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丽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中国的民歌历史悠久，它以优美的旋律闻名于世，沿着历史的脚步被流传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创新和引领时尚已成为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新的生活理念。然而在民歌领域里，传统的民歌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已经听得乏味，一部分演唱家在原有传统民歌唱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流行元素，把歌曲演绎时尚化了些，符合和迎合了大众的听觉审美习惯，并被大众所接受，于是我们把这种民歌叫做“新民歌”。新民歌的出现使得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得到了满足，新民歌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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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歌；传统民歌；新民歌
中图分类号：J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196-03
一、传统民歌的概念
民歌是民间诗歌的演唱形式，也称作民间歌曲，它是文学与音乐充分结合的综合性产物。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审美观念发生了改变,于是民歌出现了两个“分支”——传统民歌和新民歌。
传统民歌，是由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的同时自己创造出来的歌曲。历史的变革与时代的发展使其也随之改变。它根植于民间，长期在人民中间流传，依靠人们口传心授，在世代相传中获得发展、演变和丰富。它具有自然、纯朴、优美的特点，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它可以表达每一个时期人民大众的心里，在群众心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惯性心理。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的民族、地域社区以及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1]。如果说历史悠久，则非我国的传统民歌莫属，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民歌。
传统民歌的流传方式，依靠的不是乐谱，而完全是口传心授，它是人民大众的口头文学艺术。无论什么地区多么遥远，从不受时间和地理的影响。它是生活的镜子，它伴随着历史，映照出生活的各个侧面。人类通过劳动演化发展而来，也通过劳动创造了整个世界，民歌也是由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传统民歌的口头传唱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三大特色：第一，是创作与演唱的即兴性。见景生情，词汇贯通，是民歌歌手必须具备的条件。这种即兴发挥‘引人入胜的本领，是建立在他们对生活的深厚感情、语言的熟练、音调的精通基础之上，而不是顺口胡编。第二，是随之带来的变异性。每一首歌都有其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经过不同的歌手演唱，表达出的思想情感就会有某些微妙的差别，往往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就如《茉莉花》，一传十，十传百，产生了许多种不同的风味，有些优美流畅，有些细腻深情，有些灵巧秀丽，有些豪放激情，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高招”。当它以“鲜花调”的曲牌形式进入说唱和戏曲领域中时，又因不同曲种、剧种的运用而大显身手，各自赋予新颖的韵味。第三，是人民大众性。民歌由大众创造，当然大众也是离不开民歌的。它的产生与流传，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即兴性与变异性，归根结底是出自群众的智慧，凝聚着群众的感情、爱好，以及它们的审美观和艺术观。总而言之，它不仅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又使民族气质得以提炼与升华。
二、新民歌的界定
“新民歌，应当是指现代社会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由人民群众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及大众品位的特点的歌曲。”[2]现代社会的新民歌，简单地讲就是民族和流行、美声相结合的唱法，在当今社会趋于流行化趋势，它是区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民歌运动”中的那种民歌种类。它汲取了美声和通俗音乐的元素，加上我国的民族特点发展而来，已成为一种新的流行元素。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创新和引领时尚已成为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观念。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许多人不断地创作出具有时代感和视听性较强的声乐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音乐人、新歌手。一部分歌者在原有传统民歌唱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流行元素，把歌曲演绎时尚化了些，符合和迎合了大众的听觉审美习惯，并被大众所接受了，于是，便把这种民歌冠之为“新民歌”。就是在保持中国传统民歌主体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现代流行音乐的表达方式来演绎民歌，提倡一种时尚、娱乐化、清新、有特色的音乐观念，用以迎合日益宽松的社会氛围。
三、中国新民歌广泛流行的原因
