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英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唐代中国佛教最为兴盛，呈现出空前的繁盛局面。同时造船技术发达，航线繁多。同时，唐朝实行文化开放政策，众多的新罗留学僧泛海入唐求法。唐罗的佛教文化交流，带动了新罗社会、佛教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以及东亚佛教发展、东亚共同的文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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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朝；新罗；海路；佛教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1-03
在中韩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长河中，唐罗交流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佛教文化交流尤为突出。
一、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唐罗航线
唐代，航海技术以及造船技术发达，海外贸易兴盛，汉代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得到了快速发展，航线数量增多、航行距离更远。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朝的南海交通航线大体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为一段。
唐与日本的交通主要是黄海道与东海道，黄海道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东海道是指从淮河与长江口附近沿海地区直航日本的航线。利用东海道的海船多从唐楚州、扬州、苏州、明州等地沿海港口出发，向东直航，达到日本。
唐朝与新罗的对外交通不仅有海路，也有陆路，但陆路比较遥远，难以进行大规模贸易，所以唐罗的贸易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唐朝通往新罗的海路航线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由登州入海至大同江或汉江口或临津江口之长口镇。此外，海上交通不止一个，根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罗的海上通路有五条：“自明州进发之船，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①从两地入海的商船经过黑山岛可达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新罗”，②此路线最为便捷。从楚州山阳县和海州也可以入海达新罗。由新罗至唐则可以从新罗汉江口的长口镇或南阳湾的唐恩浦起航到达山东半岛，也可以从灵岩附近经黑山岛到达唐定海县或明州。唐罗间发达的海上交通航线，为大量渡唐的新罗佛僧提供了交通便利，成为他们纷纷入唐的首要通道，也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及中韩佛教交流提供了便利。
二、新罗佛僧海路求法热潮
佛教自前秦就从高句丽传入新罗，但528年才被新罗承认，并受到了皇室的大力支持，陆续建立了佛国寺、兴国寺、黄龙寺九层塔，说明此时新罗的佛教已成为王室和国家的信仰。随着佛教在新罗的地位不断升高，从海路入唐求法的僧人逐渐增多。入唐求法的留学僧不仅得到了唐朝政府的欢迎及重视，回国后更为新罗政府重用。据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一文的统计，隋唐两代（581-907）入唐的新罗僧人（包括赤山法华院的35名僧人）共179人，根据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的统计，新罗渡唐佛僧中可确认法号的共计130余人。③大量新罗佛僧渡唐求法与回归故国，成了推动新罗佛教发展的骨干力量，而且不少人都是开宗立派的奠基者。其余的少部分，终老于中国，对中国佛教发展上乃至中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唐罗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圆测、慈藏、义湘、地藏等。
圆测，贞观二年（628）入长安留学，师从法常、僧辩学法。后由太宗敕度为僧，居京师玄法寺。在此学《成实》、《俱舍》、《毗昙》、《婆娑》④等论，“古今章疏，无不娴晓”，并由此而名声蔼著。闲庆三年（657）西明寺落成，高宗简选50名大德入寺居住并辅助玄奘弘法，圆测应选入寺。垂拱年间（685~688），新罗国王屡次上表朝廷，请圆测归国弘法，但“圣帝垂情”，“优诏显拒”。⑤武则天后又命圆测参加地婆诃罗、实叉难陀两个译场的工作，充首席证义大德。圆测于万岁通元年（696）终于译所，享年79岁，葬长安西南60里之丰德寺。圆测一生撰述达几十部，大部分是法相唯识宗方面的章疏。其中《解深密经疏》最能反映他的法相唯识学立场。此《疏》被译成藏语，在甘州一带广泛流传，后被收编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内。后来汉文本所缺第十卷就是据《甘珠尔》藏文本转译得以补全。
慈藏出身于新罗真骨贵族之家，贞观十年（636）⑥受新罗善德女王派遣，渡海辗转来到长安。唐太宗敕使慰抚，并安置于城内胜光寺别院，赐厚供殊，后慈藏入终南山于云际寺东崖架室而居3年学习律宗。贞观十七年（643），善德女王请求唐太宗，慈藏得到准许后才返回新罗。回国前唐太宗亲自接见慈藏，赐纳一领，杂彩五百段，太子赐二百段。又于弘福寺设斋度人，命太常寺以九部乐供养，以示隆重欢送。慈藏又乞赐大藏经一部并诸幢幡花盖携归本国。⑦慈藏在中国时，一面学习时学，在五台山、长安采正在兴起的华严、弥勒净土、律宗诸说之精要，一面为长安远近僧俗受戒，日以千计。慈藏回国后敕任非常职大国统，主管全国僧尼一切事物。⑧他针对新罗佛法传入以来仪轨缺如之弊，采取四种措施，整肃教团。并亲手制定佛法之刚则仪轨，“慈藏定律”，“国中之人，受戒奉佛，十室八九；祝发请度，岁月增至”。⑨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出家僧尼受戒的需要，慈藏又创建通度寺，建立了新罗第一戒坛。慈藏对新罗佛教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后被列为新罗佛教“十圣”之一。
