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现代转向的背景下也面临着一系列信任困境。最核心的是教育内容、教育人际、教育效果、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信任焦虑。由此，应从整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完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等多维角度入手，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转向；信任困境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30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２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7）０4－０147－０4
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曾指出:“信任是一种简化复杂的机制，能够减少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对于提高教育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平台之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网络环境和信息传播的特殊性决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网络交往环境的复杂性、技术理性的非人文化、网络意识形态的遮蔽性等都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信任困境。因此，加强信任机制研究，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成为信息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转向的历史分析
信任一直是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近些年思想政治教育也将“信任”引入自己的学科研究之中。纵观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是教育主客体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认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达成思想、信仰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共识。[2]另一种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基于自身利益或发展需求，预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信赖教育主体及教育活动本身的一种价值关系。[3]以上两种界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有合理之处。总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外延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对教育本身的信任，还包括教育主客体之间以及主客体对教育过程中各种要素的一种肯定和认可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整个人类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信任仍然伴随其中。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转向可以粗略分为“完全信任——基本信任——信任与信任困境共存”等三个阶段。
第一，完全信任阶段。传统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着人们交往范围极其有限，血缘和地域成为人们维系关系的主要纽带。狭小的交往空间、紧密的血缘联系以及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宗法、伦理纲常和共同体价值规约维系，体现在民众对明君圣贤、宗法纲常的绝对信任和无条件敬仰。
第二，基本信任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通过开展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正是基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效果的切身感受，教育主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以及各种要素有了高度的信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理论指导和实践的失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等都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思想政治教育一度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进行拨乱反正，思想政治工作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展开，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度得到提升。但是，个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流于表面，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4]
第三，信任与信任困境共存阶段。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致力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此过程中，人们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的信任与认同程度得到了逐渐提高。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科技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方兴未艾，这一切也在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度。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不同性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被无限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难度，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自身的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教育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教育效果的不理想等，这些都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困境的成因及表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推进，网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就机遇而言，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5]但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又面临着信息传递难以掌控、教育主客体复杂化、教育效果难以预测等困境。由此，认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困境的成因和表现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好网络阵地的关键所在。
1.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教育内容信任焦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通过信息传递进行的，教育主体将内容转化成信息传递给教育客体，同时，教育客体接收信息并反馈给教育主体。在此过程中，对教育内容的信任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关键，教育客体只有相信教育内容是对自身或社会有意义的，才愿意自觉接受教育。从宏观角度来看，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通过正式渠道进行传播，如红色网站、官方微博等；一类则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传播。如个人微博、微信等。由于非正式渠道的复杂性导致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堆积，这些不确定因素一方面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良莠不齐；另一方面导致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传递预期与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同时，网络虚拟人空间的匿名性以及非线性传播特点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把关人”的角色。一些非法分子借此利用非正式渠道的缺口，传递不良信息。这些必将引发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普遍不信任。
2.网络交往方式的复杂性——教育人际信任焦虑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好坏是衡量教育效果的一项十分重要因素。网络是一个现实性与虚拟性融合的空间，人际交往方式更加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更为突出。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际信任势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教育主体层面讲，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一些教育者还持有“教育者至上”的传统权威观念，把受教育者单纯看作一个等待灌装的“容器”，被动接受主导价值训诫的“客体”，依然采取单向的知识灌输。同时，一些教育者固步自封，不注重更新自身知识体系，信息量远远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这些都会导致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困难；其次，从教育客体的层面讲，网络的开放性拓宽了教育客体获取信息的渠道，而教育客体筛选信息的能力又有限，面对新事物常常会做出非理性的抉择，形成一些与教育者预期目标相悖的想法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的不信任。再次，从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交互性层面上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现实人身份的“缺场”弱化了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符号化、数字化的“人机”交往模式使教育主客体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少。长久下去，也会导致主客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3.网络技术理性的非人文化——教育效果的信任焦虑
信息化时代，快节奏、高效率、利益化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加之技术理性的过分推崇，人们更愿意相信经济学、工程学等显学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由于思想观念、道德水平等在短期内很难看出区别，致使一些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等人文社会学科产生怀疑和抵触心理，甚至将其视为“无用”。同时，在网络空间中，教育客体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可以随意选择教育内容和学习时间，这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难以以一个普遍的标准进行测量。再者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缺少标准化的教育管理与监督机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存在着形式化、表面化的倾向，实际应用的效果甚微，网络犯罪、网络道德问题频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质疑。
