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
摘要：风闻言事是封建统治社会的产物，在古代监察制度中起到过积极作用，与当代网络反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从风闻言事角度剖析当代网络反腐的利弊，从中得出启示并让其更好地发挥反腐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网络反腐法制化、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廉政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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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风闻言事；网络反腐；启示
所谓风闻言事，泛指根据传闻向上检举官吏，即古时御史等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风闻言事的做法萌芽于先秦，完善于唐朝，盛于明朝，清朝先禁后开。风闻言事从最初的根据“歌谣流传”查处贪官逐步发展而来，到了康熙年间主要采取“密折专奏”的形式。风闻言事是古代监察制度中收集信息的重要途径，但这种方式存在诸多弊端，由于“风闻”采集而来的信息未经证实，且缺乏证据，一度成为封建统治者铲除异己，钳制敌对政治势力，维护专制统治的手段①。但是，风闻言事却让历代帝王有了更多的渠道了解吏治民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利于疏通言路、集思广益，在特殊的时期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约束作用。也正因为风闻言事制度，贪污腐败官员害怕被弹劾而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对自身的行为也有所收敛。
古代风闻言事较之当代网络反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网络反腐是当代信息社会的产物，这种全新的对话方式让揭露过程完全呈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执政者、施政者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超越时空地域的限制，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有效地预防、遏制、惩戒了当代社会中的一些腐败行为，起到了极大地监督和震慑作用。
一、古代风闻言事与当代网络反腐的比较
1.所遵行的法律准绳有所不同古代的监察制度对皇权的依赖性是其本质特征。古代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治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皇帝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生死，所谓的律法也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制订的，通常情况下用于管理百姓的生活，关键的时候还是人说了算。风闻言事不在乎事实是否存在，只在乎有人提出即可，明智的皇帝即使安排人员去查证，也难保最终呈报结果的真实性，昏庸的皇帝则凭主观臆断来定罪。官吏是否有罪全凭皇帝定夺，即使在明知官吏有问题的情况下，为了将其作为权力之间相互牵制的筹码，有时依然对其辅以重用，一些“风闻言事”事件在皇权的作用下演变成为统治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可见皇权明显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当代网络反腐是基于事实与证据之上的，即便在揭露的过程中有许多人“跟风”，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不能对被举报人进行实质处理，即使有罪，处理程序也是遵循国家相关法律进行。因此，重证据是其区别封建社会司法制度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显著特征之一。
2.发言的主体有所不同
参与者的身份不同决定了两者发言的主体不同。风闻言事参与者主要是古时御史等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其本身就是官僚体系中的一个编制。在封建专政统治下，普通民众通常秉承“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处世之道，除非涉及切身利益时，很少会参与到反腐活动中。而当代社会民众受“仇富”心理的影响，对于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暴富者，以及变富之后“为富不仁”者的“恶行”义愤填膺，人们似乎对贪腐行为更加深恶痛绝。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得讯息的传递更加便捷，众多的“草根”网民加入到网络反腐队伍。在网络反腐舞台上，演绎着社会人人有权力、有义务，通过网络来曝光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的传奇，讯息的传播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在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人民大众的猜忌、指责、评判，人民大众成为知情者和围观者，其威力甚至达到“舆论倒逼真相”的效果。
3.处理过程中的监督有所不同
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中，为了澄清吏治，革除腐败，在不同的时期都曾发动过一些惩治贪官污吏的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巩固皇权。在清代，奏折是进行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之一，有资格给皇上呈送奏折一般是四品以上高级官员或言官，即使在发生特殊事件的时候，低级官员呈送奏折也要通过上级部门转送。《康熙大帝》中有片断描述：一道弹劾索额图的奏折于康熙八年呈报，直至康熙二十六年才到达皇帝案头。批转手续过程的复杂性限制了事件处理的时效性。而且在批转过程中由于多人有权阅看，导致上疏者大多不敢大胆直言，皇帝难以了解事情真相。有鉴于此，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开风闻言事，并特地指定一些亲信大臣的奏折可向皇帝直接呈送②，直达皇帝本人。这种“密折专奏”的形式，由于内容只有皇帝本人与汇报者知道，事件处理过程缺乏监督，人民群众更是难以参与其中。当代网络反腐的形式主要是通过论坛、微博等网络载体揭露，一则消息往往被网民疯狂转发，消息一经传出自然就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反映的内容、查证的过程、处理的结果完全受到人民大众的监督。2009年10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举报网站也正式向全社会公布，这是政府对网络反腐的一种认可，也大大简化了反腐举报程序，使网络反腐更具时效性。
二、从风闻言事看当代网络反腐利弊
1.网络反腐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有利于促进反腐工作的快速开展，然而在网络披露和追踪过程中，有时为达到某种“特殊”效果，网民不假思索地把一切掌握的信息迅速公布于众，无形之中很有可能侵犯当事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权
网络媒介揭露贪污腐败等行为，只是一个民间的自发行为，并非司法鉴定的合法程序，不负责任的“报料”，不仅侵犯他人合法权利，也对其家属产生极大伤害③。长此以往，容易麻痹民众的权利意识，甚至引导错误的法治观念。古代风闻言事从“隐私”角度上来看，知情者一般只有皇帝和举报者，被举报的官员并不知道自己被举报，也不知道皇帝何时会怪罪，无论处理结果如何，不会起到“侵犯隐私”的副作用；而当代网络反腐在不分老幼共讨之的浩大声势中，“人肉搜索”现象也随之而生，如果使用不当，一则容易引起网络暴力、触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权等问题，二则也容易给被举报者提供应付的缓冲期，不利于反腐工作的进行。
