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青欢 刘华夏
中图分类号：Z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9-0032-05
清代云南楚雄地区大多数本地居民以农牧生产为主，手工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商业也不甚发达。但是，坐落在广大山区的井盐和金属矿的生产却是相当繁盛，在当时的云南乃至西南地区都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井盐的生产和矿冶业的发展也对该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本文所讨论的矿冶业以井盐和金属矿为主，讨论的区域以当下云南省楚雄州为大体范围。
一、总体趋势与清代政局呈正相关
总体而言，清代在楚雄地区矿冶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井盐和银、铜、铁等的生产状况是：前期呈上升趋势，乾嘉开始呈逐渐下降趋势，“咸同滇变”各项生产受到战火的较大冲击。战后恢复状况不一。盐业产额基本逐步恢复，但各井的产额有较大的分化；银、铜的生产基本废弃；铁矿的生产很难看出波动状况，但一直持续。
1、盐业生产规模
清代云南楚雄地区的盐业生产主要在黑、白、琅三井区，琅井的地位在清代后期被石膏井所取代。三盐井的产值与课额情况见下表：
注：清末最后一栏数据为石膏井数据，清末数据为包含溢盐和漏报盐。黑井额盐为10920551，白井额盐为4250475，石膏井为1807525。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清前期，除琅井生产不够稳定外，产值较大的黑、白两盐井的生产基本上是稳定持续进行，乾隆后期呈下降走势。总体状况是“乾嘉之后逐渐增多，咸丰兵燹顿改旧观，迨同光间军事敉平，始见恢复”[2]。黑井产量有较大提升，白井减产较为严重，琅井为石膏井所取代。
2、金属矿生产规模
清前期，楚雄地区开发的金属矿主要是银、铜、铁。金、铅、白铜等要么为伴生矿，其生产状况与铜、铁一致；要么影响较小，不作单独论述。金属矿生产各矿兴衰不定，很难统计出相对完整的数据，只能从地区的整体和整个时段着手，从宏观层面勾勒出大体轮廓。
（1）银矿的生产
清代楚雄地区开采的银矿有位于南安州石羊厂、马龙厂，楚雄县的永盛厂、大姚县的惠（回）龙厂。在一般状态下，矿厂其生产规模、产量与课额是成正相关的，所以从各矿厂的课额变动状况可以看出矿厂的兴衰状况。清代云南银矿的纳课比例是，“康熙二十一年，定云南全省属银矿招民开采，官收四分，给民六分”[2]。清代矿厂生产盛衰不定，所以到乾隆三十六年“云南省各厂，凡遇硐老沙稀，课银缺额，准于各子厂抽课银内通融抵补”，嘉庆六年“云南现在各银厂，不论新旧子厂，准其据实报解，通融拨补，以此厂之有余，补彼厂之不足，务敷年额总数。”[3]
该区域内规模较大的石羊厂开于康熙二十四年，年抽课银只有二十七两四钱四分，只到“康熙三十四、五年间大旺，总督差人经管。至四十四年，总督贝和诺题归有司，每课一两抽银二钱，撒散二分，遂定年解银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三两三钱二分。遇闰照加。”[4]随后产量下降，至“康熙六十年间，尽收尽解”[4]。随后，课额一真呈下降趋势，从康熙六十一年的五千多两降到乾隆十年四十余两[4]，到了道光九年，仅为“报解课银五两五钱四分六厘[3]”。同区域的马龙厂也开于康熙四十六年，按百分之二十二的比例抽矿煎卖，“额课银六百九十八两五钱二分有奇”，到了道光九年“报解课银五百一十六两一钱三分四厘”[3]。而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记载：“石羊、马龙两厂乾嘉最旺，今又停，光绪初士人就前矿堆炼铅，旋因排水困难停工……野牛厂在道光时人共在万人以上，因咸同兵乱亦停。民初恢复开办因折本复停”[5]。
其他几厂大体情况相似，有旺有衰，永盛厂开于康熙四十六年，按三分之一的比例抽矿煎卖，“额课银三千十三百七十五两九钱六分”[3]，而在康熙五十四年的《楚雄府志》中即为“永盛场矿课银一百六十八两六钱”，到了道光九年“报解课银二百一十七两三钱三分二厘”[3]。而到了民国已经是“停开已久，只有渣堆还存”[5]。惠（回龙）隆厂开于康熙五十一年，按照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抽课“年该银一千二十五两五钱七分四厘九毫”，乾隆十年即封闭[3]，直到民国由矿业筹备处试办[5]。
（2）铜矿的生产
