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抒发了先民的情感和抱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圣”杜甫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诗学观，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文首先对“诗言志”的发展由来以及《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引出了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继承主要体现在“兴”的运用和诗史同构的思维方式，以及致君尧舜的价值观。此外，杜诗发扬了现实主义创作诗风，把言志和抒情结合在一起。最后论述了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爱精神，忧国忧民，重道尚意，性僻耽佳句”等方面。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杜甫；《诗经》；诗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150-03
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诗人及诗评者都倡导“诗言志”的诗学观。“言志”是《诗经》留下的文学传统，在杜甫的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并有所发展，这确立了杜诗的“诗史”地位，也使杜甫成为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言，被后人称为“诗圣”。诗意味着一种精神方式，史意味着精神指向，这种精神在杜诗中表现为强烈的悯世情怀和直面血肉人生和正视人间疮痍，以及执着于现实的超越。
一、“诗言志”内涵的发展演变
对于“诗言志”，历代都有不同的解读。先秦时以诗作为记事的志，到汉代诗与志已经有较明确的区分。志的含义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三个阶段，最古的诗实当于后世的歌诀”。①《尚书·尧典》里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②这说明在先秦，诗和歌是分开的。闻一多认为“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辖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③所以，最早的诗是用来记录和描述历史的，这和后来学者所认为的诗歌主要抒发个人情感和志趣抱负并不一致。他还认为，“无论以志为意或为情，是只有歌与诗合流才能产生的。但把事完全排除出诗外，所谓‘志’是与‘事’脱节的志是不完备的”。④《诗经》的两个源头即歌与诗，而当时所称的诗在本质上是史。
任何民族文明都不会忽略去记录先民的智慧和事迹。在原始时期，简单的口耳相传是记录历史和传承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其形式内容必然要使诗容易记诵。所以自然押韵、句式相对整齐划一的记录方式就成为先民所谓的“诗”。作为我国诗歌的源头，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经》不仅作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篇章，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比如《硕鼠》《东山》《氓》《伐檀》《七月》等。这是《诗经》记史与抒情统一的体现，在揭露现实的同时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喜怒哀乐。
在早期，儒学家从功利的角度对《诗》做了不同的解释，认为《诗》是一种修养身心、社会教化的工具。“诗言志”的内涵也经历了由嬗变到逐步定型的过程。“诗言志”作为诗歌的理论标准，指引文学朝社会性、思想性、理性的方向变化发展。社会公共要求的“志”逐渐超越个人的“志”，从而“文以载道”和“诗言志”的含义变得相似起来。为了宣扬、运载封建伦理道德，《诗》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意志的载体。到魏晋时期，诗逐渐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阐释，抒发个人情怀和抱负也成了诗的旨趣，诗也成为了表达个人情感和忧思的途径。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追求个性化和私情化，强调对文学情感、形象和审美等方面的表现已成为一种共同的认识。这不仅脱离了记史的诗学观，也淡化了社会性和群体意志。但到了唐朝，诗歌的抒情性和社会功用都得到了人们良好的认识，到杜诗这里终于达到统一和发展。
二、杜诗对《诗经》诗学精神的继承
杜甫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杜诗所反映的内容，与时代生活紧密相关，记录了重大史实，也形象地表现了战乱年代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及其情感反应，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其诗以“善陈时事”见长，故被后人称为史。这表明了杜甫对《诗经》中“诗言志”的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之一，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篇章，也对我们解读中国诗歌史，了解未来诗歌的走向有重大的意义。
（一）诗可以兴，可以观民风
《诗》可以兴指的是《诗经》能使人“振奋联想，感发意志，导广显德，耀明其志”，⑤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诗歌创作表现手法。《诗经》可以让人的感情引起共鸣，主要表现在诗歌的内容和诗歌的表现手法上。杜甫发扬了“诗可以兴”的诗学理念和艺术手法，运用比喻、象征来表现作者深远的寄托，集中精练又具体地描绘事物，将感情融于事物，使事物表现感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可以感伤，鸟会惊心，这其实都是作者的情感，同时也让读者产生共鸣，达到比兴。施补华说，《登高》《秋兴八首》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结合天衣无缝。《述古》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的反思，讽刺当权者腐败和黑暗，把深刻的情感融于细致描绘之中。
