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人女性：独立又自强
在《祈祷的螳螂》中，黑人女主人公安娜的“代表性空间”集中反映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决定性因素的影响[1]-38。其身份和地位不但限定了她的活动空间，而且还不断地被她狭小的家这一“代表性空间”再生产。然而，她运用自己的能力不断地创造出自由的生存空间，从而在实际意义上或多或少的可以抗衡她所遭受的种族、性别歧视以及阶级压迫。
安娜能做出最好的肥皂，且具有预言和幻想的超能力，可以说，安娜在南非黑暗的18世纪是一位具有主体意识且不平凡的女性。小说中，她会看病使整个村庄的村民保持健康，她能驱散邪恶的精神，她能使库比多做一个快乐的男人。安娜可以做出最好的肥皂，关于做肥皂的事她无所不知[2]-71。刚开始安娜是白人农场主赚钱的工具，后来，她颠覆了这个角色。当农场主阻碍她和库比多过自由自主的生活时，安娜在小说中体现了反抗意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农场主做肥皂，为他们洗刷一个白净的世界，现在，是时候为我自己做这些了。”[2]-79安娜并未屈服于自己的所属空间，被圈置于白人农场主的私人空间。一直在与外部环境作斗争她，后来获得了空间的自由移动权。同时她又劝说库比多，“总在农场为白人做事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正确的事。他们会变老，变没用。趁他们自己年富力强，完全可以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我可以制作肥皂，治愈病人，你可以锯木头做马车和家具。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2]-78-79。安娜这番具有“煽动性”的话语使犹豫不决的库比多听从了她，夫妻俩成功脱离了白人掌控的空间。在罗斯金看来，无论女性在何处，均可成为家园——一个充溢着特殊品质的空间、一个洋溢着静谧与爱的港湾：虽然她打算被她的主人统治着,但她可以成为他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向导，并因此在较广的层面上影响着他的行动[3]-17。
在丈夫的多次背叛后，安娜凭着自己的态度和意志，想挽回自己的丈夫。而在库比多决绝地抛弃早年所有的信仰，转奉为白人的基督教后，安娜感觉到丈夫和自己背道而驰，于是她明确了立场，彻底地放弃一切，离他而去。由于女人注定要象征性地服从和受人摆布，她们要行使某项权力，只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对抗强者或同意让步[4]-41。
二.两性斗争：相斥又相吸
在男性霸权的社会里，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了社会空间的等级分配，即社会空间被一分为二，独立的、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空间属于男性，而依赖的、私人的、生育的、从属的空间则属于女性。社会对二者的优劣判断及褒贬态度一目了然。性别对立和空间分配之间互为构成，相互强化[5]-179。
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时。安娜对周遭的事置之不理。安娜断定，不管是战争还是安宁，人们总需要干净的衣服，对她的肥皂总会有需求[2]-83。于是，她安心在家制作肥皂、养孩子，而在他们稍稍富裕后，库比多开始了在外面寻花问柳的行为。小说中，当库比多被不可控制的“欲望”驱使，从外面的女人身上寻求满足时，每次安娜甚至敢于直视库比多以表反对，库比多则会溜走寻求其他人[2]-84。这句话中的“甚至”一词暴露了安娜虽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妻子和母亲，但她的身份还不足以使她大胆抗议丈夫的胡作非为。为家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付出了一切，但她似乎仍要比丈夫低一个等级，她更左右不了丈夫的思想、行为和信仰。但安娜的言行也同时表明了，当自己权益遭受迫害时，安娜这名黑人女性有了争取权益的主体意识，而不是默默承受所发生的一切。她坚持告诉库比多，“我是你的妻子。你已经有孩子了。你再也不是一只鸡了。在你给我们带来耻辱前别再执迷不悟了”[2]-84。当库比多多次不让安娜说话时，安娜并没有闭口不言，“不，我不会停止。因为这是我的事情。我是你的妻子。难道你不关心我吗？”随后库比多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安娜。因为他自己。但不久后。他又变回了老样子[2]-85。库比多不再寻求返回安逸舒适的家，他不定时的从内心抛弃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到空间的性别意识形态，以安娜为代表的女性被局限于家庭劳作，安于稳定和养育子女，她们驱逐男人并让他们“逃向”自己和证明自己。迈克·克朗所说，“流动性、自由、家和欲望之间转变的关系说明了一个非常男性的世界。”[6]-44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主人公此时的形象：库比多体内燃烧多年的的“火苗”驱使他跑向外界寻求刺激，寻求其他女人和沉醉于酗酒，逃避义务、责任和束缚他的已女性化的家庭。
三.黑白纷争：并无优劣之分
