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1894 ～ 1968 年），名翼燕，字遹骏，号倩庵，斋号梅景书屋、四欧堂、双修阁等，江苏苏州人，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词人。与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王季迁、张珩合称“20 世纪中国书画收藏六大家”。其书法早年专攻董其昌，后转向瘦金体，又得米芾《多景楼诗》而形成自家面貌；绘画尤以山水、荷花、墨竹称著艺林，1936 年的《云表奇峰》奠定其海上画坛的盟主地位。20世纪30 年代，受聘于故宫博物院，曾为1935 年“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等重要展览鉴定书画。1938 年11 月26 日发现并收藏黄公望《剩山图》是其书画鉴藏最瞩目成就。1950 年以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收购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等职。
一
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使众多文物流失严重，特别是清宫内府书画藏品。在清乾隆年间，内府曾积聚了数万件书画藏品，大多编入《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1860 年和1900 年，外国侵略者两次占领北京，劫掠内府书画，损失触目惊心。辛亥革命以后，末代皇帝溥仪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从1922 年起，溥仪以“赏赐”为名，通过溥杰将1300 多件内府书画精品盗运出宫，1924 年，溥仪离开紫禁城，1925 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跟随溥仪的脚步来到天津，至1931 年溥仪离津，它们一直是溥仪换取奢靡生活和从事复辟活动的重要经济来源。
1937 年3 月9 日，吴湖帆在日记中明确提到自己的两件藏品“吴仲圭《渔父图》卷”与“张子政《芙蓉鸳鸯》”是溥仪带到天津抛售而流落民间被自己以高价收藏的，“二画皆前清内府旧物，在甲子出宫时携至天津后售出者，余以古物及现金易得，约费六千金云。”①1933 年1 月31 日，张大千将“吴仲圭《渔父图》卷”带给吴湖帆观看，“仿荆浩本，笔墨极雅，有吴瓘、陆子临、黄黼、辛敬、释如藷诸跋，皆元季明初人。去年在庞虚斋丈处见一卷，与此相同，题跋则不同，庞卷精神较佳，但余则疑之。今见此本，益信庞本非真迹矣。人咸以画不及庞氏本，然其秀在骨，雅俗迥异，余定为真迹，大千亦以为然。甚矣，鉴画之难也。”“吴仲圭《渔父图》卷”存在双胞胎现象，庞元济同样也有一件，吴湖帆与张大千都曾观摩，吴湖帆一直表示怀疑，而经过这次比较，吴湖帆与张大千都认为“庞本”是伪作，吴湖帆因而感叹鉴定古画有着超乎想象的难度。2 月7 日，吴湖帆“以金任君谟《古柏行》真迹及元王叔明、饶介之书画合璧卷”为代价，“由大千经手易元吴仲圭《渔父图》卷”。2月10 日，“校吴仲圭《渔父图》庞氏藏式古堂著录本。款字梅花道人‘花’、‘道’二字书不成字（图1）。‘十馀年矣’之‘馀’字书误作‘余’（图2）。‘流光易得’之‘易’书似‘曷’字。‘风揽长江’之‘揽’字手旁误不成字（图3）。‘弄晓霞’之‘霞’下半似霜非霜，似霞非霞。‘酒缾侧’之‘侧’字似倒字而缺笔。‘秖向湖中’之‘向’字不成字（图4）。”由此，吴湖帆更加确认“庞本”是赝品，“庞本”最终流落海外，入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1935 年5 月6 日，吴湖帆“以八百元代价”购得曹友庆带来的“张子政《芙蓉双鸳图》”，该作作为元代花鸟画的代表作，另辟蹊径，笔法粗简，墨气浑润，近于写意笔法，在元代花鸟画中较为罕见，对认识整个元代花鸟画的发展脉络多有益处（图5）。
民国时期，收藏元代绘画名迹已很困难，收藏出自清宫内府的元代绘画名迹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命运眷顾了吴湖帆，吴湖帆很重视这两件从天津流落而出的藏品，特意将它们保管在著名的金城银行，新中国成立后，它们都入藏了上海博物馆。至于这两件画作是如何从天津辗转来到上海，期间又经历了哪些艰辛，就不得而知了。
清初的书画鉴藏群英荟萃、名家辈出，这其中就包括在天津长期居住的安岐。安岐作为天津最重要的书画鉴藏大家，一直存在极大的号召力，许多藏家均将安岐视作神明，崇拜不已，但吴湖帆对安岐的看法和评价多少有点不合于俗。安岐（1683 ～？年），字仪周，号麓邨，亦号松泉老人。朝鲜族裔，居天津，在扬州贩盐。精鉴赏，所藏书画数量多、质量高。乾隆八年（1743 年），写成著录其藏品的《墨缘汇观》。身故后，其藏精品绝大部分进入内府。安岐经常在其藏品上钤印“朝鲜人”，足见故土情深。
