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宪
内容摘要 主流经济学讲的市场缺陷，是基于失去效率的市场缺陷。现实生活中存在三类市场缺陷：基于效率缺失的市场缺陷，基于公平缺失的市场缺陷，以及市场设计缺陷。从这三个视角研究市场缺陷，将为重新发现政府提供一个研究范式。重新发现政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它更多地直面后两类市场缺陷，对克服社会不公正有更加积极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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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场缺陷 市场设计 政府失灵 社会不公正
作 者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05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度和技术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11AZD080）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读约翰·麦克米兰的（锺新发现市场》和斯蒂格利茨在金融危机后的新作《不平等的代价》，笔者的一个体会是，在重新发现市场的同时，要同时重新发现政府，而后者也许更重要。
发现市场，是经济学的任务，就像麦克米兰娓娓道来的， “市场是怎样运作的？哪些事情它们能够做？哪些事情它们不能够做？”当然，麦克米兰说的是“重新发现”，重新发现什么？重要的是发现新的市场缺陷，亦可称市场失灵、市场失效。发现了新的市场缺陷，就应重新考虑政府如何作为。斯蒂格利茨则认为，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 。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聚焦于不平等，政治体制对此不作为甚至错误作为，是这“三大主题”的要义。
主流经济学讲的市场缺陷，是基于失去效率的市场缺陷。这是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在发生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对称等情况时，市场失去了效率。例如，尽管公共品有助于社会公平，但因为它们没有盈利模式，所以市场是失去效率的。麦克米兰用了不小的篇幅讲述这些市场缺陷，并将它们作为市场设计的特征，进而指出：“一个使市场有效运作的平台应该包括五个基本要素：信息对称、诚信、完全竞争、产权得以很好的保护又不至于过度保护，以及使对第三方的负效用最小化。” 具备这五个基本要素的市场，是经过市场设计的。市场设计的过程就是克服市场缺陷的过程。为什么要市场设计？“市场设计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积极的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 市场设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 “界定财产权利，以及建立保护和执行产权的有关机制” 。然而，如果市场设计有缺陷，不仅不能克服市场本来存在的缺陷，而且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这是麦克米兰重新发现市场的要义，可以将它们归为另一类市场缺陷，市场不能得到有效设计的缺陷。而市场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设计？问题就转到了政府这一方，也就是斯蒂格利茨所说的， “政府未能限制市场失灵” 。
由此可见，市场有基于效率的缺陷，还有基于公平（在本文中，公平、公正、平等和正义是同义词）的缺陷。这一点，主流经济学过往涉猎相对较少，也可以说，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关注财富创造的效率多于关注财富分配的公平。长期以来，似乎有个倾向，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尽管分配也是一种资源配置，但它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汪丁丁说： “在国内学术界，真正积极研究分配正义的，往往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社会学家。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迷信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的假设，从而很难承担他们在中国这一特定社会里应当承担的职能。这一职能现在由中国的社会学家承担。”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职，更是一个亟待改变的现实。
上个世纪60年代，以琼·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开始质疑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萨缪尔森以边际生产率为依据的分配理论认为，随着资本量的增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断减低，于是利润率将逐渐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将逐渐提高。其实，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断减低，是以假设技术不变为条件的，只要存在技术进步，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就不仅不会不断下降，而且将根据技术进步的速率，在动态中不断提高。罗宾逊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中指出， “资本”是不能测度的量值，因而资本边际生产率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用边际生产率来说明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她采用彼罗·斯拉法的论证方法推论，消费和投资决定利润，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如果消费倾向不变，那么“整个经济的利润水平_产量与就业水平——决定于投资水平”。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生变动。她主张政府采取措施，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即社会公正。为此，她得到了“凯恩斯左派”的称号。
时至今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根据全球20多个发达国家约300年的数据，描述了这些国家资本年收益率（r）和经济年增长率（g）的变化趋势，进而发现，除了1914～1970年，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年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4%~5%，而经济年增长率却不到2%。1987～2013年，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全球的财富水平以年均2.1%的速度递增，而收入水平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4%。也就是说，如果持续地r/g>l，那么，资本收益率就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样，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就高于普罗大众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皮凯蒂以极其简洁的公式和极有说服力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罗宾逊在40多年前就提出的问题，有力地证明了市场内生着基于公平的缺陷。这部学术著作甫出，即引起世界范围的讨论与争议，可见，社会公正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关注。原因其实很简单，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将导致经济增长失去起码的环境。
笔者认为，提出三类市场缺陷——基于效率缺失的市场缺陷，基于公平缺失的市场缺陷，以及市场设计缺陷，将为重新发现政府提供一个研究范式。这个范式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缺陷扩展到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以及它们整合的意义上，并将产生研究政府职能和行为的新视角，进而更多地关注到非对立的市场和政府关系，即它们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由此，我们要对人们惯常说的，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再加上一句， “市场加政府的归市场加政府”。
