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天华，焦素花
（皖南医学院 体育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八五”计划中体育规划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分析，认为：我国五年计划中体育规划的制定经历了体育工作重点转移、体育的全面复苏与发展、体育快速发展和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四个发展阶段；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传统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我国五年计划体育规划制定的内在动因，而国际上体育交流大环境则对我国五年计划政策中体育规划的制定起外部动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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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八五”计划；体育规划；演变；动因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95-03
基金项目：2013年安徽省省级人文科学一般课题阶段性成果（SK2013B553）
1 “八五”计划与深化体育改革
1991-1995年是中国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总的要求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要求是：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九五”时期的发展打好基础。“八五”计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的背景下制定的。1990年开始编制“八五”计划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历时三年的经济全面治理整顿，西方几个主要国家也正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说，“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一些，以立于不败之地。在订计划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把计划编得小一点”。所以最初要求保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设想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人们的观念和经济发展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事实上“八五”期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最快的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形成了总体开放的格局。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达到12%，是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时期。
其中第九章文化建设对体育的规划是：继续发展体育事业。进一步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全民体育运动意识。努力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和我国的竞技运动水平。体育设施的建设，以中小型为主，重点放在优秀运动队和后备力量训练设施的完善配套上。充分调动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努力增加群众体育运动的场所和设施。[1]第290页
（第一句话讲体育发展的思路，第二句讲发展体育的任务。这两句话又是递进关系，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只有提高国民参与体育的意识，扩大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才能使国民体质及竞技运动水平的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第三句讲竞技体育设施建设重点；第四句鼓励社会投资群众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这正说明了我国体育发展的思路，竞技体育发展靠投入，群众体育发展靠改革，扩大社会办体育的经营权，来争取社会和企业的赞助，解决经费不足的瓶颈问题。）
在1991年3月国家发布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后，5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与会者对《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和修改。《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草案）中提出，“本世纪最后十年，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努力建设世界体育强国，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服务。”
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1993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申办2000年奥运会却以失败告终，虽然不排除东西阵营的政治因素，但中国在与其它申奥国家的对比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两件事的发生使得体育体制的改革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93年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制定下达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了90年代到2l世纪初我国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依靠国家和行政手段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
根据深化体育改革的总体设想，1993年以足球为突破口试行俱乐部制和职业化改革。重点是推行足协的实体化和球队组织的俱乐部制，原有的专业化体制基本被打破，初步形成了以足球俱乐部为主体的职业化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通过《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制章程》等法规性文件和对各级足协和各类俱乐部的注册登记制度固定下来；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足球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据中国足协资料显示，1992年全国常设的足球队不过20来个，全国的足球运动员不过1000多人，而1995年全国注册的足球运动员已达6700人，业余参加系统足球训练的青少年达到数万人，足球已成了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事[2]。足球改革的初步成功为篮球界摆脱困境带来了希望和启示，竞赛制度被作为篮球改革的突破口；1994年底，中国篮协宣布：从1995年开始，全国男篮甲级联赛将采用主客场和跨年度的新赛季制，开始了中国篮球的职业化进程，当年全国男篮参赛最多的队可达50场，远远超过过去每年每队参赛十来场甚至不到10场的数字，对运动员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吸引观众都产生了积极作用。除了足篮/球运动项目外，网球、围棋、自行车、拳击等也先后组建了职业俱乐部，开始了职业化改革。国家每年给中国足协和国家足球队的拨款，从1992年300多万元降到1998年200多万元，这经费只是足协家底儿的1／20，足协目前每年已能从社会上赚回6000万元；中国篮球协会一年有3000万元入账。国家体育总局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有11个中心一年可营利1000万元。国家体育总局一年从社会上拿到4亿元，已不亚于国家的财政拨款[3]。
随着体育体制改革和体育职业化的深入，我国体育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按照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1995年６月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关心，使我国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出现一个新局面；7月国家体委发布实施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年~2000年），对我国体育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全过程的系统管理与控制，促进我国竞技体育更上一层楼，在2000年前的众多国际大赛中再创佳绩；8月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体育全面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实现《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贯彻实施《体育法》，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体制指明了方向。
2 五年计划政策体系中体育规划制定的动因
2.1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传统延续体现在我国五年计划体育规划内容的思想意识中
实用理性传统是我们认识中国特性的重要依据，通过细致分析五年计划政策体育规划文本可以看出，中国体育政策制定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用理性价值观来操纵体育的基本发展过程。
