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兵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 要：美元弱势调整推高了中国外贸成本，会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产生怎样影响？文章使用GMM估计研究发现：（1）区分四类型5分位及光头4分位制造品后，证实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四类型制造品的出口，并对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大，同期也并不能带动中国加大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只是促进了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2）次贷危机下美国实际收入下降不利于中国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韩国和德国实际GDP增长对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的带动作用更大；同期中国实际GDP增长会带动中国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进口，并未带动中等技术品进口。据此，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提升中国四类型制造品进口是无效的，新形势下积极推动建立中韩和中德双边自贸区将惠及东亚和欧盟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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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元弱势调整；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1－００46－08
①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来自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库，人民币实际汇率来自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部（ERS）数据库。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Y1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重大项目（13JJD790005）和上海市教委与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项目（11SG10）
作者简介：沈国兵（197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中美贸易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理论上，汇率变化一直被认为是调节国际贸易的最有力手段之一。现实中，从大国贸易来看，汇率水平也始终是双边贸易问题上博弈的焦点。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破灭后，2002年开始美国实施美元弱势调整战略。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接连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为压低利率，造成美元购买力变弱、公众对美元信心被侵蚀、美元保值程度在下降，这些特征构成美元弱势调整战略。以2005年为基期的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02年的113.616开始逆转、下降到2012年的89.576，贬值21.2%。同期，在美日鼓噪施压人民币升值推动下，2003-2012年人民币实际汇率出现不断升值态势，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从2003年的0.1212升值到2012年的0.1678，升值38.5%。①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货物进、出口份额已跃居世界前两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 2010， 2013）统计，2009年中国出口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的9.6%；中国进口成为全球第二，占世界进口的8.0%。至2012年底，中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的11.2%；中国进口第二，占世界进口的9.8%。这样，美元的大幅贬值，直接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推高了中国的外贸成本。由此，探究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影响问题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政策含义。
就现有文献来看，有关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行业产品贸易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主要有：Zeng （2002）认为，美中贸易为互补性商品贸易结构，美国专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制造，出口这些产品到中国用来交易其本国不再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据此，即使美国实施美元弱势调整战略，在中长期内也无法改变双边互补性贸易结构。曾铮和张亚斌（2007）研究显示，人民币实际升值有利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印梅和王文普（2012）利用面板数据研究证实，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到行业分类贸易上，Koo和Zhuang （2007）将中美贸易品划分为农产品、中等技术制造品和高技术制造品三大类，研究证实各类产品对双边实际汇率波动的反应各不相同，中美双边汇率是影响两国贸易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对这三类产品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将导致中美贸易结构性变化。田旭（2009）研究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长期中对中国贸易结构升级有着正向推动作用，汇率升值有利于降低使用进口投入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成本，提高国内劳动力的相对成本，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促使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环节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进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
基于以上问题和文献研究，美元弱势调整很可能推动着中国行业贸易技术结构的变化。那么，将推动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鉴于大量初级品出口、进口易受到政府补贴、配额和特殊安排等政策的影响（Balassa， 1965），难以真实反映其对汇率变化的反应。在这里本文将研究限制在工业制造品贸易上。与先前文献相比，本文研究差异在于：第一，使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关于制造品SITC三分位四大类（劳动与资源、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统计分类，匹配出UN Comtrade数据库SITC第三版中国制造品最细化的5分位及光头4分位（即有4分位但无5分位数据）四大类产品贸易数据，能够极大地避免产品贸易加总对汇率变化反应的偏差扭曲。第二，区分四类型5分位及光头4分位制造品贸易后，计量证实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既不利于中国四类型制造品的出口，也并不能带动中国加大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只是促进了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品进口。因此，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提升中国四类型技术制造品进口是无效的。同期，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仅会带动中国进口低端的制造品，而且会带动中国进口高技术制造品，进而惠及世界。