和《诗经》中积极反映现实，反映广大人民的普通生活和喜怒哀乐的精神相一致的是杜甫的作品中不乏同情百姓的诗篇，从中可以“观民风”，充分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杜甫深谙官场黑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⑥杜甫坦露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于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现状的描绘来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杜甫带着深情描绘出了百姓的苦难和宫廷的景象。这些诗篇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而揭示出时代背景最本质的内涵。如《丽人行》中杜甫叙述了杨贵妃、杨国忠从贵倾天下到乱世飘零，最后在马嵬丧生的历史事实，表现出唐王朝由盛转衰再到乱的社会现实状况。在《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诗篇中记载了作者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民众间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十分生动自然。
（二）诗史同构的创作思维
诗史体现了诗歌对历史的记录，诗史同构在《诗经》中已体现出来。《诗经》中记史篇幅虽然不够宏大,但它们却具备着史诗的基本要素,历史上曾经经历的一个个阶段都能够在这些作品中记载。《诗经》记述了华夏民族从诞生到不断发展强大的过程,这些史诗是“中国式的史诗”，它是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商颂》中的《玄鸟》《大雅》中的《生民》分别记述了商人和周人的起源,歌咏了其祖先诞生的神奇与灵异。《公刘》《绵》两篇,将周人迁徙定居的艰难与热忱展现得淋漓尽致,不断发展壮大的创业历史跃然纸上。在战争历史方面,商史诗与周史诗也分别体现了对战争的不同描述。《诗经》折射出上古历史发展的轨迹，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景象，展现了一幅幅关于先民生活的风俗画。
杜诗描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过程，记叙了当时一些重大史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和作者以及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惨痛遭遇。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既是国家时局和命运的写照，又表达了作者飘零孤独的心境。《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既写出杜甫和妻子的激动和喜悦，又渲染出消息传达后整个大环境的欢快和欣喜，这是以人物心情烘托时代情感的表现。“‘诗史’思维本质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创造性思维，诗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心理情感的时空，注重抒情性；史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自然发展的时空，注重叙事性。”⑦在历史事件和社会情景之中，杜甫通过他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境遇以及自然运作的一般法则。史使他的诗变得沉重厚实，诗使他的史变得富于情感，在这种结构中，瞬间的整合可以爆发出动人心弦的审美力度。杜诗不仅反映时代面貌,反映社会矛盾,叙写人民生活状况,记述重大事件和社问题，同时也全面表现了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杜诗不仅抒发了自己私人的感情，也再现了民情和时事，这也是杜诗如此韵味悠长、感动人心的重要原因。
（三）致君尧舜的创作目的
在春秋时期，歌者与采诗者有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⑧后来才出现了“诗言志”的理论概括和《诗经》这部诗歌总集。这一诗学思想从而代代相传，为众人所遵循。杜甫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⑨的目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也成为杜甫诗学观中的核心部分。杜甫忧国之忧，乐国之乐，我们从杜诗中不仅可以领会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⑩的人生信条，看到诗人在人生中遭遇的各种苦难，也可以看到国家的盛衰变幻和生民的疾苦。在这些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光芒的诗篇里，杜甫以满腔热情为黎民百姓呼喊，让统治者们了解百姓的疾苦，让他们明白自己穷奢极欲的挥霍和享受，给百姓带来的都是血泪和苦海，很多百姓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杜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忠君爱国、念时忧民的情感。“霜天到宫阙，恋主寸心明。”（《柳司马至》）“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致君之诚，在困弥切。”（《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这些我们都能体会到作者至死不渝的爱国之心和致君之情。杜甫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指出正是剥削阶级残忍地掠夺了百姓的血汗，才导致百姓痛苦地颠沛流亡。剥削阶级的腐败导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故老仰面啼，疮痍向谁诉”的悲惨场面，诗人渴求“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要求统治阶级体察下层阶级的民生疾苦，呼吁采取一定措施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
（四）“言志”与“抒情”的统一
杜甫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用朴实浑厚的字句表达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是对《诗经》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继承。现实主义的基本特质就是写真实，写生活和历史的真实,体现在精雕细琢与客观现实相结合。杜诗是“事”与“情”相互交融的产物，杜诗中首先表露了自己的苦难遭遇和感情的痛苦，这也是由于他身处于动乱的时代并体验着艰辛的生活。杜甫的诗描写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是因为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能够深切地体会战乱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故其能形象地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是杜甫继承《诗经》“诗言志”的诗学观的表现。诗的时事化是作者对时事进行选择加工，注入自己的体会和思想情感，并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这样时事也具有了诗化的特征。比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让我们重新体味到诗人对现实变幻的感慨和对国家时事的关切，在这种诗史思维的心理感受和时事情节的配比中，“心事”的色彩比“时事”来得重。杜甫把抒情言志与反映现实结合起来，艺术形式上不断追求完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陶冶性灵”的特点得到有机的融合和统一，促成他诗歌创作的伟大成就。
