书仍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三、《大学的使命》被引内容分布与热点呈现
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加塞特作了一个有关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报告，《大学的使命》就是在该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来，全书仅有的六章内容中有许多深入且独到的论述。这些经典观点究竟存在于哪些章节之中？其中哪些语句更让世人受用呢？本研究以语句为单位统计了各个章节的被引频次，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这六个章节均有被引用，但各自的被引频次有所不同，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有322次，最低的仅为57次。除第一章被引频次较低外，其余五章均被引超过100次，被引150次以上的也有四章。这说明学界对这本书6个主题的关注度不同，其中第二章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其他。而被引频次较高的章节正是书中经典观点之所在，可作为我们学习与研究的重点。
如图2显示，“基本问题”这一章引用频次最高。在这一章中，加塞特强调了大学使命的重新确立，他认为［18］46：
大学改革的实质是为了能够系统完整地体现其目标，因此，对我们的大学目标只作一些调整、修饰或变更最终会是一场空欢喜，除非大学自身已开始明确无误地、坚决果断地、名副其实地重新认识其使命。
那么大学究竟应该肩负怎样的使命？在明确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他提出大学应包括“文化的传授、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18］61三项职能。这一章他概括表达了很多思想，如警惕过度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文化教学的现象， 从而提出了他“文化育人”的总观点；教学内容的删减与优化，“我们必须只教授那些能够被教授的知识，即能够被学会或掌握的知识，而不是教授认为应该被教授的知识”［18］61；研究型人才（科学家）和应用型人才（如医生、律师）培养目标不同，那么培养方式也具有巨大差异，必须予以清晰的界定。除此之外，各国大学的使命定位不能单纯效仿别国。
接下来引用频次较高的章节依次是：大学的“附加”功能（被引188次）、教育的经济原理（被引151次）、大学的基本功能（被引150次）、文化和科学（被引126次）。其中，“大学的‘附加’功能”这一章主要论述了大学具有科学这一附加功能，“大学不同于科学，但又离不开科学”［18］98。在“教育的经济原理”一章中，加塞特通过分析经济活动的产生引申出该原理，即“儿童或青年学生无法学习和掌握所有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知识”［18］69。学习能力与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的不平衡必然要求教育的重心应从传统的教师或知识转移到学生身上，课程设置也要考虑学生需要和吸纳能力。大学课程设置过于庞杂繁多，宽泛的学习内容往往会让他们无所适从，貌似样样都懂但无一精通，所以要对知识的灌木丛“彻底地进行修剪和整枝清理”［18］70。
“大学的基本功能”和“文化和科学”两章则阐述了专业和科学以及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加塞特认为专业和科学必须区分开来：科学本身具有创造性，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探索真理和揭秘未知的过程，而专业则偏向于学习、吸收、应用已成体系的知识，混淆二者之间的性质与界限是危险的，尤其会影响大学的专业教学功能；至于文化和科学，他认为“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但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内容虽然是在科学的领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属于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赋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18］85。
四、《大学的使命》影响最大的核心观点解读
《大学的使命》中哪些观点的影响力最大？学界对这些观点是认可还是存有质疑？又该如何评价这些观点？本研究统计出了490篇论文中相关语句的被引频次，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句语句如表1所示，引用次数最高的达到32次，最低的也有15次。通过这些高被引语句以及所有被引内容的组合，发现其最受学界认可的核心观点有如下几点：大学的职能应包括文化传授、专业教学以及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其中最重要的使命是文化教学与文化育人；大学应遵循教育的经济原理，以学生为中心，特别是在教学中要以普通学生为起点；科学是神圣的，但不能泛化科学而影响其他使命；大学需走出象牙塔，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外部环境，坚持用自己特有的“精神力量”指引公共生活；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一）文化教学必须是大学驾凌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大学的使命无疑具有时代性、发展性、民族性和境遇性等特征，加塞特站在时代的前沿，在透视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大学的教育包括下列三项职能：文化的传授、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18］61。加塞特认为这三项职能作为一个整体既互有关联又相对独立，其中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文化育人”。
