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组织，大学遵循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而不断创新与超越，大学文化被看作是一所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与灵魂。文章以大学文化为底蕴，探讨高校德育的本质内涵和文化属性，从表征性、过程性和价值性多维度审视德育在个体和社会功能的实现；在高校德育实现路径的选择上，突出主体人文关怀、注重德育教育层次与结构，实现知识与生活德育融合，完成高校德育走向上的“文化自知”，特征上的“文化自觉”和功能上的“文化自适”。
关键词 : 大学文化;文化育人;知识育人;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1]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组织，大学遵循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而不断创新与超越，大学文化被看作是一所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与灵魂。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育人”已成为大学核心任务。由此，高校德育本质内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转变。本文以大学文化为底蕴，在德育实践过程中遵循自然规律的“真”、主体内在的“善”和自身尺度的“美”的要求，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
一、“遮蔽”与“去蔽”：高校德育的文化属性
大学作为思想文化宝库、人才培育摇篮、传承创新先驱，其教育实质在于通过文化传承、觉醒、创新，培育人、教化人、塑造人，形成健全完善人的品格和心性。新时代，在探索知识真理的道路上，大学之道通过追求特定目标、内容、方式和风格等形成的大学文化来塑造，从逻辑上确证了高校德育具有天然的文化属性，客观存在着道德教育和大学文化之间脐带性关联。德育具备了大学文化品性和特质，承载文化机体的强大基因，延续大学文化育人使命和功能。在现实社会大环境中进行在知识与人文、工具与价值、个体与社会之间多重悖反的选择，而现实往往消解高校德育的文化属性，遮蔽大学文化育人意义。
高校德育实现文化本性前提遵循的不仅仅是“事物法则”，而更多的是“人类法则”。因此，需要改变人与自然的疏远，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分离、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的现实状态，不能仅仅探寻客观的“规律”，需要重视分析“意义”、着眼“人事”、释明“价值”，从而实现“下学而上达”。从人内在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出发，从“遮蔽”到“去蔽”过程，实现从“知识育人”到“文化育人”的跨越。以“人的文化性存在”作为德育的逻辑起点，凸显高校德育语境中文化、人、德育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内涵。随着大学文化不断演进，逐步构建了高校德育生成的特定场域，不仅涵盖了主体间性活动的过程，而且囊括了人的主体性活动的表征和多元样态，蕴含着德育过程及其样式的图景。同时，人的实践性作为文化存在的特征表达，聚合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异质共生等思想元素，从理念、目标、内容、形式等维度，构建多元多维主体间性的高校德育文化生成成为可能。
二、精神成人：高校德育的本质回归
1. 表征性审视：“隐性”与“显性”。
高校德育作为有机整体表现为显性德育和隐性德育，两者各具特色，功能各有差异，显性德育侧重强化德育社会性功能，隐性德育侧重增强德育个体性功能，在德育实践中有机统一，互为交叉、互为转化、互为渗透，只有显隐融合才能相得益彰，有效拓展德育空间、开辟德育渠道。如果把显性德育比作是经过精心选择和目标设计德育教育“硬件”的话，那么隐性德育则是实现德育教育本质表达的内隐式“软件”。在“以人为本”与“回归生活”德育逐步由理念走向实践背景下，隐性德育重要性得以再次彰显。将教育融会于校园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之中，在学生个体道德提升、素养培育等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隐性德育内容和方式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方式隐蔽性。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主要作用于“无形”的“文化氛围”之下，蕴藏于教学活动、管理工作、学习情境之中。二是过程间接性。隐性德育将德育各种因素渗透于大学精神、校园文化及主体交往实践的过程之中，从“知道”到“体道”，通过“无知觉解”的领悟有所得，衔接起主体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从而完成德育目标的终极实现。三是作用实效性。转变传统“灌输”方式，在“体道”过程中，从日常生活场域和显性德育无法覆盖的空间内接受德育信息，发挥隐性德育的感染渗透功能，使教育更具有生活气息，更贴近学生实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效实现知行转化的自我教育过程，提升高校德育实效性。
2. 过程性审视：“人化”与“化人”。
文化作为大学灵魂和精神内核，与德育之间具有天然的不可分的关联性，反应德育本质属性。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以“文而化之”“化而文之”的动态过程，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化育成为主体精神成果的过程，是“人化”与“化人”和造物与成人的双向运动过程。文化活动是现象、意义与行动的耦合，因此，德育主体间的交往互动、德育媒介的循环反复、文化价值等各种非智力因素的介入，形成互生互补、生机勃发的整体，达到“文以载道、道以化人”目的。首先，文化过程就是人自身的本质不断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在“人化”和“化人”共生作用中，人自身得到了提升和超越，人作为德育主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对对象加以改造或创造出新对象的能力就体现出文化的主体建构性。其次，两者共生实现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超越。德育主体在教育场域中实现切身实践后，将文化价值内化为主体精神并形成习惯和行为过程，对德育文化各要素之间再优化，形成更趋于稳定的和谐状态，实现“向文而化”和“化文成人”德育价值意义，完成德育走向上的“文化自知”，特征上的“文化自觉”和功能上的“文化自适”，使之成为得到普遍认同、具有普适性的引导和约束能力和表征指向实际需要的德育文化生态。
3. 价值性审视：“精神内核”与“文化认同”。