4.网络意识形态的遮蔽性——教育意识形态的信任焦虑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项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公开声明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最高宗旨。当前，在网络多元文化博弈制衡的环境下，西方国家借助其科技方面的优势进行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利用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自由的心理，大肆传播以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为代表的非主流文化，削减了他们对我国主流文化的信心，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困境的多维治理
网络的虚拟性导致网络上旳信任水平往往低于现实生活中的信任水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对上述一系列信任困境，必须从内容、关系、效果、导向等入手，实现对信任困境的多维治理，重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信任度。
1.整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强化内容信任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重要中介。因此，从教育内容入手是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首先，应确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虽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需要教育主体与客体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其内容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来源于现实生活。列宁曾指出:“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6]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关注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用源自于人民大众的声音营造话语氛围，避免“假、大、空”的单向说教，这样才能使教育内容真正为受教育者所接受；其次，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在根据社会发展现实和受教育者实际的思想动态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致力于教育内容的创新。同时开发多种内容传播渠道，利用图片、微视频等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生动起来。
2.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强化人际信任
网络创设了一种自由宽松、畅所欲言的虚拟空间，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模式。为了适应这一变化，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人际互动，促进二者信任关系的良性发展[7]。首先，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切实转变“自上而下”的传统观念，创造平等、信任的交流氛围。一方面，充分运用网络交往的自由性，及时与受教育者互动，捕捉并分析受教育者的思想状况和心理动态。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吸取各种互补性的知识，提高自身素养及应变能力。打破固有知识框架的束缚，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主动适应网络空间中的多变性需求。以自身的理论素养、知识技能取得受教育者的信任；其次，加强受教育者的自律培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时同步”的交流方式不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所需内容，其自主性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及受教育者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受教育者往往很难有效筛选信息。因此，应强化受教育者的信息辨别能力，使其改变传统对教育内容全盘接收的习惯。引导受教育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教育内容进行合理性判断，并将教育要求转化为合乎社会发展需求的认知和行为实践。同时，受教育者还应合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教育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反馈机制，主动向教育者寻求帮助，反映自己的困惑和问题。
3.完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强化效果信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分为近期效果与长远效果、现实效果与潜在效果等。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其实施效果很难评估，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从属的、附带的一个‘附属性’工作”。[8]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对技术理性的过度推崇造成了思想领域的价值真空和理想信念淡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因此，需要完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强化效果信任。一方面，坚持网上与网下评估相结合的原则。由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教育效果评估中也要善于利用网络，建立网络评估体系。与此同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依然是现实的人，因此，对教育效果的评估最终必须回归到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地了解受教育者的实际思想和行为变化；另一方面，坚持长效机制与短期考核相结合的原则。短期考核对于教育者及时根据受教育者的变化，调整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虚拟空间监测数据库，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进行量化从而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同时，由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很难在短期内显露，因此，需要建立长效的考核机制，从受教育者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出发，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标。通过对长期内教育效果的评估，考查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否达到。通过各个阶段的对比，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并反馈给受教育者，从而强化教育效果的信任。
4.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意识形态信任
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教化的特有方式，其直接目标在于让受教育者接受特定意识形态，并将其转化为内心信仰，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缺失的原因林林总总，最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不坚定。因此，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关键点还是要重塑网络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任。一方面，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牢牢把握话语主动权，主动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引领网络空间的话语走向；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化、生活化。网络虚拟空间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任，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直面教育对象价值取向多样性的客观现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深奥到通俗，由单一到立体，进而减缓受教育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抵触心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价值信仰。
四、结语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是一相当复杂而又重要的社会与心理问题，[9]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全面来临，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成为当前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重要的途径之一。互联网在我国的兴起时间较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因此，网络中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信任危机，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政府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不作为。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广大受教育者都应正视这一问题，防止被一些不法分子大力鼓吹的以西方“公民教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以“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法所蒙蔽，并增强对网络的理性运用，自觉地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形成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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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玉进.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创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2)：109.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7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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