他认为，无论是科学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创造与进步都起源于某种普遍存在的文化信念或时代精神，而大学的任务就在于传播这种文化信念和时代精神。只有获得这些文化信念和时代精神我们才能够看清混杂纷乱的生活道路，才能计划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总之，文化给予我们方向的引领和力量的支撑，“没有文化的生活是有缺陷的生活，是遭到破坏、不真实的生活”［18］87，为此“在大学里再度建立文化教学，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思想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也必须是大学驾凌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18］58。因此，大学的首要使命在于通过文化熏陶把学生培养成为“整体的全面发展的完人”［18］61。然而，相比于中世纪的大学“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惟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但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18］56。结果培养了许多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野蛮人，他们精通于各自的专业，却在其他方面迟钝而无知，这样的人既残酷、愚蠢，又冒失狂妄和肆无忌惮。对此，他严肃地警示“如果不恢复文化学科，欧洲就无法挽救了”［18］92。
我国学者对他“文化育人”的观点颇为认同，认为专业训练并不等同于人格、修养的提升，要“成人”必须辅以文化的滋养。“整个大学教育体系好比一个三层的金字塔结构，其基础部分即金字塔的基座是文化教学”，“强调‘文化综合性’、重建文化教学同样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19］。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引介到我国时正是高等教育规模急剧增大的扩招阶段，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其观点也成为我国学者针砭时弊、拷问现实的理论根据。由于意识形态和特殊国情等原因，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符号价值被过度放大，更多是在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诱导下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人格”、“人品”、“人味儿”重视不够，结果是高等教育除了职业训练、兜售文凭外竟然“无以为高”，“专业化的野蛮”和“文化缺失”的后果昭然若揭。虽然做出了“人文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等修补性、平衡性的应对措施，但效果差强人意。当前，各类利益相关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把“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奉为圭臬，这样的理性选择与我国的文化土壤、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就业市场密切相关，当然也需要对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专业教育”的传统定义进行匡正，对什么是高等教育进行彻底的反思。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必须贯彻执行
加塞特通过分析经济活动的根源引申出教育的经济原理，提出与经济活动源于“稀缺性”一样，教育也是因为学习能力的稀缺而产生的。
加赛特认为［18］67：
人类从事和热衷于教育是基于一个简单明了、毫无浪漫色彩的原因：人类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但儿童和青年的学习能力都非常有限，这就是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教育起源于学生所需知识和学习能力之间的失衡。由此，加塞特提出“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大学的建设都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18］70。在教学内容和大学组织设计上也“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把迫切需要学生掌握，并且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的教学内容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把它看作大学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18］71。
虽然古往今来众多教育实践或多或少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但得到明确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罗杰斯（Carl Ranson Rogers）提出。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指出，“高等教育显然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要求“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点，并把他们看作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20］。这样看来，加塞特走在了时代前列，较早地意识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重要性。几乎所有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我国学者也进行了拓展研究，提出应该理解学生而不是误解学生、尊重学生而不是轻视学生、服务学生而不是利用学生、启迪学生而不是蒙蔽学生、激励学生而不是压制学生［21］。也认识到不能把“以学生为中心”狭窄地理解为“教学法”，学生的中心地位应体现在学校一切工作与活动中［22］。
与理想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大学“以人为本”、“育人为本”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口号”，甚至这种口号都远比不上“服务社会”与“服务国家”响亮。专业选择、授课内容、授课方式、学分认可以及质量评价这些都以学校“规定”为准，在大学治理结构上也没有学生的位置。学生的影响甚微，远远谈不上“以学生为中心”。可以讲，偌大国家还没看到一所“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在募集资金时，大学一味地怪罪中国社会缺乏捐赠的习惯与文化，难道不反思自己是怎样对待学生的吗？显然，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需要大学在资源分配、体制机制与激励评价体系方面做系统性的彻底变革；当然随着信息化、市场化、少子化和普及化的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竞争的加剧，相信现实定会有所改观。
（三）科学是神圣的，但不能泛化科学而影响大学的其他使命
