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亚楠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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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水浒传》；乌托邦；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40-02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乌托邦”传统
“乌托邦”一词向来都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词语，这与它从一开始便带有“幻想”、“理想”等与理性主义相反意义的标签有关。它最早出现在16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小说《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这部小说以其完美诠释理想王国而风靡欧洲，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追求的理想国蓝图。全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对15、16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进行了深入的描述。贵族、富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然而生活却不如牛马。第二部分，莫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画卷。在乌托邦岛国内，消灭了私有制，所有东西都尽归公有。从莫尔开始，“乌托邦”一词便开始代表着一种与现实社会相反的“社会图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定义乌托邦：“一种理想的国家，居民生活在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环境中。”
西方“乌托邦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继承了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思想和早期基督教的天国意识。无独有偶，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类似“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对历史文化发展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对“大同”、“理想”的追崇是最早的“乌托邦”雏形。在《礼记·礼运》中，“大同社会”已经明显具有乌托邦色彩，墨家提出的“兼爱尚用”、“非功”等思想更能体现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与频繁战争中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设想”表现的更具有批判意识。如果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乱而归隐山林”，那么《水浒传》中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一直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子便勇敢地向前一步：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施耐庵更像是墨家和“乌托邦”思想的追随者，他完全跳出了“个人追求”的儒家思想范畴，迈向更大范围的“社会追求”。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勇气，正如评论家王钟麒说：“生民以来，未有百八十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若耐庵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民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小说也。”[1]施耐庵在1372年逝世，由此算来，《水浒传》较之莫尔的小说早了近150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乌托邦思想”甚至走到了欧洲的前面。除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宋明经济的发展也为其发展与繁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知道，宋朝实行的“抑武扬文，君臣共治”的方针，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文明的国家。据记载，宋朝人口最多时达到1亿多人，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富裕一倍。经济的发展也使农民与地主的依附关系变得松弛起来，农民的地位得到提高。一部分人脱离了土地，进行商业活动，宋朝的海上贸易的得到了急速发展。到了南宋晚期，由于战乱，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转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们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形成了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的“乌托邦”思想。施耐庵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必然会将这一思想在作品中体现出来。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能体现“东方式乌托邦”思想的一部小说，《水浒传》便体现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叙事模式。
二、《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一）“水泊梁山”是“乌托邦”思想实施的载体
作为实施“乌托邦”思想的地方，莫尔选择了乌托邦岛，这是一个处于海洋中的小岛。莫尔在书中描绘了这个小岛的情况：“乌托邦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里，全岛大部分不亚于这样的宽度，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里，使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里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2]莫尔描绘的乌托邦岛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岛上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传统，人们生活富足，没有矛盾斗争，人人平等，人人视金钱为粪土，大家按照自然规律来生活，没有贫富、阶级之分，到处一派祥和。有评论家认为，莫尔建立的乌托邦岛是对英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批判。而在《水浒传》中，施耐庵的“乌托邦岛”则是在距离东京不远的水泊梁山。