实用理性在中国由来已久，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实行”，具体表现在，一是“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二是“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这其中，“非理性的情欲”就与体育其实直接相关。[4]从我国体育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出，我国的体育与“非理性的情欲”完全无关，体育作为一项社会文化活动，体育现象古已有之，但中国人对体育的现代理解和“体育”这个概念本身，则是近代中国人为了求强求富从国外引进的。中国文弱之病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代，中国就明确提出了“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这以后更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19世纪中期以来，为改变“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观念，纠正忽视体育锻炼的倾向，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推行和普及体育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世纪60年代，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我们开始从国外引进了部分现代体育内容，但主要局限于练兵。19世纪末，维新派在寻求救亡图强的方策中认识到国家富强的基础在于国民的基本素质。他们认为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养和公民意识三个方面，身体素质是基础。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体操科”，初步改革了传统的学校教育。辛亥革命后，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确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一战后，不少人认为“公理”战胜了“强权”。动摇了国人对军国民主义的信赖，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自然主义体育原理的流行，更冲击了体育-尚武-军国民教育的观念。1922年11月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命令”，废除了军国民教育的内容，规定了七项新的教育方针，对体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这一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体育完成了由以军国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德日体育体制，向以自然主义思想基础的英美体育体制过渡，确立了后来体育发展的基本模式。民族危难之际，体育的强国强种作用被特别看重并成为培养军国民的重要手段，“体育救国”就成为了中国体育的历史使命。和平发展时期，竞技体育独有的宣传效应又被国家所特别重视，中国体育又被赋予了“为国争光”的新任务。[5]从70年代，一只小小的银球推动了世界，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大门；80年代，伴随着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声震云霄；90年代，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亚运成功，众盼奥运”成为了大家共同的话题。于是在我国，很长时间里体育的政治功效和精神激励作用的实用性体征被当做了我国决策者制定体育规划价值观念的主线。
2.2 国家经济、政治制度是我国五年计划政策中体育规划的出发点
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叁中全会，这一阶段，我国的体育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初借鉴苏联的的体育体制模式，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形成的行政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体育的管理，以指令性垂直控制为主，以国家拨款分配为主，以文件计划等行政手段为主，这样的体育体制被称为“举国体制”。[6]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中，中国的行政制度对于中国的体育制度具有更直接的制约作用。所谓的中国的行政制度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和惯例，具体就是全国人民大会体制下的中央行政机关、中央行政机关对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国务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负责国家体育事务的国家体育总局接受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因此，政治制度直接决定了我国五年计划政策中体育规划的方向、方式和进程。[7]
从“五五”计划到“八五”计划期间，“奥运争光”都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是自从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又恢复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合法席位，而且在“七五”“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分别处于经济、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体制特征又分别处于强化与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奥运战略发展阶段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这两个不同的演进阶段。
2.3 国际上体育交流大环境是我国五年计划政策中体育规划制定的外部动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以往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体育制度已与国际上与市场取向的体育制度不相适应，从“五五”到“八五”体育规划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为了我国体育的深入发展，并与国际上体育价值取向接轨，建立和不断变革现有中国的体育规划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现代体育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国际文化现象，现代体育的发展和竞争是开放的发展和竞争。1979年，在我国体育界和国际友好国家与人士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重新回到了国际体育大家庭，中国体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全面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体育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努力学习国际先进的体育发展经验，在体制、机制上全面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在开放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实现健康快速发展。[8]
3 结论
随着社会进程的阶段性变化，五年计划政策体系的内容也随之不断修订与完善，并反过来指导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体育规划作为政策体系的一部分，亦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在体育与我国的国计民生越来越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严密而合理的我国体育规划体系也将渐次形成。从“八五”计划中体育规划的演进过程也反映了秩序规则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形成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尽管我国目前的体育政策和法律还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但随着体育实践的开展、国际化环境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体育政策也将逐步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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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431，367，290.
（3）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368-371.
（4）许立群．年轻的事业 宽广的道路喜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化发展[N]．人民日报，1998-11-25（8）．
（5）金光辉。从实用理性传统看中国人的体育价值观[J]。体育与科学，2013（5）：69-71.
（6）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279.
（7）王庆伟，等。中西方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6（1）：42.
（8）国家体育总局。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