二、美元弱势调整下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及其变化：比较分析
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分类，将中国制造业外贸产品按照要素密集度分为四大类：劳动与资源、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然后，考察美元弱势调整下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及其变化。如表1，依据UNCTAD数据库统计除了2009年美欧金融危机触底外，美元走弱下中国制造业对外出口一直在强劲地增加，其占总产品出口比重也在微小波动中呈不断上升趋势，并且以年均出口占比92.3%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这其中，除2009年危机触底外，中国在劳动与资源、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出口上都呈不断增加态势，而在低技术制造品出口上呈先升后降趋平缓态势。相比来看，中国初级品出口占比已日益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中国在高技术制造品出口上占比最高，年均出口占比37.1%，并呈先升后降再平缓态势；在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上占比位居第二，年均出口占比23.7%，并呈先下降后平稳态势；在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上占比排在第三，年均出口占比21.1%，并呈先小幅增加后平缓趋势，近年来已超过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占比；在低技术制造品出口上占比较低，年均出口占比10.4%，并呈先升后降态势。
如表2，除了2009年危机见底外，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进口额也一直在增加，但其占总产品进口比重却呈明显下降趋势，已由2002年占比79.9%大幅下降到2012年的57.9%。这其中，除了2009年外，中国在高技术、中等技术和劳动与资源制造品进口额上都呈不断增加态势，而在低技术制造品进口额上呈先增加后平缓态势。相比来看，中国初级品进口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近年来占总产品进口比重都在1/3以上，已超过高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美元走弱下中国高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最高，年均进口占比41.2%，并呈先升后降态势；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年均占比19.7%，并呈下降趋势；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制造品进口年均占比都较低，仅为4.2%和4.5%，呈下降趋势。
两相相比，美元走弱下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品出口已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代之的是中国制造业内高技术、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不断增加，其出口占比呈稳中有升态势，合计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国进口产品中，初级品进口占比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仍在攀升；中国制造业内高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先升后降，其主导地位正受到初级品进口的挑战。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呈下降趋势，但是它与高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合计仍占主导地位。虽然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占比已呈下降趋势，但其出口份额仍不容忽视，占到1/5以上；低技术制造品出口占比呈先升后降态势，但其出口份额也不容忽视，占到10%之多。同期，低技术、劳动与资源制造品的进口占比都很低，并呈下降趋势。而传统理论认为，一国外贸结构主要是由该国经济发展水平、贸易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和贸易政策决定的；发展中经济多以出口初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发达经济则多以进口初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但是，上述统计分析得出中国外贸技术结构的现状更像后者，由此形成中国外贸技术结构悖论。
事实上，随着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已出现分化，高技术、中等技术、低技术和劳动与资源制造品的出口结构占比从2002年的3﹕2﹕1﹕3变成2012年的4﹕2﹕1﹕2格局。也就是，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份额相对上升，而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份额相对下降。虽然中国高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都呈下降，但二者合计仍占主导地位。据此，中国对食物、原材料、金属矿石和能源等初级品进口需求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在不断放大，但对高技术品进口需求仍受制于美欧发达国家的出口管制政策，这是造成中国外贸技术结构悖论的原因之一。
三、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影响：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基于上述统计分析，在这里本文构建模型来探究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第一，因变量。在考察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影响时，我们基于UNCTAD对制造品3分位的四大类分类（劳动与资源、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匹配出UN Comtrade数据库SITC第三版中国制造品四大类最细化的5分位及光头4分位（即有4分位但无5分位数据）产品贸易数据。考虑到跨年度贸易数据可比性，这里使用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出口（或实际进口）作为因变量，用（或）表示第t年中国i类制造品下第j种5分位及光头4分位产品实际出口（或实际进口）。
依据国际收支理论，中国制造品外贸出口取决于：国外经济活动和双边汇率，前者以外国实际GDP代表，后者以双边实际汇率代表。同期，中国制造品外贸进口取决于：本国经济活动和双边实际汇率。据此，中国制造品外贸实际出口和实际进口最简化的函数可表示为：
RX=f （Y*，RE）
RM=g（Y，RE）