清代楚雄地区分布的铜厂主要有：白沙等厂、三才厂、芹菜箐厂、双象厂、凤凰厂、惠隆厂、白马直厂、猛冈河厂、天象厂、大坝河厂、冷水沟厂、去硐箐厂、四尖山厂、安丰厂（以上道光年间已经封闭）；寨子箐厂、马龙厂、大宝厂、大美厂、香树坡厂、秀春厂（道光年间尚在开采，后期基本停开）；青龙厂（咸同年间牟定大旺，“出铜六万斤，后因兵燹暂停，后开柜子山续办”[5]）、豹子山（一直延续到民国）等。铜厂与银厂的生产状况一样，兴衰不定。但是，在前期的波动幅度可能比银厂稍小，在开采的铜厂中，至道光年间整个楚雄地区每年办铜的定额是遇闰187524斤，按照“每百斤抽课十斤”、“每百斤给价银六两九钱八分七厘”[3]计算，道光年间楚雄地区年生产铜的价值银13000多两，贡献正课额1300余两[3]。道光以后，楚雄地区的铜矿开采的厂数趋于衰落，其产量可能也在不断减少。
（3）铁矿的生产状况
清代楚雄地区铁矿分布广泛，几乎每州县都有铁厂。有：石羊厂、鹅赶厂、滥泥箐厂、小东界铁厂、只苴厂、马鹿塘厂、矣纳厂、平地喷水滩厂、大麦地厂、三家厂、双龙叠水厂、苴厂、甲甸骂刺厂、法泥打矿山、新田大湾山、麻戛铁厂、河壩铁厂、落地厂、石照壁等等。个别铁厂的生产也是兴衰不定有开有停，但每一时段都保有一定数量的铁厂。铁厂的课额普遍不高，只有苴厂达到240两，道光年间尚在开采的铁厂总课额是47.55两，已经封闭铁厂总课额为314.7两。而征课比例和总产值不详，清代后期课额很难估算。虽然铁厂课额不高，但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且一直维持着一定规模的生产。如鹅赶厂的铁“土人用以铸锅及农器，资利用焉”[3]，苴厂“而黑白琅之盐锅于此资焉”[6]。直到民国时期罗次石照壁生产的铁锅行销附近州县，生产较为旺盛。[5]
二、管理体制以官方主导为主
1、盐业管理体制
云南盐政由云贵总督总理，云南驿传盐法道专理，盐法道下设盐课提举司，盐课提举司设提举一人，驻在井地，辅佐盐法道管理盐务[3]。征收盐课一般以“官四灶六”的比例算课。清代在楚雄地区设有三提举司，分别管理黑、白、琅三盐井并下辖复隆井、阿陋井、猴井、草溪井、只旧井等。提举司原归所在府管辖，康熙四十五年，黑、白、琅三井会详，始直隶云南布政使司。“咸同滇变”期间，该区域的盐务废弛多年。同治十三年“奏准云南军务大臣定所有迤西……均归盐道委提举大使前往接办”并“奏改琅盐井提举为石膏井提举并移提举驻箚石膏”[7]
顺治十七年规定云南不行部引，按井给票，征收盐课；嘉庆五年规定云南各井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同治十三年又改为灶煎官销。[8]
同时，整个清代对销盐区域有着严格的管制，各产盐区域有着严格的销售区域。楚雄地区盐业的生产也不例外，在政府的管控下形成封闭的生产、运输、销售、消费环境。
2、金属矿管理体制
据《滇南闻见录》记载：“厂民采探得实，先行呈报到官，官验实，转报试采。效则定有课额，设立官房，抽收登记者为书办，缉私催课者为巡拦。官委家丁一人经理，厂民奉之为厂主，凡事禀命而行，一呼百诺，可以出票、可以听讼、可以施刑，俨然一官也。”[9]而据道光《云南通志》记载，各地厂务均由地方府县经理。如楚雄知府张嘉颖就称：“楚郡值冲要之区，地瘠民贫，加以五银厂事繁课重，官兹土者，即夙夜冰兢，难免陨越之惧。”[10]因云南铜业生产因关系国家货币铸造，所以清政府高度重视云南铜矿的开采冶炼活动，在管理体制上也与其他矿厂有些区别。康熙四十四年，“按厂抽铜，每年变价，将课息银报部。复请于额例抽买外，预放工本收买余铜，各铜厂每斤价银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11]所以，可以认为云南的铜业生产为官府垄断经营。到了雍正元年，为了克服完全官收的弊端，清政府“令商民得以余铜自行贩卖”。乾隆四十二年又奏准“云南各厂出产铜斤，准照旧一分通商”[11]。
三、从业人员以外来客民为主
1、盐井人口及其来源
据道光《云南通志》记载：定例黑井250丁，白盐井100丁，琅井原138丁后减为35丁。据道光《定远县志》记载：黑井民户2250户，琅井民户920户[12]。乾隆《白盐井志》记载：“五井灶丁共计四百零九户，街牌寄住户共计一千一百六十家，一家数口，可谓庶矣。”[13]光绪《白盐井志》记载：“道光二十七年，实计屯户、客籍共3125户，道光二十六年水灾，查赈共4344丁口。”[14]盐井的管理机构人员有提举一员（附属门子2名，步快4名，皂隶12名，轿、伞、扇夫7名）、盐课司大使一员（附属皂隶2名）；另在黑井尚有井兵六十名营长一名、什长一名[15]。大体上黑、白两井的常住人口应不下万人。
盐井人口的构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管理机构人员，如提举、大使及其附属人员、井兵；二是直接从事煎盐的灶丁及其雇工；三是围绕盐业的其他产业从业人员，如提供薪米、贩运成盐等活动的商人等。其来源主要是“或各方流寓，或商贾寄籍……历宋、元时立户口，顶煎者尽各省汉人。”[14]说明这一时期经营盐井的主要是外来客民。另外如康熙《黑盐井志》中介绍的保甲制度“黑井、复隆井灶丁共四百九十五丁半……每党用保户一人，俱于省城取讨”[15]、“保户者，省城之歇户，借之以勾稽者也”[15]。这就说明了保户多生活在省城，也说明了煎盐主体的灶丁与省城联系较为紧密。
