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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的探索性研究

  • 投稿Adam
  • 更新时间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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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是一门在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翻译批评作为对象化活动的自身属性,决定了译本的重要性。女性主义译本批评,作为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重要组成成分,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用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成果从概念、批评对象、批评标准、批评方法4个方面对女性主义译本批评进行探索性研究,可推动我国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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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女性主义译本批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68-03

基金项目:安徽工程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体裁对成分关系衔接影响的英汉对比研究及翻译”(2009YQ007)

女性主义自产生之日,就因其所体现的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为其他领域研究所广泛关注、借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主义翻译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解放运动直接相关。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席卷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催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分为美英派与法国派。美英派关注作者主体、性别原型、 妇女形象及小说人物,常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例证,执着于从作品或背景里寻找“真理”;而法国派则重视语言结构,作品不受限制,致力于探求文本潜在的组合与分裂。二者既有区分,也有重合和互渗。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理论叩响了翻译研究的大门。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中,翻译研究者获得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的女性主义研究在加拿大迅速崛起,传遍了北美乃至全世界。女性主义翻译通过解构传统的忠实、对等论,力争凸显女性的主体性;通过破除翻译实践与研究中带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的社会观念,颠覆长久以来的传统父权观念[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多元化,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也为翻译批评方法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一、女性主义译本批评发展现状

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开始较早。从女性主义思潮兴起之时,西方翻译界就有学者从该视角对翻译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解读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对《圣经》英译本的女性主义研究,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包括译本批评的发展。玛格丽特·西蒙斯(Margaret A. Simons)评论了美国教授霍华德·帕西礼英译的西蒙·德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认为译本删除了杰出女性的人名和女性日常生活细节及女性同性恋的内容,渗透着性别歧视,弱化了女性形象,属于父权翻译[2]。谢丽·西蒙(Luise Von Flotow)的专著《翻译中的性别》中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视角的评论[3]。除此之外,一些期刊文章也专门就某个译作进行女性主义视角的评论,但为数不多。

国内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开始的较迟,女性主义视角的译本批评就更少,大都散落在介绍兼运用型的文章中。往往通过译本分析,探讨翻译中的女性意识、女性话语[4]等。在理论研究方面,除批评标准[5]以外,针对女性主义译本批评开展的研究很少。陈丽娟在2006年发表的《女性主义:译作评论的新视角》[6]一文中对女性主义译作批评内容有过专门的研究。理论研究上的薄弱势必制约了批评实践的发展,女性主义译本批评期待着更多探索性的研究。

二、主要研究问题

国内很多学者,包括许钧、文军、杨晓荣、王恩冕、郑海凌等都曾对翻译批评的概念进行过描述[7]。其中主要差异集中在批评对象上:是以译本\翻译结果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是以包含译本\翻译结果在内的,翻译过程\翻译活动、译者\翻译思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对翻译过程的剖析、对译者翻译思想以及对影响翻译结果的诸多要素的考察都应当建立在文本评价的基础上。回归文本,以理性的目光关注文字,这既是翻译活动的实践性,也是批评活动的对象性所要求和决定的。译本所折射出的是译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对翻译作品的理解、对翻译策略的选择等诸多与翻译批评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译本批评作为翻译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一)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的定义

尽管不同学者对翻译批评的描述不同,但所有的定义中都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重视译本;依照一定标准;依据一定理论。对女性主义译本批评而言,对它的定义重点在“女性主义”这4个字上: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是标准?理论?思想?还是方法?

源于西方的现代女性主义是伴随着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及受教育权的女权运动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科学,它既在现存的学科之中,又在它们之外。女性主义研究总是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联。女性主义既是一种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全新视角,也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既是抽象的思想意识,又是具体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策略。既是强调两性平等、肯定女性的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方法论原则。对女性主义译作批评来讲,女性主义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法论;既是审美体验,也是价值观念;既是理论,也是实践。

女性主义的多元性和流动性决定了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的定义的兼容性和动态性:女性主义译本批评就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女性主义价值观念出发、依据女性主义理论、按照女性主义审美原则、采用女性主义翻译标准、运用女性主义方法论对译本的质量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期提高译者的女性意识,从而向男性社会提出宣判与挑战。对译本批评来讲,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项或几项就应当属于女性主义译本研究的范畴。

(二)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研究对象及研究步骤

译本批评不等同于翻译批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侧重点上。后者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翻译理论及译本,研究重点应当是译者、译本、翻译过程并重。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的对象首先是译本。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的对象可以侧重女性译者的译作、女性作家作品的译作或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作,但不应当局限于此,对男性作家作品译本、非女性主义译本或男权译本的关注有时更有利于真实、全面的反映女性的生存状态。

此外,翻译本身的属性决定了任何对译本的批评都无法完全脱离原文本。不同的翻译观在看待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上,观点并不一致。传统的翻译观认为译文应当从属于原文,忠实于原文;解构主义翻译观则几乎无视原作的地位,译作生,则原作死。女性主义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在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上,打破了原有的“忠实”观,强调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认为译文和原文同样重要。因此,女性主义译作批评的对象既应该包括译本自身的女性主义特征,也应该包括译作与原文的关系。译作与原作在女性意识的处理上是否相同:译者对原文的“操纵”“改写”,或者说译文中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是否再现、增强或者削弱了原文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的对象决定了其基本步骤应当包括:分析原文、比较原文与译文、评估译文。