在加塞特的观念中，科学研究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相对于文化传授和专业教学两项使命来说只是“附加功能”。科学是大学的活力源泉和灵魂所在，代表大学的尊严、为文化和专业提供滋养并使其不断更新，它的“创新本质”也激发了整个大学的生机。为此，“大学在能够成为大学之前必须是科学性的。一个充满激情、努力运用科学的环境是大学存在的先决条件”［18］98。但他并没有被唯科学主义冲昏头脑，提出科学崇高而远大以至于真正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极其有限，“普通学生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究”［18］77。“将科学研究排除出大学的核心部分或将它减低到最小的程度是适当的”［18］95。他还注意到知识急剧积累和零碎分散给人类带来了挑战，提出“必须彻底实现知识的综合和系统化”［18］93。总之，他关于大学的科学使命可以概括为“高度重视、防止泛化、必须优化”。
加塞特关于科学的多数观点得到了我国学者的认同，然而也有学者提出“普通学生不需学习科研”的观点并不恰当。有学者指出［23］：
从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很多优秀的科研工作者都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都是通过普通学生的自身努力得来的，同时， 普通学生接触科学研究和科学家，也有利于他们及早地进行科学研究意识的浸润。
加塞特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办好“专业教育”、协调好不同使命之间的关系才作了这样的表述，应结合他当时的语境更全面地看待这个观点。可以讲，大学对待科学的最高原则是“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培养目标定位而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方法。既要对所有学生都施以科学的熏陶，又不能指望人人都成为科学家，因为既不必要亦无可能。还有学者指出加塞特关于科学的观点存在矛盾，如强调大学和科学两者的互动促进，却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大学直接的基本功能［24］。其实加塞特的核心观点是把科学放在适当的位置，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用，即他重视科学的价值，但反对唯科学主义，他反对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不必要的泛滥。我国大学高度重视科学研究的职能，核心使命还是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精神与科研能力，重点培育创新拔尖学科和人才。在科学的道路任重道远，还谈不上过犹不及或者科学泛滥的危机。
（四）大学需以开放的姿态融入环境，坚持用自己特有的“精神力量”指引公共生活
现代大学早已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它离群索居、遥不可及的形象定位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社会产生愈来愈密切的联系。开放办学不仅是大学汲取资源与力量从而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前提。在大学的“附加”功能一章中，加塞特提出大学负有开放办学、融入社会并引领社会的使命。加塞特认为［18］99：
大学不仅需要与科学进行长期、永久的接触，否则就会萎缩退化；而且需要和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接触……大学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
在“开放性”这一点上，多数学者都表示认可，因为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今天，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为此是否开放已经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开放。
学界既赞同“开放办学、融入环境”观点，又担心大学在开放中迷失自己。指出我们的大学本身缺乏“象牙塔”精神，“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匆忙赶路而无暇沉思，面对来势汹涌的‘市场化’、‘大众化’、‘全球化’浪潮的拍打，缺少厚重的文化传统堤坝来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25］。在实践过程中，一些高校禁不住丰厚经费的诱惑，在研究中过分注重实用性而忽视了其真正的学术价值，置收益不佳的基础理论研究于不顾，最终导致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学风浮躁、学术造假、道德沦丧等问题都在困扰着大学。在这样的境遇下，不能否定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而是应保持张力、坚守底线，也应遵守“学术性”、“条件性”、“不均衡性”和“有限性”的原则。当然外部制度、理念和机制对大学行为具有巨大的形塑作用，在市场化和行政化的环境中办出超然大学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大学的开放性与保守性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我国当下，也存在于其他时代与国度，尽管程度不同，但这可能是一对普遍性、永恒性的矛盾。
加塞特认为除了必须汲取历史与现实环境中的精华外，大学还应在道德和思想领域超越甚至引领社会，加塞特指出［18］101：
在生活最紧张激烈的阶段，大学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一种主要的、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的权利，在狂热之中保持平静，面对轻浮无聊和恬不知耻的愚蠢行为保持严肃性，把握理智。只有这样，那么大学才会再一次迎来它的一个宏伟壮丽的时刻：西方历史上一泓不息的清泉。
学界高度认同这样的观点，如王翼生认为［26］：
大学应当而且可以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现实社会中的不良倾向进行独立的批判，不仅在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上，而且在人们区分善恶、建立信念和认识真理上，都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
这是时代赋予大学的使命，也是各界的美好期许，但现实中的大学正面临着行政化、市场化、功利化和庸俗化等痼疾的困扰，也面临着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大学要发挥这样的使命实属不易。应该说多数教师是愿意潜心学术的，但是在办学环境、评价标准的双重异化的威逼利诱之下丧失了行为理性，所以如何设计评价标准、优化大学评价体系、使用评价结果肯定是扭转局面的重要出路。