新民歌的广泛流行是当今音乐界和社会界存在的一种热门现象。这种新民歌在众多传媒力量的巨大攻势下,有着广泛的接受群体,并在人们的生活中普遍流传开来。新民歌流行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随着社会环境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传统民歌充满质朴个性的文化传统及其丰富的内涵已经逐渐消逝，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人们,很难有机会真正地体验。例如土家族的哭嫁歌,最早它是一种对封建婚姻礼教的不满和控诉,后来成为了一种风俗,假如你不会哭,人家就会觉得你嫁不出去。但是在经济发展如此快的新世纪，这种风俗几乎很难出现了。对传统民歌——山歌而言,如今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求偶也并不是通过互相对唱山歌了。
第二,如今社会汉语普通话广泛推行,各地的传统方言有时候没办法交流。传统民歌很多都用其方言演唱，虽然旋律优美，可是人民大众没办法把方言歌词延续下去，一些传统民歌失去了演唱的环境。由于普通话的广泛普及,少数民族的语言受汉语的影响,出现萎缩的状态。这给传统民歌造成致命的打击。
第三,在这个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里, 无论是民间音乐文化或其他精神文化形式，他们的文化产品同创造这些产品的过程显然与物质文化有着明显的联系，并且在每一种精神文化内容与文化活动的后面，都可感觉到有经济或物质因素的潜在力量在起到制约作用。因此，一种比较合理的观点是，“就文化内容而言，又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部分或三个层面。它们的关系是：前者是基础，中间是中介，后者处于最上层。”[4]人民的经济基础提高了，精神文化也便提高了，审美需求也就会越来越得不到满足。“现代社会里，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等所处的审美关系都已发生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对待民歌的态度也不同于以前。”[5]由于新民歌配备了现代高质量的绚丽灯光、音响等多媒体辅助设施,旋律更加优美，效果更加夺目，从而使得这种新的演唱形式更容易贴近群众,而且通俗、自然亲切，因此新民歌的流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四、中国新民歌流行化的表现形式
第一,采用现代流行的方法来演唱民歌(亦民歌翻唱)。上世纪80年代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和声演唱组合——黑鸭子组合。她们用现代流行的演唱风格，翻唱了许多优秀的民歌,由于她们的二次演绎,使得老歌新唱的民歌一度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翻唱后的新民歌,虽然跟上了现代音乐的步伐,但它却在无形中削弱了传统民歌独有的艺术魅力。
第二,一些新的作曲家根据传统民歌各方面的素材创作新的民歌。少数民族流行歌手如腾格尔、彝人制造等，不断地推出《蒙古人》《天堂》《彝人回家》等创作性民歌。另外，很多新的优秀大型声乐作品都是由作曲家们借助人们熟悉的传统民歌素材,根据现代创作的思维方式和作曲技法创作出来的。创作出来的这些优秀的新民歌,不仅饱含着原来民歌的韵味,还能让人听起来更有新意。
五、传统民歌与新民歌的比较
（一）传统民歌与新民歌的联系
１.新民歌产生于传统民歌,是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的改编和再次创作，新民歌由传统民歌一步步发展而来。二次改编与再创作都会遵循传统民歌的原有风格，只是有些根据明显的传统模型创作,而有些却没有。所以可以说,没有传统民歌，就没有这么受大众欢迎的新民歌。
２.新世纪的新民歌由传统民歌发展而来，它们都共同具有民歌的一般特征。
（二）传统民歌与新民歌的区别
1.演唱发声方法。新民歌的演唱在发声方法方面与传统民歌有很大不同。传统的民歌演唱主要是以纯民族的发声方法为主，咬字要很清楚，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而如今的新民歌中，开始借鉴了国外的发声方法，将中外音乐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在传统民歌演唱发声的基础上，融入了很多通俗、流行的发声方法。在演唱中，没有纯民歌那么深的气息，适当加入了通俗歌曲演唱中所需的那种“气声”，使人听起来更加通俗一些，比较容易亲近听众，使民歌变得通俗易懂一些。传统民歌发出的声音甜美清脆、细腻委婉，新民歌以其为基本特色，同时又融合了现代音乐的彰显个性、贴近生活等特点，将传统唱法与具有现代风格的通俗唱法相融合，更易于大众的接受。而新的演唱方法也更好地表现出民歌中的现代、流行、时尚的一面。
2.表现形式。民歌的表现形式，堪称多姿多彩。传统民歌联系感情的方式很多，其中大多是在“悄悄”进行着。如由一人独唱，或二人对唱，有时也会采取“轰轰烈烈”的方式，即一唱众和形式。传统民歌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而对于新民歌来说，它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歌曲形式的表现与通俗歌曲一样，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流露着非常丰富的个性。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新民歌增加了和声和复调，从而形成多声部民歌合唱，即在旋律优美的多声部民歌中，不仅有重唱，还有合唱。演唱时，两个声部或此起彼应，或同时起止，其感情纯真，配合默契，不仅音色谐调，而且清新悦耳，表现出歌者的文采、智慧和音乐才能。如“成立于1984年的黑鸭子组合，是中国歌坛的第一个和声组合”[6]，她们用现代流行的演唱风格，翻唱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她们传唱的老歌既有新意，又不失其中饱含的情感，使人产生怀旧思故的无限思绪。由于她们的二次演绎,使得老歌新唱的民歌一度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
新民歌在现代气息的包装手段的辅助之下，更好地提高了演出的质量，更好地配合了其发展的市场动向。新民歌的“新”不仅体现在作品的主观条件，而且在客观条件下也要突出“新”的特点，大众在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受都受到其所配备的MTV画面、舞美设计、服饰设计等新元素的冲击，推进了新民歌的发展。
3.编曲伴奏。新民歌的“新”主要是新在“编曲”上，这也是它的最主要特点。编曲和作曲中的高低之分并不是很明显，新民歌，大多是以传统的民歌形式为基础并进行音乐设计和跳跃式的改编，在需要深厚的作曲功力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地积累更多的传统音乐知识。“著名作曲家王洛宾生前曾说过：改编一首民歌，有时难于写一首新歌。写歌是纯主动的，改编则是被动加主动。”[7]民族音乐的创作，除了延续传统的创作方法之外，还有一种非常好的新思路，那就是它在传统民歌的旋律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音乐特点，进行二次创作，改编出具有典型现实意义和现代审美情趣的新民族音乐精品。“编曲”的新是新民歌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和创新点。编出来的新曲将民族音乐的五声传统性调式旋律特征与流行、国外的编曲技法、丰富的配器融合在一起，借鉴通俗音乐的电声乐器融入民族音乐的伴奏中，进行多样化的结合，丰富听众的音乐口味。