在吴湖帆见到“吴仲圭《渔父图》卷”的同时，张大千还给吴湖帆带来一件宝物，“郭河阳《幽谷图》绢本真迹”，“笔墨生动，百读不厌，载入安仪周《墨缘汇观》中，今在庐山蔡金台家。安岐以一屦人侍权臣明珠，居然受宠起家，拥资百万，张罗书画，所收不少，刻《墨缘汇观》一书，名袭以传，近人之谈收藏者亦引为考据，娓娓仰奉。噫，安氏智哉！按：安氏为朝鲜人，明珠枋国时贿赂通私，明败而安亦没籍，所藏画归内府矣。观安之所藏，未尝见有只字，安之无文可知，校项子京亦不可同语，况若文若董哉。噫，今日收藏者恐并安之不若也多矣，此亦书画之一厄也。”
吴湖帆眼里的安岐错综复杂，充满了吊诡的味道。他出身微贱，但绝顶聪明，结交权贵，贩盐发家，鉴藏书画，凭一部《墨缘汇观》深深影响后世。吴湖帆佩服安岐的同时，也指出安岐的缺点，安岐在文化上根本无法和项元汴、文征明、董其昌相提并论，几乎看不到安岐在藏品上题字，但在现实中好多人都以安岐为榜样，把《墨缘汇观》当成圣经，极为看重著录，吴湖帆极力批判和反对以有无著录为标准的书画鉴藏，“一般人购画处处以著录为据者，真有盲人瞎马之诮也”。
显然，由于时代与资料的局限，吴湖帆对安岐的认识多少带有一定的偏见，安岐拥有这般魅力，责任在错误追捧的藏家身上。安岐的高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和达到的，安岐的眼力毋庸置疑，早就得到公认，吴湖帆无意贬低安岐，也不否认安岐的水平，吴湖帆收藏了《幽谷图》，并肯定安岐更正前人观点的做法。《幽谷图》“作山阴幽俏之景，前人皆误为雪霁。安氏题为‘幽谷’，自有特见也”（图6）。吴湖帆一旦寓目安岐旧藏，都给予很高的评定，1937 年6 月29 日，“ 张葱玉携至元明古德字册，大半为安岐旧藏，至精”。1939 年4 月7 日，从刘海粟处“见仇十洲绢本《回猎图》，画六马，有飞奔、打滚诸态，人亦姿态逼真，上写飞燕一行，为项子京、安仪周旧物，上书堂有项声表题字、怡亲王宝，洵绝品也”。
安岐在民间闯出一番天地，虽然其毕生心血被皇帝窥伺，但作为天津的文化巨人，安岐无疑是天津即将在全国扮演关键角色的前奏。安岐之后，根正苗红的励宗万，作为体制内有官职、有身份，为皇帝鉴定的专家、近臣，为乾隆皇帝的书画鉴藏大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励宗万（1705 ～ 1759 年），字滋大，号衣园，直隶静海（今天津静海）人。刑部侍郎励杜讷之孙，刑部尚书励廷仪之子。康熙六十年（1721 年）进士，雍正元年（1723 年）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侍郎、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参与编纂乾隆年间著录内府书画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工书善画，著有《京城古迹考》等。
虽然经过励宗万鉴藏的书画作品比较少见，但吴湖帆还是有所斩获。《梅景书屋书画记》著录有“明唐六如葑田行犊图”，“丰神秀逸，筋骨潇洒，乃四十岁左右得意笔也”，“曾经梁蕉林相国、翁萝轩、励衣园两太史精鉴收藏，复入《石渠宝笈》，清高宗御题及仁宗等九玺庄严璀璨，允推六如画中第一神品。而我家住葑溪，偶丁离乱，别已数稔，骑犊归去，不知何日。对此先贤名笔，不觉移情矣。”该作后来进入内府，应该是励宗万进献的，吴湖帆不仅当作唐寅的极品看待，也因其触动了内心的思乡之情，而久久不能平静（图7）。
二
吴湖帆除了在上海寻觅出自天津的藏品，还曾于1932 年亲临天津寻宝，通过蒋榖孙与以收藏王蒙《夏山高隐图》( 图8）闻名的韩慎先打过交到，收获了“恽南田为王石谷父子画秋山雨晚袖珍双卷”南归上海。“南田卷当时由榖孙介绍往天津韩慎先家见之，初尚靳甚，榖孙居间，力图其成，乃归余者。”蒋榖孙作为中间人，斡旋期间，努力促成转让成功，从而使吴湖帆拥有了一件傲视海上其他藏家的宝物。
“此卷为余最得意物，计二节，每高四寸，长四尺，皆墨笔山水，一为石谷作，一为石谷长子作，向藏汪向叔处，南田画中精品也。南田山水卷至少见，此外余所见者，以潘氏《松风涧泉》为第一。庞氏无款山水卷，本身有石谷题字者，亦佳（蒋榖孙旧物）。其一《竹斋图》，平平耳，真迹而已。其余所见山水皆不真。花卉则徐俊卿处一卷甚好，亦未见第二本。”
汪士元（1877 ～ 1935 年），安徽盱眙（今属江苏）人，字向叔，斋号麓云楼，取自其最重要的藏品宋徽宗《晴麓横云图》立轴，又号玉带砚斋、清净瑜伽馆，长期在天津担任官职。著有《麓云楼书画记略》。
韩慎先（1897 ～ 1962 年），字德寿，因曾藏有王蒙《夏山高隐图》（故宫博物院藏），而号夏山楼主，北京人，在天津经营达文斋文物店，曾在日本举办藏品展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是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