（五）大学要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加塞特认为“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18］50-51。这里之所以加上“几乎”一词是因为还存在专业学校，也就是说除了就读于专业学校的学生，其他绝大部分人都应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在现实中“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是那些本可以接受和应该接受的人，他们只是富人阶级的孩子，因此，上大学代表着一种难以辨明和开释的特权”［18］51，工人阶级的子弟被无情地拦在了学术殿堂——大学的门外。实际上，这里涉及了教育公平的问题。公平既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也是公共政策的目标，这在高等教育领域显得尤为迫切。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告也明确指出［27］：
在扩大入学上，高等教育必须同时兼顾公平、适切性和质量。公平不仅仅是入学机会的问题——其目标必须是成功的入学和顺利的完成学业，同时确保学生的福利。这必然包括对那些来自贫困和边远地区的社会群体在经济上和教育上给予适当支持。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确实增加了入学机会，似乎向教育公平迈进了一步，但“大众化对高等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仅仅反映在总体层面， 事实上， 在短期内大众化并没有缓解不同区域和社会阶层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及其质量上的差异”［28］。杨东平教授的调查结果显示［29］：
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 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 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 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仍很严峻，贫民子弟不仅面临着“有学上”的问题，还面临着“上好学”的问题。要实现公平，我们应着手教育改革尤其是考选制度的改革，同时配套社会制度的协调，以求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同时提高公平与效率并非易事，所以除了改革考选制度之外，更关键的是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
（六）个别语句的中英文对照分析
通过过刊全名数据库（Journal Storage）可以检索到相关书评，发现国外学者亦对该书极为关注，学者们认为他关于文化与科学的论述是非常有新意、生动有用的，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Culture is the system of vital ideas which each age possesses； better yet，it is the system of ideas by which the age lives.”其“教育的经济原理”（principle of economy in education）同样值得深思，可用以审视美国的教育方法，“instead of teaching what ought to be taught，according to some utopian desire，we must teach only what can be taught， that is，what can be learned”即大量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学生所能掌握的范围，我们要思考的不是应该教授什么，而是学生能够学习什么，大学教育也应以学生为中心［30］；大学应是文化的中心，而不是专业训练抑或是科学研究的中心。科学的过度泛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专业化的野蛮（the barbarism of specialization），我们正处于极度无文化的时代。遗憾的是现代大学将专业教育扩大化，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反而遗弃了文化教学的功能，这样的变更导致欧洲自食其果［31］；大学应与公共生活、历史现实保持联系，坚持用它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指引群众［32］。透过这些学者的评介，可以管窥书中的经典观点。尽管存在着文化、地域的差异，国外学界认可的这些观点与我国学者所关注的高度契合，文化教育的忽视、以学生为中心在实践上的缺失都是世界性的问题，我们须及早采取行动，让大学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五、讨论与小结
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大学的使命》很好地回答了“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干什么”等问题，读来发人深省。历经数十载，书中的经典观点仍然熠熠生辉。
但当理想照进现实，发现现实与我们头脑中勾画的理想蓝图并不吻合，甚至相差甚远。大学中的种种流弊让我们对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所幸的是很多学者都致力于理想大学的研究，指引着高等教育改革。这些理论固然先进，然而怎样才能把落实这些美好的愿景？是否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而难于驾驭？也许大学都不是当时理想的大学，因此大学变革与转型才成为永恒话题，所以无论哪个时代的学者也都喜欢来重新审视大学的使命。面对危机的同时，仍要抱有乐观理性的态度。大学仍是人类精神归宿与动力之源，令人向往与怀念。正如同伯恩鲍姆（Robert Brinbaum）所言［33］：
世间再无堪与大学相媲美的事物。在国破家亡、价值沦丧之时，在大坝坍塌、洪水肆虐之时，在前途暗淡、了无依赖之时，不论何地，只要有大学存在，它就巍然屹立，光芒四射。只要有大学存在，人的自由思想、全面公正探索的冲动仍能将智慧注入人们的行为之中。
其实经典著作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理想性、超越性和永恒性特征，其描述的状态既令人向往但又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其作用不是用于施工的图纸，而是指引方向的灯塔，迷茫时用来激发内心的力量、寻找前进的方向。通过理想找方向，立足现实找出路，如此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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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