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一直以来，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这部小说中引起人唏嘘的总是传统的女性形象极其悲惨的命运，似乎这种关注更能体现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判，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入手，似乎可以看到柔石对于封建专制下人性的泯灭和自由丧失的有着更为深刻的描写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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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封建社会；男性形象；人性；自由
作者简介：刘明（1989.09—），女，黑龙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为奴隶的母亲》是作家柔石在1930年创作的一部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处于转型期的作者不在塑造青年苦闷的婚姻恋爱的故事，而是转换成开掘下层劳动人民悲苦的命运中去。这部小说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浙东为缩影的中国乡村凄凉的现实展示的淋漓尽致。他不光描绘了凄惨的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也同样富有张力的描写了挣扎在封建专制下，渐渐丧失人性和自由的男性形象。
1生存下的挣扎
对于“典妻”的描写，柔石并不是第一人，而最早写关于浙东的典妻陋习的是许杰的《赌徒吉顺》，同样的源于生活的描写，但取材和描写的侧重点却不同。这一点在两篇小说的男主公身上得以体现。《赌徒吉顺》中的吉顺是一个视赌如命，最后不得不将自己的妻子典当来还赌债。而《为奴隶的母亲》中的黄胖，拥有着下层农民灵苦难、麻木和扭曲的灵魂。柔石对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味批判，还对他缺失的人性有着深深的无奈之感。
乔治·爱略特说过：就所有的生物而言，即使最强烈的内在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出是由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而造成的。在三十年代的农村，宗族宗法制度彻底开始瓦解，军阀割据，列强入侵，土匪出没，政治动荡，大批的外来资本占据到中国市场，西方轻工业产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金融枯竭，农民贫困化加剧，农家经济已成为负债经济，面对着内忧外患，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破产，并且对乡村的人性、人情、伦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黄胖本是个皮贩，插秧也很在行，“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可就这样一个身兼贩皮和农活的好手却渐渐变了，“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个本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光在外观上变成了全身枯黄浮肿，甚至在性格上也变得非常凶狠而暴躁。然而这种可悲的变化在当时社会却不是少数。正如鲁迅在其乡土作品《故乡》中对中年闰土的描述，“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在这种猛于虎的社会环境下，水深火热的农民挣扎在生与死的悬崖边上，只要有一线生机，不管是名誉廉耻，人伦道德还是作奸犯科，都已无暇顾及，人性已经变得极具扭曲。境况的不佳，年年积累的债务，使生活的越来越窘迫，逼得黄胖用沸水溺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但是仍无法扭转家庭的命运，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窘况下，王狼来讨债，黄胖已经绝望了，为了生存，他只能屈服于残酷的现实，典当了自己的妻子，这时人性与活着相比，变得一文不值，在他的心中已经悄然无存了。而柔石则为他的结局设置了一个无奈的背景——“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黄胖最终与这个世界融为一色——浓黑悲凉。
2制度下的挣扎
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性专制的社会，女性彻底排斥在社会之外，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于家庭之中，中国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文化是男人营造出来的，这些都不可否认，但在封建社会中存活的男人同样没有自由，没有精神依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更压抑、人格更扭曲。
家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封建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要保持其长盛不衰的方法只有一个，那便是家族文化。而延续生命延续家族血脉是封建男女结合的头等大事。秀才，文中另一个男性形象，对于他来说，本来衣食无忧，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柔石在小说中却又为他安置的一个令人悲叹的情节——没有后代，作为维护封建正统的伦理理念和家族秩序的代言人的他来说，年近五十还没有一子，这是他万万不能忍受的，所以获得子嗣已经变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于是他想到了花钱来买别人的妻子借腹生子，来履行他这一代维系家族延续的使命。秀才的妻子是一个彪悍的女人，而买到的春宝娘却是一个温柔的女人，在这种反差下，当春宝娘生了儿子，秀才高兴之余想永远的留下她，却被他的大妻一口回绝“你要买她，先把我药死”，“儿子是帮我生的，秋宝是我底：绝种虽然是绝了你家底种，可是我却仍然吃着你家底餐饭。你真是被迷了，老昏了，一点也不会想了。你还有几年好活，却拼命拉她在身边？双连牌位，我是不愿意坐的！”秀才默默走开，他忘记了，春宝娘只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他没有说不的权利，甚至不可以有说不的想法，生存对他来说只是维护家族的利益，他也只是一个工具，同春宝娘是繁衍后代的工具一样，并无半点不同。
在现在大部分的文学解读中，几乎都是认为这篇小说中的秀才是一个自私、虚伪、假善的乡村地主形象，是一个同鲁迅先生写的阿Q一样的具有“国民性”的弱点和痼疾。这些都不可否认，他的伦理观还存在着封建道德的扭曲。但透过秀才扭曲的道德观中，我们似乎可以隐约看到渐渐丧失了人性自由的男性缩影。在人性压抑的时代，处在封建家族专制下的男性，总是不断的被沦为被利用的工具，他们也是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种虽然无关乎生与死的“生存”，却依旧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鲁迅曾在《等下漫笔》中，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并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同时，鲁迅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确实，这种平常悲剧，写出了广大底层男性的人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他们的命运确实如此，深受着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多重压迫和束缚，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黄胖和秀才的人生就是这样一出“平常悲剧”，然而从他们这种典型人物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封建思想毒害侵蚀的扭曲的灵魂，同样也听到了中国封建时期男性的人性自由精神世界被礼教挤压变形的裂变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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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柔石.为奴隶的母亲[M]//柔石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２］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３］鲁迅.灯下漫笔[M]//鲁迅自编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４］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M]//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杨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