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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两种解读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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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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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形势,在前后相差很长的时间里,哈贝马斯和邓小平都提出了一个似乎相同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通过认真解读,却不难发现,两个命题的实质是截然不同的。哈贝马斯通过论证,全盘否定了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技术悲观主义;而邓小平则认为科技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关键因素,大力提倡发展科技,并提出科教兴国的宏观战略,引导中国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


  关键词:哈贝马斯;邓小平;科学技术;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2-0023-06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产生依据、本质和作用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大不一样。在我国大力提倡进行科学技术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今天,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在世界平台上进行研究,对我们开阔视野和彼此借鉴,走科学发展之路有很大的裨益。


  20世纪中叶以来,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这样的情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1968年为纪念马尔库赛诞辰70周年时所作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自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在总结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经验时指出: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而且还是“第一生产力”,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否认,哈贝马斯和邓小平都看到了科学技术带来的重要影响。然而,表面上看似相同的命题在诸多方面却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命题提出的主要依据比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的含量也不一样。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在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所形成生产总值比过去所有世纪还要多。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发展,促进了社会转型,特别是3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伟大业绩已经载入历史史册,与此同时也加深了社会矛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提出了社会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提出科学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提出了科学技术带有工具性和奴役性,剥夺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窒息了人们生存要求。在哈贝马斯看来,在19世纪后期以前的科学技术是零星的、间接的,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生产连成一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传统意识形态已被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命题成立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一体”,从而使技术的科学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二是在生产力的各种因素中,科学与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变数”,可以独立地创造价值。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看到了科学技术的结合对现实生产力所起到的作用。首先,科学和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技术要想发挥作用就离不开科学的指导,从这一点上讲,可以说科学是技术之母,而技术又直接与生产相联系,直接决定着生产的发展趋势和速度,这样科学技术就与社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次,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成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从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上升都要依赖于科学技术。据此,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论断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科学技术确实在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在哈贝马斯之后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邓小平审时度势,深刻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表现形式,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使科技因素在国家经济增长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这个比重达到了60%-80%。科学技术不仅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且还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邓小平曾说过:“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现代的生产工具中凝聚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因而变得越来越先进;劳动者掌握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因而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开发程度的提高也都起因于科学技术。然而,我国的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之初与国外相比却十分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科技进步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要想改变现状,只有广泛应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新兴科学,将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我国的生产力有一个质的飞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88年,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哈贝马斯和邓小平都看到了科学技术与运用的结合日益密切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新兴工业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的基础上,正像哈贝马斯所讲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处于完全一体化的状态。有资料表明,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居第一位。社会要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前,各个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这无疑是把科学技术推向了“第一位”的高度。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和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相同的命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二、命题提出的本质比较


  以上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和邓小平都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然而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本质,二者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各因素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者的素质、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对象的开发等等都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由此,他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准独立的进步,表现为独立的变数;而最重要的各个系统的变数,例如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这种准独立的进步”。不仅如此,哈贝马斯完全赞同马尔库塞提出的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不适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强调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价值来源于机器和科学技术,“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研究和发展方向的资产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哈贝马斯所谓的“独立的变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科学技术可以撇开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独立地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是指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创造价值,科学技术是社会财富的真正的创造者、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哈贝马斯所提到的“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命题的本质是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结构中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他所表述的“第一”实际上就是“唯一”。这样,哈贝马斯就把科学技术的作用绝对化,进而把科学技术放在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位置上。哈贝马斯提出不能用亚当和夏娃下凡的模式,不能“倒退到正统观点”,马克思的“生产者的劳动力所起作用的降低”,“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是成了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从而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


  从这一角度讲,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与哈贝马斯截然不同。


  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时期的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它不是固步自封的教条,而是科学的指南。在这一方面,哈贝马斯提出不能用亚当和夏娃下凡的模式,不能“倒退到正统观点”是合理的。但是,也不能把这一点过分夸大,不能强调自己的正确,而在此前都是错误,甚至用夸张的语气贬低指向的对象。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物化”的合理性的时候,对其他很多内容都加以否定和谴责。比如,在马克思提出的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不具备劳动价值学说,在“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没有多大意义”。肯定地说,马克思时期与哈贝马斯时期相比较相差100多年,科学技术水平相差相当悬殊。在哈贝马斯时期,对100年前的自然科学技术,不可能还原,没有对它过分强调的必要。但是,绝对不能说在马克思时期没有科学技术,假如没有科学技术的话,那么,用同一逻辑进行推理,在哈贝马斯之后的i00年,对哈贝马斯时期的自然科学技术也可以全面否定。这就出现了对哈贝马斯时期是否有科学技术倒引起了争论。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损耗,应该说,在哈贝马斯时期有科学技术,在马克思时期也有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个发展过程。在任何时期,都有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都能向生产力各个要素的渗透,都有劳动价值。对这一问题,邓小平的观点是正确的。面对当时的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十分落后,邓小平恢复了高等教育,重新启用科学家,对许多科学研究给予方法论的指导,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断上升到新的台阶,激励了人们的积极性,有利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假如哈贝马斯否定马克思时期的科学技术不具有劳动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邓小平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不具有劳动价值的话,那么,中国是怎样改革开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生产力发展为动力引擎和科学技术与时俱进的呢?