《水浒传》全书有30多个回目写到梁山泊，颇费笔墨的描写有10多处。《水浒传》的作者采取分散描绘的办法，远景、近景、鸟瞰，一层层、一次次地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把这座中国的“乌托邦岛”描绘的淋漓尽致：梁山泊方圆800里，四围是雄壮的高山峻岭，中间则有可作练兵的操场和作战的战场，梁山泊内有宛子城、蓼儿洼，有忠义堂、断金亭，有六关八寨。六关是：山前南路第一关，进山后有第二关、第三关，东路有东山关，西路有西山关，北路有北山关。八寨是：前后左右四个旱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水寨。另有后山两个小寨，山下一个水寨。这些水、旱寨也就是把守据点。此外还有金沙滩、鸭嘴滩两个小寨，是联络站。在水泊周围有作为暗哨和接待站的四个酒店。这俨然是一个装备精良、城坚池硬的国家。在这里，人人平等，有福同享，有苦同受，大腕吃酒，大秤分酒肉，小秤分珠宝，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梁山泊中，大家遵循的生活原则既是平均、平等、各司其职。在“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回中，施耐庵利用很大的篇幅向读者展示了他所构想的乌托邦生活。首先，主要的一百零八人各司其职，并在宋江的带领下立下重誓：“自今以后，若是个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察鉴，报应昭彰。”[3]如果说，莫尔的乌托邦岛是对英国社会的折射，那么，梁山泊作为施耐庵的乌托邦岛则是宋朝末期社会生活的折射。西方人常常将这个设想中的社会建立在远离现实的海洋小岛上，这是一个遥远神秘的所在，是一个与世隔离的社会。而施耐庵却大胆的将这个设想放在距离东京不远的地方，这里并不与世隔绝，而是活生生的存在。这种“乌托邦”更加真实，不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不是理性主义不屑的“海市蜃楼”。在这个真实的载体上，“乌托邦”的社会思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二）“替天行道”是乌托邦的内涵
西方“乌托邦”思想由于大多来源于基督教的天国意识以及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这就使其从一开始便与“空想”、“虚幻”、“不可捉摸”相关联。和西方不同，中国文化中向来不具“基督耶稣”色彩，“天”才是老百姓心中的神。早期人们遵奉的“天”，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的“天”，大概指的就是自然界或自然的规律。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人们开始把道义、忠义称为“天”，这显然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结果。作为想要施行作者心中的乌托邦思想的梁山泊也必然需要一个精神上或者是神话般的对象作为指导。“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作为施耐庵式“乌托邦”的最好诠释了。“替天行道”的意思即为“代替上天主持公道”。在《水浒传》中，宋江之一上山就高挂“替天行道”的大旗。在“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一回中，宋公明被九天玄女娘娘召见，亲授天书并教授法旨：“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4]因此，宋江一上梁山，便劝晁盖该挂“替天行道”旗，在一百零八人同聚梁山后，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为指导思想。
《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务实”的态度用天道扫除世上的一切邪道，惩罚奸佞。二是重新回到现世的王道中去实现自己的存在[5]。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6]，而《水浒传》中的“乌托邦”思想则恰好是通过“伸天—屈君—屈民”的路径向前走的。在梁山政权的建设中，宋江一边加强对现实社会不平的反抗来彰显天道；另一边他也把梁山泊作为“实验田”来达到将来“为臣辅国安民”的目标。在梁山上，只有兄弟，没有君臣，均是物尽其才，各司其职。在这里“天道”才是道德标准。这种纯粹“替天行道”的思想正是乌托邦思想的体现。从文化上来说，中国向来都认为“人性本善”，一切罪恶、不平都是由社会造成的，是不正确的社会制度引发的，因此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遵循“天道”以“仁政”为手段来治理国家，只有把“天道”贯穿到现世的王道中，“乌托邦”理想才能实现。
三、结语
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方，抱有“乌托邦”梦想的人都希望能够真正实现这种理想，但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水浒传》中的“乌托邦”理想也不例外，一样化为泡影。《水浒传》通过“招安”，为这种“乌托邦”思想画上句号，施耐庵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与困惑以及作为儒士知识分子无法走出传统文化藩篱的无奈。
拉塞尔·雅各比认为乌托邦分为“蓝图式乌托邦”与“反偶像崇拜乌托邦”两种。早期的乌托邦属于“蓝图式乌托邦”，主要侧重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写，就如莫尔的小说和施耐庵的《水浒传》，他们着重于在另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属于明天或者未来的蓝图。在这个设想的蓝图中，要用思想感化或者某种神话思想来维持，如基督教的感化、东方文化中的“道”“义”等。对于这种类型的“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认为“反偶像崇拜乌托邦”反而更有前途，因为后者是从现实批判开始，而非把现实理想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现实生产力着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完成使命。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乌托邦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追求，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许，它依然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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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董四代.大同传统与社会主义[M].现代知识出版社,2011.
〔2〕（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商务印书馆,2010.
〔3〕〔4〕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5〕贺根民.王道，乌托邦：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思想[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5）.
〔6〕董仲舒.春秋繁露[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