三、杜诗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
（一）“仁爱”精神的追求
杜诗的创作已不同于先民的群体歌谣，它更多地凸显了杜甫个人的意志和理想。其中“仁”的思想是杜诗思想内容的核心，“仁爱”作为一种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几乎贯穿在所有杜诗中。杜甫对亲情、友情的眷恋，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对统治者的忠诚与批判，以及对自然的热爱，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他“仁爱”的思想。《垂老别》中“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遣兴三首》之二：“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事反覆，死人积如丘。”表现出杜甫哀怜百姓疾苦的仁爱之情。
杜诗中的理想是附着于现实而存在的，它指向的是普天下艰苦幸酸的历史人生，体现了深厚的仁爱情怀。杜甫把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对社会的观察和人生的阅历结合起来，从而使仁者情怀增添了平民化和难民化的特征，杜诗也具有了丰厚鲜活的历史内涵。杜诗展示了社会底层的疾苦，比如在《兵车行》中杜甫与平民为伍，把描写对象扩大化，用很近的视角仔细描绘出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平民的交流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体察和感悟。杜甫的这种仁者情怀没有脱离平民的视角，这种对历史多维度的透视给我们带来了立体的观感，这表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杜甫以一种博爱和悯世的姿态同情民生疾苦，是源于他的社会危机感和仁者情怀的平民化。而让杜甫成为切身的感受者和体验者是因为他仁者情怀中的难民化，因此，杜诗具有悲慨和深重的意味。
(二)“重道尚意”的哲思
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发展，还体现在“重道尚意”等方面，这正是对上古儒家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杜甫在诗歌中传达了一种忠君爱国的精神气质和人生追求。比如《垂老别》这首诗：“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杜甫切身体会到了平民百姓的幸酸，同时更加赞颂了他们的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国精神，这和杜甫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杜甫更多地思考国家大事，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杜诗全面深刻地表现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和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爱国诗不一样，这也是杜甫精神中的难能可贵之处，即在众人沉醉的时候保持清醒。在杜甫的诗学观里，不仅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还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这也是杜诗的一大特色。
中国文学的自觉意识始发自魏晋时期，到盛唐之后变得更重“情韵”；在中唐社会的转型时期开始重视“尚意”，这是中国诗学上重大的转折。杜诗在描述重大史实、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同时不忘表达自己的人生哲思，即他从日常生活、人生经历中感悟出来的深刻哲理。这也是杜甫诗注重诗中的议论说理，即“尚意”的内在原因。杜甫一生中经历了困顿、饥饿、生老病死的折磨和历练，因此杜甫在诗中多处表现出对“道”的思考，对生死的态度变得达观，即生死自知，有生必有死，生死只是万物的一种循环往复。如《发秦州》中的诗句：“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遣兴五首》其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这些都表达了诗人对生死豁达的态度和宽广的胸襟。
“诗言志”诗学观的继承，透露出诗人对饱经忧患、壮志难酬的坎坷遭遇的感慨与不平。通过杜诗我们不仅能发现盛唐安史之乱之后那段充满坎坷与灾难的历史，也能发现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由于杜甫秉承《诗经》中“诗言志”的诗学观，对社会现实积极关注和对史实记叙和深思，使得他的诗歌中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韵味。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杜诗的思想内容，表现了杜诗别具一格的创新精神，唱响了杜诗伟大乐章的主旋律，铸就了唐诗的辉煌成就。
注 释：
①④闻一多全集[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0.
②尚书·尧典[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5.
③闻一多．诗经研究[M]．巴蜀书社，2002.132.
⑤王钧林，周海生.孔从子[M]．中华书局，2009.68.
⑥⑧⑨杜甫诗集．[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101，134，231.
⑦姚莹，汤梓顺．论一叶诗的艺术特色及诗学传承[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7）：81-82.
⑩陆游诗[M]．崇文书局，2014.121.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出版社,2001.
〔2〕闻一多文选[M].四川文艺出版,2010.
〔3〕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袁愈荽，唐莫尧.诗经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6〕浦起龙.读杜心解[M].中华书局，1978.
〔7〕杨德驰.“诗言志”诗学观的嬗变与定型[J].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7（6）.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