基于效率缺失的市场缺陷，已有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也在许多教科书中集中阐述，不需赘言。倒是基于公平缺失的市场缺陷，需要结合当下的背景，作进一步的讨论。效率缺失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外部性、公共品和信息不对称等，公平缺失的市场缺陷则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不公正，主要表现是贫富差距扩大。
许善达先生曾经表示，在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方面，他与吴敬琏先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贫富差距拉大的天然趋势，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保证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同时，避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此前，吴敬琏先生曾发表观点，认为垄断和腐败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距，需要区分两种原因来加以认识：其一，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这是共性；其二，不同的外部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这方面的原因因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条件而各异。许善达先生说的是前者；吴敬琏先生说的是后者，这是基于他对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情势的判断。
市场经济本身会扩大贫富差距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体系内在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的客观结果。但是，一如许善达先生所说， “市场经济的所有生产者都要迫求超额利润，而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就需要更多的资本、资源、技术、管理。相对而言，对普通劳动者的需求是萎缩的，因为资本越充足、资源越丰富、技术越发达、管理越先进，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就越少。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对这四个资源的需求强，它们的价格就会上升，它们的持有者收入就会增加；对普通劳动者的需求降低，其收入就会相对降低，居民收入差距必然拉大。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这个基本逻辑与皮凯蒂的分析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妙。更本质地说，人的趋利性及人的能力和机遇的不均匀分布；资本的逐利性及资本和财富的不均匀分布，必然扩大贫富差距，而不采取严苛的措施，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外部原因或条件，各国（地区）皆有差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条件下也有差异。例如，中国当下的贫富差距主要是由普遍存在的城乡差距造成的，部分行业垄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有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支持的。又如，在中国香港地区，产业结构则可能是解释其贫富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这是因为，香港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金融业、保险业、地产业，以及为它们服务的专业服务业是香港的支柱行业，这些行业产生了较多的富人和中高收入者；而其他行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聚集了大量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就业人口，由此构造了香港的“金字塔”型社会，并推高了它的基尼系数。针对这些不同外部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应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就像中国过去10多年集中解决了一批与“三农”有关的问题，以及正在推进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反腐败，都将明显改善贫富差距，进而使基尼系数得以下降。
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集中地阐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他对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不平等状况的判断是： “富人变得更富有，富人中的最富群体更是如此；穷人不但变得更穷，而且数量也更多；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他们的收入不是停滞就是下降，他们与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在增大。”对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他的观点是： “尽管市场力量帮着塑造了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了那些市场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既有因为政府所做的事情，也有因为政府没做的事情。政府有权把钱从社会的上层转移到中低层，反之亦然。”可见，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设计缺陷强化了市场本身的基于公平的缺陷。所以，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上，政府如何做至关重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为，不仅要针对外部因素，即城乡差别、行业垄断、贪污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进行治理，而且要治理市场经济内在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因素，例如，对资本所得征税，对财产征税，尤其是对高额遗产征税。
对于上述缩小贫富差距的征税手段，一直也有着较大的争议，有人质疑其可行性，甚至有观点将其视为劫富济贫，认为此举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确实，在很多的情况下，效率和公平犹如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因此，在贫富差距不容乐观的情境中，要想不牺牲一些效率就获得公平，是不现实的。所以，在减轻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众税负的同时，加大对资本所得和财产、遗产征税，即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效率，甚至影响经济增长，也要在所不辞。如果这些措施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环境，那么，就不仅不会影响效率，而且将增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麦克米兰强调， “绝对自由的市场就好像民间足球，是一场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搏斗，而一个真正的市场就像现代足球，是井然有序的运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政府是存在于市场中的，就像裁判存在于足球场上，它是市场的一个要素。这个观点成立，就支持市场设计缺陷主要表现为政府缺陷的立论。尽管“政府有些时候也会参与到暗中破坏市场的活动中来……政府的干预可能会造成反面的效果”。但是，即便如此，也已经不是要不要政府的问题， “市场设计并不是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问题，而是市场加上政府才能解决的问题。” 15市场设计就是市场制度设计，规制及监管（其实是一个意思，名词和动词的区别）是其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市场机制设计。这是近些年来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的一个热点。