其中，RX和RM表示中国制造品实际出口和实际进口，剔除跨年度价格因素的影响。Y*和Y表示外国和中国的实际GDP，剔除跨年度物价的影响。RE表示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直接标价法。由此，可得到以下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核心解释变量和相关控制变量。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不同技术制造品进、出口的影响，因而选取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来反映。①实际上，Choudhry （2005）、Bahmani-Oskooee和Wang （2007）、Bahmani-Oskooee和Ratha （2008）等都认为，实际汇率是影响一国出口和进口的重要变量。
第三，相关控制变量。（1）进口国实际收入。Bahmani-Oskooee和Ratha （2008）、Byrne、Darby和MacDonald （2008）等认为，进口国实际收入将影响到一国对外出口和从外进口。由此，我们选取主要贸易伙伴实际收入来控制国外市场规模对中国外向出口的影响，并选取中国实际收入来控制中国市场规模对从外进口的影响。（2）滞后变量。因变量中国不同技术制造品出口（或进口）本身具有滞后效应，加入滞后项可控制因变量自身的动态影响。（3）时间哑变量。主要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如2005年人民币汇改升值、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都会对中国制造品外贸技术结构产生影响。此外，考虑到未观察到的产品个体效应。据此，我们加入时间哑变量和未观察到的个体效应来控制其对因变量的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和文献研究，考虑到滞后因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广义矩方法（GMM）来估计。Arellano和Bover （1995）、Blundell和Bond （1998）证实，在时间序列数量较小的情况下，一阶差分GMM估计仍会产生显著的有偏结果，他们提出了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有效地解决了有偏问题。鉴于样本横截面大、时间序列短，我们将使用系统GMM估计进行计量分析。根据上述，可设定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不同技术制造品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影响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第一，因变量为第t年中国i类制造品下第j种5分位及光头4分位产品实际出口（或实际进口），是以名义出口（或进口）剔除出口（或进口）价格因素。i为LRM、LTM、MTM和HTM四大类制造品。我们参照UNCTAD对SITC第三版3分位制造品所做的四大类分类，匹配出UN Comtrade数据库SITC第三版中国制造品四大类最细化的5分位及光头4分位产品贸易数据，能够极大地避免产品贸易加总对汇率变化反应的偏差问题。各类制造品下第j种产品名义出口（或进口）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单位百万美元。中国货物出口、进口年度价格指数不可获得，鉴于中国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因而以世界货物出口、进口价格指数近似代表（2005年为基期），来自IFS数据库。理论上，因变量受其自身滞后期的动态影响，具有累进效应，预期影响符号为正。
第二，核心解释定量为第t年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由于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美元计价结算的，因而考察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外贸技术结构的影响是适当的。实际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2005年为基期），下降代表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来自美国农业部ERS数据库。理论上，美元兑人民币实际贬值不利于中国出口，预期可能增加中国进口。
第三，控制变量：（1）第t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收入，考虑到各主要贸易伙伴实际GDP的货币单位不同，并且要考察各主要贸易伙伴实际收入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差异影响，因而这里无法使用加总的贸易伙伴实际GDP，代之以中国五个最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实际GDP（2005年为基期）来代表，单位十亿（美元、港元、日元、韩元和欧元），来自IFS数据库。（2）第t年中国实际收入，以IFS公布的中国实际GDP来代表（2005=基期），单位十亿元人民币。理论上，主要贸易伙伴实际收入增加预期会增加中国出口，中国实际收入增加预期会增加中国进口。（3）时间哑变量。所在年度取值为1，其他年度取值0，预期符号不确定。
四、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影响：GMM估计分析
为消减变量间数值变动较大和可能的异方差，我们对相关变量取自然对数。并且，区分出中国最细化的5分位及光头4分位四大类出口制造品，包括632种HTM、533种MTM、282种LTM和567种LRM；最细化的四大类进口制造品，包括627种HTM、537种MTM、278种LTM和565种LRM。据此，使用GMM估计来探究2002-2012年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不同类型技术制造品进、出口的影响。
（一）四类型制造品出口模型GMM估计检验
在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动态模型（1）式中，可认为L.lnRX是内生变量，lnRE是前定变量，lnY*、yrk是外生变量。根据GMM估计经验法则：工具数量≤观察的组数量，据此选择非外生自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鉴于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动态模型横截面大、时间序列短，因而使用Roodman （2006）阐述的xtabond2指令来估计。年度哑变量检验显示，一些年度哑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因而需要加入以控制特定年度未知因素变化的影响（见表3）。
根据表3，两步法系统GMM估计下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动态模型Hansen检验的P值分别是0.950、0.110、0.146、0.247，说明四样本系统GMM估计中设置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约束有效无法被拒绝。GMM估计下自相关检验表明，四个样本差分残差的AR（2）检验零假设无法被拒绝，因而没有二阶自相关。加入robust对标准误进行Windmeijer修正，解决了两步法低估标准差和差分残差异方差问题。据此，使用两步法系统GMM估计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
（二）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模型GMM估计结果分析
依据表3回归结果：第一，在1%统计水平下，滞后一期的四类型制造品出口都有着显著的正向累进效应，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具有滞后的动态累进效应。
第二，在1%及5%统计水平下，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lnRE）对四类型制造品出口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分别为2.763、11.910、4.558和2.189，与预期符号相符。由此，美元走弱伴随有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对外制造品出口相对价格上升，致使中国劳动与资源、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出口下降，这为四样本制造品出口模型中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为正数所证实。因此，区分四大类5分位及光头4分位制造品出口后，计量证实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四样本中国制造品的出口。并且，影响系数表明，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小。这也为前述中国制造品出口技术结构统计分析所证实，即美元弱势调整下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占比呈先升后降态势，而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占比呈先升后降再平缓态势。