通过韩慎先，吴湖帆得到了一件汪士元旧藏，由此，汪士元成为吴湖帆关注的另一位重量级天津藏家。无独有偶，刘海粟也藏有一件汪士元藏品“明吴文中《武夷九曲》卷”，常被刘海粟拿来给吴湖帆欣赏，吴湖帆总是赞不绝口。1937年7 月3 日，“明吴文中山水一卷，最精妙，写武夷山景，奇丽之极，用笔亦古浑特甚，从未见之，妙迹也。汪向叔旧物，索值千金。”11 月22 日，“明吴文中《武夷九曲》卷，为文中生平杰构，汪向叔旧物，海粟新近于乱离中得者。”1938 年1 月7 日，“午后为刘海粟题吴文中《武夷九曲》卷。此卷殊精绝，为文中画中仅见者，向为汪向叔物，今归海粟矣。海粟前数年以艺术叛徒自号，攻击古画倍至，今回头从事古画，先学石涛，不免霸道，今渐改辙，处处谨慎，足见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今购藏文中此卷，可为明证。仍回学者本色，勇于善为，不能不佩服之，且近日谈论古画亦渐投契。”吴湖帆甚至觉得刘海粟收藏该作，代表了刘海粟完成了自身艺术实践的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1939 年2 月26 日，“吴文中《武夷九曲图》卷，至精至精，汪向叔旧藏。”
韩慎先作为一代书画鉴定名家，其最重要藏品王蒙《夏山高隐图》，经吴升《大观录》、高士奇《江邨销夏录》、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在张大千看来是王蒙学习巨然的“青绿重设色”、“中岁用意之作”，因而“数数临之”。
吴湖帆归纳了自己寓目的王蒙绘画名迹，“王叔明画以《青卞隐居》、《葛令移居》二图为平生杰作，所见王氏真迹未能出此上。他如庞氏藏《夏日山居》、《丹山瀛海》、故宫藏《谷口春耕》、《雅宜山斋》、邓氏藏《煮茶图》、周氏藏《春山读书图》、徐氏藏《西郊草堂图》、吾家之《松窗读易卷》、及门人王季迁所收《林麓幽居》等，皆妙品也。若《林泉清集图》，虽声名煊赫，然同样具有三本，滋可议耳。”其中，“邓氏藏《煮茶图》”见于1938 年2 月19 日，“王季迁所收《林麓幽居》”见于1939 年3 月6 日，均晚于1932 年，吴湖帆没有提到《夏山高隐图》，也许吴湖帆当时并没有机会在天津观看这件王蒙作品，如果真是这样，吴湖帆的天津之行肯定是带有遗憾的。
此外，《梅景书屋书画记》提到了天津藏家的王时敏与王鉴的作品，“所见烟客奉常画册最精者凡五”，其中一件是“李猛庵之八册页”；“湘碧画册”中“义州李氏所藏之八页册”属于“甲观”之一。“玄照画横卷最少， 余二十余年南北观摩，只见四卷”，其中一件是“天津徐端甫藏《白云图》短卷，有烟客等题字者”。
李猛庵与义州李氏为同一人， 即李葆恂， 李葆恂（1859 ～ 1915 年），原名恂，字宝卿，号文石、猛庵等，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辛亥革命以后，避居天津。精鉴赏，为端方所重。
徐端甫即徐世章，徐世章（1889 ～ 1954年），字端甫，号濠园， 徐世昌族弟，1922 年起，寓居天津。收藏砚台、书画、玉器、拓片等诸多品类，去世后，将所藏文物2549 件全部捐献给国家。1999 年，《徐世章捐献文物精品选》出版。
三
吴湖帆在天津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吴湖帆的多件藏品来自天津，吴湖帆熟知天津藏家，吴湖帆的书画鉴藏多处体现天津元素，天津能够吸引吴湖帆的眼光，这是天津自身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的必然结果。这也说明，天津在书画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日益提升的影响，以安岐领衔的津门书画鉴藏家们，作为天津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突出了天津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积淀，因而他们的贡献和价值是值得进一步深耕和挖掘的，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传承。
明清以来，北京依托其政治中心地位，自然而然成为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而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一直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的苏州、嘉兴、松江、徽州、扬州等地流转、交替、变更。鸦片战争以后，旧有的书画鉴藏地理格局发生质变。北京仍是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但毗邻的天津迅速发展，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则被崛起的上海牢牢占据。至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北京与上海遥相呼应、天津发挥重要作用的全新书画鉴藏地理格局已经形成，并主导了全国的趋势和潮流。吴湖帆的书画鉴藏必然因为这一崭新格局的出现而烙下深深的印痕，除了吴湖帆，庞元济、张大千、张珩、蒋榖孙、刘海粟等纷纷与天津结缘，向天津进发，从天津得到心仪的古代书画，成为了以吴湖帆为代表的广大藏家的共同心声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