2.网络反腐的时效性和便捷性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直言进谏的“言官”，但海量的网络信息也带来了大量“网络谣言”的现象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称，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例中，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网络反腐陷入真假难辨的混乱无序且低俗化的态势，这种现象一是让政府监察机构疲于应付，花费精力去查证；二是在查证不实的情况下还要面临平息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网络谣言”极易给当事者带来无法挽回的声誉损失，例如：“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机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案例。如果说风闻言事的弊端是官员相互攻讦、破坏法制的话，那么，“网络谣言”最大的危害就是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
3.网络反腐的隐蔽性和互动性有利于保护举报者的安全和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
然而，正因为网络的隐蔽性，一些不法分子恶意诽谤、打击报复的现象也随之产生。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出现了大量“全社会动员起来，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
等标语，虽然有些劳师动众，遭到众多网民“吐槽”，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不法分子利用电脑合成技术和网络反腐形式进行无中生有、扭曲事实、造谣敲诈的丑恶行径。网络反腐的互动性的优点在于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各种平台如论坛、博客等，公布反腐工作的进程，听取公众的意见，公众和媒体可以发表各自观点与言论，参与到反腐工作；其弊端在于新闻媒体或“网络领袖”对事件发表的不同意见左右了不知情民众的视线，让普通民众陷入了“不知道相信谁”或“人云亦云”的怪圈，甚至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三、风闻言事对当代网络反腐的现代启示
1.政府要第一时间掌握话语权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4。反腐工作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网络反腐是政府反腐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重要体现。网络时代拓宽了民众在反腐活动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空间。政府是反腐工作的主导者，要正确引导和充分发挥“网络反腐”力量的正面效用，使其发挥独特的作用。
事实证明，政府监察机构处理反腐事件的滞后性与网民偏激度成正比，事件本身的眼球效应与舆论热度成正比，反而腐败事件的严重度却成为非最重要的因素。主动并迅速掌握话语权有利于化解矛盾，防范群体性事件，对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极大意义。因此，在政府监察机构处理有网络参与的反腐事件中，必须第一时间掌握网络反腐的话语权，将政府公信力从“辟谣”提升到“引导”层面。
2.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的轨道
历代风闻言事之所以屡开屡禁正是因为缺乏法律的监管，最终演变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其实早在明朝万历时就要求科道官员对风闻要严格追究，并据实举报。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得之传闻者,必覆查其所闻之事,举劾务求其当”，“擅刻谤版者”即诬陷、造谣者则“仍如重治”，这是用律法规范风闻言事的雏形。当代网络反腐工作中，也有相关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等。然而，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的轨道，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它涉及保障举报人安全、保证公众知情权、保护个人隐私权、惩治网络造谣者等等一系列问题。活跃在当代“网络反腐”活动中的发言主体大致有两大部分组成，一是“草根”一族的网民，二是非官方的民间反腐组织，如中国舆论监督网、透明中国、中国反腐维权网等。前者多通过论坛、微博等网络媒介转载发布消息，后者则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被取缔。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网络立法的呼声就不断，至今为止，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监管法制体系。完善网络反腐法律体系、明确网络监督、举报的合法性，使其得到法律认同，让网络反腐在法治框架内活动，助推社会反腐进程刻不容缓。
3.做好纪检监察信访的有机结合
信访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民众通过合法程序举报、发现腐败线索的重要来源之一。信访部门只有督办权和转办权，纪检监察机关才有查处权。虽然各地信访部门也开通了网络信访，但只是扩宽了信息的来源渠道，信访工作的“收发室”和“中转站”功能却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再者，各地的信访局都是隶属于当地党政领导之下，信访局发函交办的信件，一般直接转交给有权处理机关，只要有权处理机关在接信后能给发函信访局一个问题处理的报告，信访局则视同问题已经处理。在维稳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信访部门甚至采取“围、追、堵、截”的错误做法阻止群众上访，这无疑助长了搞歪风邪气，纵容了贪污腐败。信访工作必须与纪检监察有机结合，成为联结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 桥梁”，才能疏通人民群众向政府举报腐败和反映社会不平现象的渠道，着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风闻言事作为我国古代行政监察的一种重要方式存着诸多弊端，但也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内容，它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借鉴历史上反腐倡廉举措，对于当代网络反腐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今天的社会与古代社会差别甚大。因此，借鉴历史上反腐倡廉举措，除了要充分挖掘其本质内涵及一般规律外，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才能充分发挥当代网络反腐的功能，从而构筑起一道多层次高密度的反腐屏障。
引文注释
①刘畅. 风闻言事制度及其对现代的借鉴意义[J]. 长春大学学报，2012（01）:107-108.
②王宏伟. 康熙年间风闻言事研究[D].湘潭大学，2009（34）.
③赵勇,赵俊燕. 网络反腐的特点、利弊及完善对策分析[J]. 上海商学院学报，2009（04）:4-7.
④王彦超,任春晓. 关于网络传播时代话语权问题的思考[J]. 今传媒，2009（06）: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