在殖民主义时期，非洲被描绘成恐怖的黑大陆，与文明的、白色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正是这些文明的欧洲白人用屠刀杀进了非洲。妇女是按照肌肤的洁白程度来划分等级。因此，“白”被视为美的象征，而那些肤色较暗的女人则算不得美人[6]-71。“安娜喜欢白色的东西和极其干净的东西。她住的窝棚和院子决不允许有一点灰尘。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白的，都必须回归到它们的原始状态”。当她和库比多结为夫妻后，她告诉库比多自己之所以跛脚是因为，“孩提时的她曾以为把自己放到肥皂缸里就能变白了，所幸的是，她只是用一只脚试探，这一行为差点要了她的命。她知道褐色皮肤谁都不想要。只是没有办法而已。但在人们清醒的头脑中没人会乐意选择褐色皮肤”[2]-74。这一章形象地说明了被奴役的南非，种族的不平等给备受歧视的黑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空间的角度看，这章也进一步证明了安娜这些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是怎样和她所处的空间连在一起，而她们的空间，尤其在高她们一等的白人眼里，又是如何带有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特征。
对于西方妇女来说，她们的地位处于性别和种族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她们的白皮肤被用来证明种族的优越。另一方面，其性别又使她们居于从属的地位。那些用于殖民地民族使其带有从属性的词汇，具有很强的性别特征即女性特征，这就得使妇女永久地居于从属地位[6]-70。小说中，在荷兰殖民者统治管辖库比多这些黑人时，其白人妻子有着高贵的生存地位，运用丈夫的政治权威对黑人随意支配。当这位白人女性派遣库比多给她姐姐送石榴时，库比多饥渴难耐在路上偷吃了两个，妇女的姐姐读信发现后狠狠地鞭笞了库比多[2]-21。而当其丈夫在打猎时死掉后，她要继续与黑人生活在同一空间里，此时的她就像无头的苍蝇般无权、无能力统治黑人奴隶，只能任他们脱离管辖。当四海为家的商人萨瓦斯洗礼这寡妇的孩子，被河水冲走时，“她冲农场雇工包括库比多大喊去救人时。没人会游泳，加上对水根深蒂固的理解，他们表现出了抗拒”[2]-41。可见，种族和文化优劣的思想是通过男性角色来加以表现的[4]-70。虽名为私人空间女主人，这位白人妇女既无权处理私人领域内重大事件，也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附于男性生存。就如贝尔·胡克斯所说，“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白人妇女可能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但种族歧视可以让她们成为黑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7]-19
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并不是不具备生存工作等能力，也不是生来就比男性低下，其背后隐藏的是性别与空间区隔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互为影响、互为加强；二者表面上“自然天成”的关系，背后实际上是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对于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王虹这样解释道，“我们从社会对种族、族群问题的定义上发现，身体差异不过是被赋予了社会意义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想象性的基础，这些“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偏见和对立往往是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联系的。”[8]-101布林克的终极愿望也是我们的愿望，“南非的未来建立在不分肤色，种族，阶级，信仰及性别的人权认知，民主，和平共处和所有人平等发展的基础上。”[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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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ink,Andre.2006.Praying Mantis [M]. London: Vi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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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 [M]. 刘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Massey, D.1994.Space,Place and Gender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6]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 [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王虹.性别、种族、阶级与女性解放.[J].社会科学研究，2010(5).
[9]Brink, Andre.2009. A Fork in the Road:a Memoir [M]. Britain: Harvill Seeker.
（作者介绍：李曼曼，江南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