(三)女性主义译本批评标准

译本批评标准,就是衡量译本价值、判别译本高低优劣的尺度。女性主义译本批评是用当代女性主义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对译本进行批评的。女性主义既是思想也是方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因此,对译本的女性主义批评离不开思想和艺术这两个大的方面。其中,思想标准是用来评价译本思想性的:译作是否还原或者强化了原作本身具有的女性意识;是否改写或删除了对原作中的男权意识;是否具有反对男权、争取平等的进步倾向性;在研究对象选择上是否更关注女性译者、女性作家。艺术标准是用来衡量译本艺术上高低优劣的尺度:一是译作是否保留了原作本身具有的女性化的表达方式;二是如果原作写生活内容的体验和理解是男性的,那么译作是否做出了修改;三是译作是否还原了女性艺术形象的生动性与典型性;四是译作是否存在美化女性形象、丑化男性形象的趋势。在实际的译本批评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是密不可分的,任何脱离译本整体有机性而片面地、孤立地分析译本内容或形式的批评,都不可能正确地分析、评价译本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当然,批评的标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批评客体本身固有的某些性质特点和功用,也会自然形成对它们进行衡量和评价的标准。译本体裁、题材、风格、篇幅各不相同,不同的对象存在便会形成不同译本批评标准,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下面将结合女性主义及非女性主义文本的不同特征,探讨女性主义译本批评标准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普遍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所写生活内容的体验和理解应该是女性的;其中心价值取向应包含女性的自我认同与男权话语的抗拒。因此,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女性主义作品,其内容上往往偏重于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其表达方式上往往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表现了女性对世界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其创作方式上常常采用“身体创作”,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用女性性欲天然合理的表达方式等,追求独立人格;其人物塑造上往往倾向于美化女性形象、丑化男性形象,或者展现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通过反思形成原因,实现对男权社会的抨击。

因此,对这类女性主义文本的译作而言,对原作的彻底解构反而有损于女性权利,恰如其分的译者隐身、等量翻译反而有助于凸显女性意识。因此,对女性主义文本的译本批评而言,关注原文中的女性意识在译文中的再现情况更具有反抗男权的意义。结合陈丽娟的研究,笔者认为女性主义作品译作批评的具体内容应包括以下要点:(1)是否保留了原作女性化的表达风格?(2)是否保留或强化了原文中抨击男权、贬低男性的内容?(3)是否完整的表达了原作者对女性心灵的揭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及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展示?(4)是否强化或保留了原文描述的女性经验?(5)译本本身是否体现了女性意识?(6)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包括对等翻译、强化翻译、增补、加注等)是否以争取女性尊严与平等为目的?

而对于非女性主义文本、特别是男权文本的译本批评而言,是否对非女性文本实施掠夺,赋予译本原作所不具备的女性主义意识应是批评的重要标准。具体内容应包括以下要点:(1)是否改变了原作男性化的表达方式,体现女性对世界的体会与感知。(2)是否采用增译方法放大了女性被忽略的声音,明晰了女性隐匿的身影。(3)是否美化了原作中的女性形象、是否丑化了原作中的男性形象;(4)译本本身是否体现了女性意识?(5)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包括弱化翻译、改写、省略等)是否以争取女性尊严与平等为目的?

对于更多的文学作品而言,两性并不是以对立的方式出现的,对这类作品的译本进行分析时,更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方能更全面、客观的进行译本批评。

(四)译本批评的方法及形态

女性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研究的方法之一。所谓方法论是关于应该如何进行研究的理论、原则,它包括研究的立场、视角、基本观点、原则以及程序等。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应当包括3个特征:(1)以女性的经验作为社会分析的来源;(2)研究的目的是为女性说话;(3)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8]。

从宏观上说,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也应当适用于女性主义译作批评:以女性的经验作为分析来源,为女性说话,批评主体、客体在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

从微观上说,女性主义译作批评应当具有以下几种形态:(1)伦理批评:女性伦理道德为标准;(2)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根源与社会意义;性别、环境、时代等;(3)审美批评:女性情感体验与美感价值的再现、强化与缺失;(4)心理批评:译者心理、人物心理、形式心理的再现、强化与缺失;(5)语言批评:译作语言本体、文本结构及语言艺术技巧的再现、强化与缺失。

尽管目前我国翻译批评有着科学化的趋势,但其人文主义特色依旧浓重,长期处于非理性状态。翻译批评如何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主体的身份、视角、素质与精神,取决于批评标准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取决于批评方法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但翻译批评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的对象性上,因为,批评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对象关乎批评自身的种种欲求和需要,也就是说,主体应在对象批评实践的结果中看到自身的本质力量。本文尝试从概念、批评对象、批评标准、批评方法4个方面对女性主义译本批评进行理论探讨。但是,理论的探索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且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相对的合理性、客观性和普遍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能推动我国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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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柳.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6):60-63.

〔2〕Margaret A. Simons. 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 Feminism, Race, and the Origins of Existentialism Softcover[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83.

〔3〕Louise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1997:50.

〔4〕王晓元.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A].杨自俭.英汉比较与翻译[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618-630;孟翔珍.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31-35;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25(4):10-15;盛夏.从女性主义视角评《荒山之恋》的译本[J].科技信息,2007,(2):177-178;邵璐.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J].中国翻译,2013,(3):62-67;赵庆慧,俞溪.《嘉莉妹妹》两部中译本的女性主义翻译视角[J].外国语文,2014,30(3):141-144.

〔5〕杨晓荣.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思路和现代视野[J].中国翻译,2001,22(6):11-15;翁凤翔.翻译批评标准意义的新视角[J].上海翻译,2005,(S1):37-41;吴侃.中国翻译批评标准之传统模式和现代思路[J].文教资料,2010,(7):45-46.

〔6〕陈丽娟.女性主义:译作评论的新视角[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17(1):19-22.

〔7〕许钧.试论翻译批评[A].翻译批评论[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9;文军.科学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160;王恩冕.论我国的翻译批评[J].中国翻译,1999,(4):7-10;郑海凌.论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翻译,2000,(2):19-22.

〔8〕吴小英.女性主义社会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0,(2):45-49.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