“大学文化身份是社会对大学作为文化性组织的认同。即承认大学是一种文化属性的社会组织，不是具有政治属性的组织机构（如政府、议会或党派），也不是具有经济属性的经营机构（如公司和企业），也不是具有军事性质组织机构（军队）。大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组织机构。”[2]在当前转型时期的德育需要寻找新的植根土壤和生长点，从而扭转和改变目前高校德育的疲软、焦灼状态。首先，涉及文化身份承认问题。英国思想家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3](P4）这要求德育尊重多元化的也是特定的“身份”要求，发挥教育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正视文化身份差异，要求承认并尊重多元与个性，从而努力寻找文化育人和个性培养的契合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其次，涉及价值认同问题。作为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承载着内在的文化使命，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不仅应作为高深学问的学术文化存在，更应回归为一种精神内核的存在本原，其目的就在于使知识人转变为文化人，真正结成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道德共同体。在大学德育过程中，各主体间具有系统整合的思维和包容开放的视野，协同培育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感，基于共同价值、情感和信念，达成共同愿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共识“最大公约数”，追求整体目标的最优化实现，真正达到德育本质的价值旨归。
三、高校德育的实践路径
1. 教育文化场域的生成：人格培养和文化化育。
德国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指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教育的核心所在。[4](P73）德育在本质内涵上是“人”回归，高校德育本质围绕“什么是人”“人是什么”展开。简言之，其核心要义是如何“必须成为人”。当德育主体自觉反思现存显性德育与隐性德育合理性和相互转化时，这也成为具备“成为人”的选择从意识、能力与行动成为可能。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可以认为主体人格和文化精神的培育是在惯习、文化资本、教育场域等要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可见实现高校德育本质的框架路径在于教育文化场域形成和建立新型师生对话式教育关系。首先，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共享机制，启发个体之间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共享知识、经验和情感。对话式教育鼓励主体间各抒己见，平等对话，思辨明理，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与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认知结构的条件、基础和背景，通过对话活动形成对话惯习，从而加强认识能力激发潜能，将道德观念育化“成为品格的一部分从而成为行为的工作动机的一部分”[5](P8），实现知行统一。其次，从多元化地创设体验情境。充分发挥主体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高校营造良性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气息，构建积极进取的教育环境和主流文化的趣旨，形成寻求“真、善、美”的适宜场域，不断满足学生不同需求，尊重个性差异，适应多样性的要素和个性化培养。
2. 学科体系的构建：注重文化育德的层次与结构。
从人的全面发展、文化的整体结构和多元形态等多种成分所蕴含的整体价值观的视域中，科学设定高校德育学科体系，注重层次平衡与结构性，是实现高校德育实效的基础路径。第一，注重本土优秀的文化资源，整体发展的导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为依托，使高校德育具备天然的历史遗传性文化基因和现实主流文化引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现实的目标导向，超越德育的工具性取向，优化德育统领性目标导向。第二，完善学科结构，推动分层次协调发展。高校德育的一般性要求重在对基本社会规范的培养，如公共理性教育、人格培养、心智开发等，完成德育对个体价值功能实现；高校德育的理性化深层性要求，重在回归对人的生命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在教育主体间形成了内在一致的价值体系，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行为习惯，内化为自觉的“情感力量”“理想信念”和“价值归属”，突出反映在个体对社会的适应性功能的体现。第三，德育的实效性最终靠实践检验，是高校德育的实然性根基所在。以人的现代化发展为目标主导公民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以文化自觉为导向厘清德育的走向，高校德育在党建工作、学科研究、课堂教学、日常生活等多角度进行整体文化构建，实现理论与实践上突破，使形而上的理性与实践相统一，发展成为学校独特的文化精神。
3. 价值体系的优化：“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融合。
高校德育坚持“文化育人”，更为关注“人与人的主体间的灵与肉的交流活动”，而不是“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6](P4）。从专业化教育的知识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兼顾思想性和文化性价值，工具性效用和价值性导向。首先，突出人的生活世界的主体地位，更多地回归生活世界，在活动、实践、生活中建构有意义的道德知识，将行为习惯和情感孕育于现实生活之内。杜威指出，事实上，学校中的道德教育问题就是获得知识的问题——这种知识与冲动和习惯的系统有联系。学校中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和行为的关系。[7](P374）把握好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需要正视核心价值在生活世界中“意会”的本性，并贯彻到党建工作和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其次，重视“默会知识”和“对话体验”等教育方法论价值，构建新的思维范式认识生活世界。不再停留于仅满足于自在的“是什么”，而能以“为什么”和“应如何”的自觉态度对待生命和生活。使文化成为接续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命脉，重新成为知识的重要依托，实现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过程充满文化精神。如此恰当地、有限度地运用生活图式和重复性实践，促进“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融合，赋予实践活动以文化自觉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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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斯图亚特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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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7][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