第三，在1%和10%水平下，美国实际收入（lnYA）对中国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1%水平下对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产生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国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也产生负向影响，尽管统计上不显著。据此，次贷危机下美国实际收入下降对中国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并未对中国高技术、劳动与资源制造品的出口形成不利影响。这与前述统计分析结果是相一致的。在10%和1%水平下，香港特区实际收入（lnYH）对中国内地四类型制造品出口都产生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统计系数显示它对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大。究其原因，中国香港特区主要从事中国内地转出口贸易，在美欧金融危机下香港特区的转出口贸易随之下滑，加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致使曾经靠价廉物美竞争的中国香港转出口内地制造品出口下降成为必然。在1%水平下，日本实际收入（lnYJ）对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国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也产生正向影响，尽管统计上不显著。但它对中国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的出口产生统计上负向影响，且前者统计上显著、后者不显著。这表明中日争端下日本实际GDP增长对中国高技术、劳动与资源制造品的出口有着带动作用，但并不能带动中国低技术、中等技术制造品的出口。在1%水平下，韩国实际收入（lnYK）对中国劳动与资源制造品、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出口都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对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带动最大，其次是带动中国劳动与资源制造品的出口。据此，韩国实际GDP增长能够拉动中国四类型制造品的出口，特别是带动中国低技术和劳动与资源制造品的出口，进而成为韩国出口的中间投入品，因而发展中韩双边贸易很重要。在10%和1%水平上，德国实际收入（lnYG）对中国劳动与资源制造品、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的出口都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也产生正向影响，尽管统计上不显著。由此，德国实际GDP增长将带动中国劳动与资源、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出口，部分将成为德国出口的中间投入品，因而发展中德双边贸易也很重要。相比较来看，韩国和德国实际GDP增长对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的带动作用更大，反过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进口国也会带动韩国和德国的出口。这表明在欧债危机和中日摩擦争端形势下积极推动建立中韩和中德双边自贸区会更大地促进双边贸易，进而惠及东亚和欧盟其他国家的。
（三）四类型制造品进口模型GMM估计检验
依据计量模型（2）式，在中国四类型制造品进口动态模型中，可认为L.lnRM、lnYC是内生变量，lnRE是前定变量，年度哑变量yrk是外生变量。鉴于四类型制造品进口动态模型横截面大、时间序列短，因而可使用xtabond2指令来估计。四类型制造品进口下，一些年度哑变量在1%统计水平下联合显著，因而需要加入这些年度哑变量以控制特定年度未知因素变化的影响。根据表4，两步法系统GMM估计下中国劳动与资源、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动态模型Hansen检验的P值分别是0.126、0.395、0.381和0.551，说明四样本进口模型GMM估计设置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约束有效无法被拒绝。四类型进口样本差分残差的AR（2）检验零假设无法被拒绝，因而没有二阶自相关。加入robust对标准误进行修正，解决了两步法低估标准差和差分残差异方差问题。据此，使用两步法系统GMM得到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四）中国四类型技术制造品进口模型GMM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表4估计结果：第一，在1%水平下，滞后一期的四类型制造品进口本身都有着正向显著的动态累进效应，与预期符号相同。滞后两期后已出现急剧衰减或者已没有滞后两期的累进效应。
第二，在5%和10%水平下，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lnRE）对中国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都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为1.951、2.191和1.544，与预期符号不符。而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在1%水平下对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却有着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与预期相符。这样，美元走弱伴随有人民币升值，理论上中国从外制造品进口相对价格下降，从而中国从外技术制造品上升。但计量显示，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进口模型中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这表明区分四大类5分位及光头4分位制造品进口后，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带动中国加大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而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模型中实际汇率回归系数为负数则证实，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促进了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而且，从中国制造品自身进口构成来看，中国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呈明显下降态势，而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这里是占制造品自身进口比重）。
第三，在5%和10%水平下，中国实际收入（lnYC）对中国从外劳动与资源和低技术制造品的进口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从外高技术制造品进口也有着正向影响，尽管统计上不显著。不过，中国实际收入在1%水平下对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产生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区分四大类5分位及光头4分位制造品进口后，中国实际GDP增长会带动中国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并没有带动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由此，中国实际收入对四类型制造品进口的影响正好与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四类型制造品进口的影响相反，从而使得中国从外四大类制造品的进口变得复杂。尽管如此，中国实际GDP增长不仅明显地拉动中国从外进口低端的劳动与资源和低技术制造品，而且也拉动中国从外进口高技术制造品。因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仅有利于带动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端的制造品，而且有利于带动发达国家出口高端的制造品。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美元弱势调整下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及其变化做出统计考量的基础上，选取变量、构建模型探究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是：