  第二,如何看待技术对现今社会的影响?提出技术,很自然与科学联系在一起。所谓科学,是指正确反映事物本质及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生产过程中的操作手段、程序与方法。科学是指“是什么”,技术是指“怎样做”。这两个定义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各有侧重。哈贝马斯认为它们“结成一体”,并且是经济增长的“独立的变数”。这与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世界发展的快车道有直接联系,并且在我掌握的资料中,他往往把“科学”与“技术”分开论述,以此为前提才提出“结成一体”的字样。再加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也是以科学技术造成社会危害为依据。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与此有直接联系。他要全盘否定科学技术,主要是以技术的两面性为代价。我个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比我国靠前,哈贝马斯也比邓小平有先进之处。客观依据是,西方国家掌握的科学技术比我国早200多年,温室气体排放有80%以上由发达国家造成,轮不到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要低得多,邓小平时期对“科学”与“技术”在社会影响方面的差异还不明确,在我引用的邓小平语言中,更多地把“科学技术”放在同样地位来看待,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指标是提高GDP,至于技术的负作用还没有达到重要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方针,作为邓小平的接班人江泽民,特别是胡锦涛看到了技术是“双刃剑”,对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明确表达我国。节能减排的重大决策,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肯定。我国领导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同时也格外关注技术的负面效应,中央的英明决策,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同样也是超越哈贝马斯的重要之处,在这一历史背景讲问题,邓小平高于哈贝马斯并不过分。


  第三,科学技术是否独立地创造社会财富?邓小平通过反思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各要素的作用的发展情况,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结构变化并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是第一位主导性因素,生产力结构中的其他各种要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邓小平曾说:“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有个前提,即它首先要渗透到生产力的其他各个要素中,并与它们紧密结合,从而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位的主导性作用,而不是像哈贝马斯所说的“独立的变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劳动者,哪里会有科学技术的产生,哪里会有科学技术的应用,那么社会财富的创造也就成为乌有。同样,如果没有劳动对象(自然界)、没有劳动工具,科学技术即使再先进也无用武之地。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并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方向等等,不论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它都摆脱不了对社会生产的依附性。因此,科学技术不可能也不会独立地创造社会财富。


  第四,科学技术是否是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应该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比较。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创始人卢卡奇和第二代创始人霍克海默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角度提出社会批判理论,用异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哈贝马斯虽然也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是对之作了重大修正和改造,改造的要点在于,他并没有像前者那样从异化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从社会基本矛盾方面推演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而是转变角度,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高科技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缓冲社会矛盾。人民大众追求消费和享受,提高对消费品的购买力,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生认同感并逐渐接受。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过程是科学技术“准独立的进步”。与此不同,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并不等于科学技术是独立的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是劳动者创造的多于自身以及家庭所需要的那部分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剩余价值应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这说明,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只有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社会才能延续和发展。否则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和旧制度的灭亡。因此,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把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作为重要任务来看待。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社会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社会分工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劳动的组成部分加入到创造社会财富的行列中,并在创造财富的质和量方面,以明显的优势逐渐取代简单的体力劳动因而成为创造社会财富(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主要来源。


  三、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比较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飞跃,同时,也给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哈贝马斯通过论证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导致对科学技术的否定态度,他以原子弹、氢弹为例,提出热核武器时代给人们提出的问题日益加剧,滥用科技尖端成果给人类社会以及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问题,从而对它进行批判。尽管他论证了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和社会的合理化,呼吁科学技术人员与领导社会的政治集团相互之间开诚布公的批判,可以克服科学技术给人们酿成的危害,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融合的迹象,但是,看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却占主要方面。而邓小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科学技术同国家的经济联系起来,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而加以肯定。


  进行社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特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哈贝马斯也不例外。针对科技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他指出科学技术不只是成为第一生产力,同时它还有着另外一方面的功能,即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到19世纪末以前,科学和技术都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力量,包含在科学和技术当中的合理化的表现还不是十分明显,因而就不能形成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他认为,当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依赖于也具有使政治权力合法化功能的科学技术进步之时,即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之时,就丧失了解放的潜力。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国家强化了对经济生活领域的干预,二是科学技术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政治活动的影响使其日益技术化。哈贝马斯说:“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政府为保证经济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不断地用科学技术来加以干预,不仅在活动中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而且在此后的工作运程中又借鉴科学技术的某些程序和规则,这样就使政治问题技术化。其次,科学技术日益影响着非政治化的群体的意识。哈贝马斯说:“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使人们相信,技术的统治模式可以运用到社会系统中,取代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准则。这样,科学技术就代替了从前以自由交换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使政治统治合法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科学技术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绝对化,进而对科学技术完全否定地加以批判。


  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后,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忽视科学技术,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的方针。就此而言,我们说邓小平与哈贝马斯有相同之处。但是,又有高明之处。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科学技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谁掌握了先进的高科技,谁就能在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快人一筹,在国际上也就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正如他所说的,科学技术“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因此,要使我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快速地增长,要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在21世纪跻身于世界的前列,成为经济强国,这一切都要依靠科学技术。为此,我们要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加快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当今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功能,但是邓小平并未就此而把科学技术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里。科学技术不带有阶级性,因而不属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提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履行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在运用科学技术时所赋予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被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成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作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更多的在于它被应用后能够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成为一种巨大的物质能量,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技术只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发挥着作用。哈贝马斯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价值因素,并把资产阶级运用科学技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归结于科学技术本身,进而导致悲观主义。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的提出在时间上前后相差多年,他们都看到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但是,哈贝马斯却由此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尽管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方面,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出宝贵意见,但是,反科学、反技术又形成巨大弊端。邓小平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因索。这一理论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科教兴国战略至今仍然是我国发展的重要国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被哈贝马斯过分夸大的科学技术的负作用,关注地球的温室效应,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合理地开发和应用科学技术,从而为整个人类社会造福。


  作者:张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