市场没计是为了克服基于效率缺失和公平缺失的两类市场缺陷，尤其是市场经济天然扩大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现实情形往往不尽如人意，对此，如果认真读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和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可以既全面又深刻地了解我们正在面对的社会不公正的现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市场设计出现了偏差，甚至很多政策本身就在扩大贫富差距。基尼系数长期处于警戒线以上的高位，就说明市场内在的基于公平的缺陷没有得到遏制和克服，而基于公平的市场设计也失灵了。为了解决不公平、不平等这个凸显的社会矛盾，斯蒂格利茨提出了“经济改革议程”和“政治改革议程”。他指出： “一种真正的经济改革议程将同时增加经济效率、公平、产出和机会。”“如果要使经济改革得以采纳，必须要在它之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 中国目前正在通过反腐败切入政治制度改革，将为经济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不可多得的条件。斯蒂格利茨所论“经济改革议程”的两个关键要素很朴素：
首先， “遏制上层群体的过度行为”。改革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减少寻租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的措施有：约束金融界；更严厉更有效地执行竞争法规；改善公司治理——尤其是限制CEO把大量企业资源转入自己口袋的权力；全面改革破产法——从对金融衍生品的处理到贬值的住宅再到助学贷款；终止政府的慷慨给予——无论是对公共资产的处置还是在政府采购方面；终止公司福利——包括隐性补贴；法律改革——民主化司法程序并减少打官司。这里，他重点强调了约束金融界，“由于大量增加的不平等都是与金融界的过度行为有关的，因此很自然金融界就应该成为改革项目的起点”。他认为，《多德一弗兰克法案》只是一个开端，还有一系列改革亟待落实，诸如，遏制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使银行更具竞争性、更加透明等。 “上述七项改革每一种都会产生双重回报：经济效率提高，平等程度提高。然而即使我们那样做了，仍会存在大量不平等；为了提供用于公共投资和其他公共需要的投入、为了帮助穷人和中产阶级、为了确保人口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能享有机会，我们必须实施累进税，并且最重要的是，在消除漏洞方面做得更好。”为此，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改革——税制改革，他的主张是，创造一种累进的收入税和公司税制度，以减少漏洞；创造一种更有效的并且能有效执行的遗产税收制度，避免新寡头统治的形成。
其次， “帮助普通民众”。具体措施是，提高受教育机会；帮助普通美国人省钱；面向所有人的医疗保险；加强其他社会保障项目。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公开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分别揭示了中国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特征。农村贫困家庭低收入的主要原因是，户主健康状况较差；没有社保；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城镇贫困家庭收入较低的最主要原因则在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报告认为，就短期路径而言，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当以二次分配为主，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从而有效降低收入差距。报告以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为例，说明大规模转移支付，可以使原来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得以逐步下降。就长期路径而言，全面提高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是增加机会平等、降低受教育程度不平等的有效手段，进而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
与此同时，重新平衡全球化，恢复并保持充分就业，恢复可持续和公平的增长，并建立新型社会契约，将通过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提高工人对资本的谈判能力，消除在教育和就业领域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各种形式的歧视， “朝着更好的方向塑造市场力量，也可以获得用以促进增长提高社会福祉的收入”。所有这些都表明， “市场不是抽象存在的。最起码而言，市场需要政府来执行合约并提供基本的法律架构。但是政府如何去做，结果对于效率和分配来说都大不相同”。这就将问题推向了另一个焦点，我们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也知道政府需要在哪些领域有所作为。然而，怎么保证政府能够做得更好，而不至于利用这些机会寻租谋利，进而产生政府失灵呢？
所谓政府失灵，原本是指政府在纠正、克服或限制市场失灵时，自身也失去了效率。和市场失灵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府在失去效率的同时，肯定也同时失去了公平，因为政府的天职就是建立和维护公平。因此，笔者所说的市场设计失灵，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府失灵。政府为什么要做市场设计的工作，就是因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其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制定规制，对市场实施监管，既保证其效率，也维护其公平。然而，一旦市场设计存有缺陷，抑或在执行时并未到位，那么，市场固有的缺陷——失去效率和失去公平的缺陷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就像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直接与美国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密切相关； “美国的不平等不是由这场经济大衰退造成的，但经济大衰退使不平等进一步恶化了，程度之大难以忽视；经济大衰退还进一步限制了一大部分人的机会。”这最恰当地说明，一旦政府规制与监管失灵，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都将丧失殆尽。政府的规制与监管的本质是法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理。而且，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是对市场主体，也是对政府自身。
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通过什么样的市场设计，谋求市场与政府在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间的平衡，是一个至今为止并无定论，还将继续争论下去的大问题。麦克米兰的一段话很实在，他说： “对市场设计的一个最基本的评价是，当市场经济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消除贫困的最好的办法。我们研究市场设计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有可能失灵，以致不能够有效地消除贫困。”他对市场与政府问题上的“极左”和“极右”观点说了这样两句话：“那些政治上的‘极左’人士痛恨贫困现象，但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却会导致贫困的持续。相反，那些过分鼓吹市场至上的自由主义的狂热拥护者，所倡导的体制却会招致市场体系的自我毁灭。”这话说得直白，但很深刻。
行文至此，笔者有感而发。我们不是用“左”和“右”给人贴“标签”，而是给观点贴“标签”。我们或许可以称麦克米兰的书的观点为“中右”，斯蒂格利茨的书的观点为“中左”。在当今社会， “中右”和“中左”都是理性的，是可以也应该握手的。惟其如此，防止“极右”和“极左”带来毁灭性灾难，夺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可能的。此乃中国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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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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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许善达．分程制该重新调整，社会科学报，2014.6.25.
[2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2012.12.
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