第一，美元走弱下中国高技术、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占比呈稳中有升态势，合计占主导地位。同期中国高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先升后降，其主导地位正受到初级品进口的挑战；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占比呈下降趋势，与高技术品进口占比合计仍占主导地位。中国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低技术制造品出口占比先升后降，但二者出口份额仍不容忽视。中国低技术、劳动与资源制造品进口占比都很低，并呈下降趋势。从初级品和工业制造品贸易来看，中国出现了外贸技术结构悖论。
第二，区分四类型5分位及光头4分位制造品贸易后，计量表明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劳动与资源、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出口，并对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小。同期，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带动中国加大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只是促进了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的进口。
第三，次贷危机下美国实际收入下降对中国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并未对中国高技术、劳动与资源制造品出口形成不利影响。相比来看，韩国和德国实际GDP增长对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的带动作用更大，反过来中国也会带动韩国和德国的出口。同期，中国实际GDP增长会带动中国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并没有带动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因此，在新形势下积极推动建立中韩和中德双边自贸区将惠及东亚和欧盟国家的。
基于以上主要研究结论，政策建议有：
1.中国对食物、原材料、金属矿石和能源等初级品进口需求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在不断放大，但对高技术品进口需求的提升需要突破美欧发达国家的出口管制政策，这也是理顺造成中国外贸技术结构悖论的关键所在。
2.就中国外贸而言，试图通过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手段来增加中国四类型制造品的进口是无效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受挫会进一步抑制中国制造品的进口，包括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的进口。
3.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将带动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端的制造品，也将带动发达国家出口高端的制造品，因而在美欧金融危机和中日争端形势下积极推动建立中韩和中德双边自贸区不仅会促进双边贸易，而且将惠及东亚和欧盟其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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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曾铮，张亚斌.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J].世界经济，2007，（5）.
[2]田旭.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09，（9）.
[3]印梅，王文普.汇率行为对地区出口商品技术水平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2，（10）.
[4]ARELLANO， M.，O. BOVER.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68（1）：29-51.
[5]BAHMANI-OSKOOEE， M. ，A. RATHA.Exchange Rate Sensitivity of US Bilateral Trade Flows[J].Economic Systems， 2008，32（2）：129-141.
[6]BAHMANI-OSKOOEE， M.，Y. WANG.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Commodity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J].Economic Issues， 2007，12（1）：31-52.
[7]BALASSA， B..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The Manchester School，1965，33（2）：99-123.
[8]BLUNDELL， R.， S. BOND.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115-143.
[9]BYRNE， J.， J. DARBY，R. MACDONALD. US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 Real Sectoral Bilateral Analysi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30（1）：238-259.
[10]CHOUDHRY， T..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s： Evidence from Canada and Japan[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5， 19（1）：51-71.
[11]KOO， W. ，R. ZHUANG.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in Sino-U.S. Bilateral Trade[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7， 25（3）：362–373.
[12]ROODMAN， D..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System” GMM in Stata[J].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2006，（103）：1-44.
[13]WTO.World Trade Report： Trade in natural resources[Z].2010.
[14]WTO.World Trade Report： Factors shaping the future of world trade[Z].2013.
[15]ZENG， K..Complementary Trade Structure and U.S.-China Negotiations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East Asia， 2002，20（1）：5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