4.创作目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得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人们的创新意识，于是诞生了艺术领域的相关产业。如何使艺术被市场化和商业化所包围，便成为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和手段。”[8]因此创作者要围绕这一目的去创作新的民歌，而不是传唱过程中仅仅自己愉悦即可。新民歌是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汲取全新的潮流和时尚的现代音乐因素，依声填词式的改编或者创作新的曲子。纵观当代的新民歌，我们可以看到新民歌发展的主要创新方法是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新民歌的创作更多的是以民歌为主，以通俗、美声为辅。
5.表现的时代内容。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是受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影响的，表现出浓厚的时代内容。新民歌的内容很多都是受时代背景影响，以时代的内容为主题，新民歌大多是以对新生活的赞美、新风貌的崇尚为主要内容。像《幸福万年长》《家乡美》等新民歌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又如青年歌唱家宋祖英演唱的歌曲《又唱浏阳河》，以老歌《浏阳河》为线索抒发了人们对歌曲的热爱与眷恋，而且也唱出了人民奋发图强想建设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这首歌中浏阳河的旋律反复出现，不仅彰显了老歌给人民所带来的纯朴气息，也给予人民新时代生活的激情与体验。
6.使用的语言。传统民歌大多数是群众集体口头创作出来的,几乎全部使用的是地方方言和口头语,而新民歌的曲子则是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多使用书面语言。我国各地的方言和口语都不相同,当地群众用这些语言可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其中有很多语言内容是我们的文字没办法赋予定义的,有些歌曲能用当地老百姓的语言歌唱出来,而我们用文字却没办法表达,所以新民歌作品中也就没办法载入这些语言。民歌的流传，在过去虽不是依靠歌集曲谱、书刊、报纸的发表，也不是经过广播、电影或电视的推出，但在今日，也不容我们忽视这种种优越的条件的存在。民歌大多为人民群众在生活中自编自演的一种“自娱性”的歌曲。一般均不知其作者为谁，也可以说，它基本上属于口头创作艺术。口头创作的特点，虽系信口拈来，却要胸有成竹。由于是情感的自由抒发，因而表现为亲切、诚挚、毫不做作，尤其是即兴演唱的歌手们那嘹亮的歌喉、机敏的才华、迷人的风采，常常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民歌都是“无本”的，在众人争唱、不断筛选、一再加工的过程中，民歌也逐渐成为“有本”。这种经过精选的曲目，无疑会更快提高它的知名度，通过现代多种传播媒介的推动，它的影响也将会扩大和延伸。
六、中国新民歌流行化对传统民歌的影响
由于新民歌的广泛流行，传统民歌正面临消亡的危机，这个事实让我们不得不重视。“民歌载负着一个民族的记忆。失去了记忆，就意味着失去了我们的根。”[9]如今,中国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广泛流失，多种艺术形式濒临失传，因此,保护传统民歌已成当务之急。
1.要面向人民群众对传统民歌进行有力的宣传，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演唱本地传统的经典民歌,体会它内在的民族精神。
2.要擅于发现和挖掘更多的优秀的传统民歌歌手,让他们尽可能地搜集这些将要失传的民歌,让民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阿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首放羊的曲子被他带上了舞台,给了观众一个听觉的冲击。因此借助文化媒体传播传统民歌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方式。
3.搜集和整理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的传统民歌。
4.普及对学生音乐的教育,努力提高全国公民自身的音乐素质。
5.要保持住地方传统民歌的民族特色。“客观地说,借鉴和吸收外来音乐对发展本地传统民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传统民歌原有的特色,使之成为某一地方传统民歌的标志。”[10]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传统民歌这一音乐形式最终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滋生新音乐的土壤与根基，传统民歌的历史地位永远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取代。
新民歌流行化也许会对传统民歌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同时产生的破坏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的尺度还要由音乐工作者来好好把握。我们如此关注传统民歌的发展走向,是因为它不仅是我国的文化瑰宝,而且中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趋向也是由传统民歌维系着。因此我们要在不断发展新民歌的同时，保留住传统民歌的精髓，愿我们大家都携起手来为民歌的延承与发展,做我们该做的一切。希望民歌的发展能有一个美好而璀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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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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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伟萍.民族唱法的创新问题探讨[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1）．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