2、金属矿冶业从业人数及来源
一般来说，云南铜厂“从前开办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不等”[16]，“查办厂务，全在资本厚实。从前厂利丰旺，皆由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采”[17]。估计铜矿的开采外来资本占较大比重，但本地富民也有参与。如道光《云南通志》记载：“且有无业之徒藉言某山现有矿引，可以采铜，具呈试采，呼朋引类，群向有米之家借食粮米，名曰‘米分’，以米分之多寡定将来分矿之盈缩。往往开采数年无益，又复引而之他有米之家，希图加借，前后并还，终至矿归乌有，米复徒耗。”[18]说明了通过“米分”这种合伙性质的办法，本地资本较小的富户也被卷入了矿厂投资之中。虽然主要指的是铜矿，其他矿类投资主体不详，但是银矿、白铜、铅矿因和国家货币密切相关，应有明确的厂主，估计也不外乎此两类：一是外来商人，二是本地富户，可能外来客商的资本较本地富户为雄厚。
楚雄地区的情形与上述相似，例如咸丰年间“银，治南二百里白象厂七村河，治西北五十里会隆厂。诸山中间有之，然其有不常得，亦甚细，不甚开硐攻采。土人多籍以诱人，官亦有为所惑者。”[19]即为上文所提到的“米分”的状况。而在“咸同滇变”之前的石羊厂状况就是“初是，楚雄府石羊厂矿苗兴旺，投机者蜂聚云屯，而临安人与回教人尤多”[20]。虽然“回教人”有部分是楚雄地区的，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这一事例说明了石羊矿区外来客民是占有较大的比重的。“嘉的铁、铅矿以前为尉迟品玉等汉族官绅经营，杞彩顺将其收归起义军所有，并派彝族农民跟着汉族铁匠学习制作铁农具、铁兵器技术。”[21]也说明了当时的矿厂主要由外来客民把持。
对于矿厂的从业人员数量，引用较多的资料是“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16]。楚雄地区具体的矿厂人数很难详加统计，但是从南安州判罗仰锜的《谨陈石羊厂情形请发工本接济详文》记载了石羊的情况，可以窥出点端倪。“采矿之硐共十六口：内合班二口，强班十四口，所下人夫，共仅二百有零。气象萧条，日逐催令，上紧攻采，分侃办课。……询据课长、硐头人等佥称：石羊厂当年旺时，厂上人以数万计，合班之硐数十口，每口下夫一二百名至六七百名不等。强班之硐，不计其数，每口亦下夫百余名，最少者数十名。……上年春夏，各硐人夫共算，尚有五六百名。”[22]也就是说石羊厂类似规模的矿厂，在盛时可聚集上万人。
如上文所引厂民的来源“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16]另据《张允随奏稿》记载：“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皆赖开矿走厂度日”，“其打开矿者，多为汉人，凡外域有一旺之厂，立即闻风云集，大抵滇、黔及各省居其二三，湖广、江西居其七八”。但是在这区域的矿厂中，本地居民还是占一定比例，主要是僰人从事矿冶业，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记载，但是文献多有记载。如“僰夷……善居积，多为行商，熟于厂务”[23]，“本籍：曰僰人……熟厂务”[24]，“楚雄男子何往哉？不曰茶山去，则曰银厂去”[25]所以在楚雄地域内的矿厂中，本地居民应该占一定的比例，但是从地位来看，外地“客民”可能占有较大的主导地位。
清代云南楚雄地区矿冶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政府作出了较大的财政贡献，通过对发展趋势、管理体制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梳理，可以发现该区域矿冶业的发展体现出了强烈的政策导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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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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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青欢（1983－），男，安徽泗县人，助教，硕士，从事中国经济史、公共管理研究；刘华夏（1985－），女，安徽蒙城人，讲师，硕士，从事边疆民族研究。
（云南省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王兰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