义湘是新罗华严宗的开山鼻祖，于龙溯二年（662）⑩直泛沧溟，高登彼岸，即跟随商船，泛海抵达登州，到达长安。义湘在华10年，未闻其曾易地问法，而是始终从于一师，即投师于终南山至相寺之智俨三藏，研习华严经，参询《华严》义要。总章元年（668），义湘总结学习心得，撰成《华严一乘法界图》。咸亨二年（671）义湘，乘商船归国，后数年行迹不明，至文武王十六年（676），始归太白山，奉旨创建浮石寺，并于此敷敞大乘经教，开弘《华严经》，使新罗的华严宗也进入了成熟阶段。从义湘受法之人甚多，在浮石寺开讲之初，从新罗各地云集的学徒达3000余名。后来由于得到朝廷的支持，信徒益众。在其门下弟子中，《宋高僧传》载智通、表训、梵体、道身四人皆可登堂睹奥，《三国遗事》则列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融、良圆、相源、能仁、义寂十大德为首领，并皆为“亚圣”。由于义湘及其弟子的积极弘扬，华严义在新罗迅速传播开来，势力日益增大，影响遍及全国，至7世纪末、8世纪初蔚成一大宗派，义湘亦被推为海东华严初祖，是新罗佛教史上的“十圣”之一。义湘与中国华严宗三祖贤首即法藏关系甚密，孝明王元年（692），法藏托其弟子胜诠将《华严探玄记》12卷、《一乘分教记》3卷、《玄义章等杂义》1卷、《别翻华严经中梵语》1卷、《起信疏》2卷、《十二门论疏》1卷、《新翻法界无差别论疏》1卷的抄写副本送给义湘，并寄书隔海深致问候，成为中韩间弘传《华严》的佳话。
地藏是新罗王族，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 741）渡海来到中国的九华山，建中（780-783）初，郡守张严仰藏师高风，厚加施舍，又奏请朝廷敕赐新额“化成寺”。至此之后，富商大族倾财以献之，牧贤豪右合礼而敬之。新罗僧俗也追风渡海投其门下，化城寺一时僧徒济济，俨然一大名刹。贞元十年（794），地藏坐灭于本寺，年99岁。据《全唐文》卷694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地藏入寂时，颇多灵应瑞兆，与佛经中地藏菩萨之瑞相相似。于是佛教信徒们把他当做地藏菩萨的化身，加以供奉，九华山也因此发展成为地藏菩萨信仰的专门道场和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地藏在九华山弘法75年，虽然没有创立宗派，也没有著作传世，但他却使地藏菩萨信仰深入人心，普及全中国，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功不可没。地藏对新罗佛教的贡献远不如前者，但地藏无疑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中最具代表性的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中韩佛教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
三、新罗佛僧海路求法的原因
第一，唐罗海上丝路为两国交流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海路已是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新唐书·地理志》载唐罗的交通有两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从楚州山阳县和海州也可入海达新罗。唐代发达的海上交通为新罗佛僧泛海求法提供了方便。据《全唐文》、《唐文拾遗》所载18篇入学僧的碑铭统计，除2人未入唐，一人记载不明外，其中15人中便有14人从海路入唐。
第二，唐朝的开放政策，为新罗佛僧学习中国文化提供了政策保障。唐朝外交管理机构完善，鸿胪寺主管外交事务，管理留学生也是鸿胪寺的主要职能之一。新罗留学生入唐后，由鸿胪寺登记管理，获得“鸿胪寺籍”，然后与唐代生徒一起进入国子监六学馆修习儒学、文学、法学等文化知识。同时由鸿胪寺或京兆府按月份供给留学生书粮及四季服饰。唐玄宗敕：“僧荣睿等，既是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对渡唐佛僧而言，唐政府提供的免费的衣食住行，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政策，新罗很多僧人渡海入唐求法巡礼。
第三，在唐新罗人为新罗佛僧求法提供了便利。8、9世纪，在唐朝的沿海地区形成了许多新罗人的聚居区。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扬州、楚州、海州、登州、长安、泗州涟水等地均有大量新罗人居住。位于今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的赤山法华院是在唐新罗人修建的寺庙，香火甚旺，来此听经的人常达200多。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男女道俗同集院里，白天听讲，夜头礼忏听经及次第。僧等其数卅来人也。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可见，法华院里讲经、听经者都是新罗人，他们既保留了新罗佛事风俗，也遵循唐朝风俗。大量的在唐新罗人职业种类繁多，务农，经营驿站，担任水手、翻译等，他们为渡唐僧侣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
第四，新罗王朝对佛教的迫切需求促使大量佛僧泛海求法。佛教在新罗升为护国宗教，说明得到了王室及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新罗统一之后，王室急需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来安抚民众，需要大力发展佛教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鼓励本国佛僧渡唐学习佛教理论就变得理所当然。
四、唐代文化交流的影响
唐罗的文化交流，从总的趋势看，是单方面输出，但佛教交流则有所不同。虽然中国的佛教对新罗佛教影响很大，但也呈现出双向交流、双向影响之势。新罗入唐僧侣中很多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佛教建设，他们翻译佛经、撰写教义、弘扬佛法。在唐代的译经活动中，不乏新罗佛僧的身影，如神昉、圆测、智仁、慧超、胜庄、慧日等。玄范、无著等先后参与义净、菩提流志、玄奘、不空等人主持的译经活动。其中神昉长期从师玄奘大师，帮助他译经，成为玄奘的四神足之一。据考证，唐代翻译佛经总数为2159卷，其中新罗佛僧翻译的佛经占译经总量的60%，为1273卷。可见新罗佛僧为唐朝佛教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入唐新罗佛僧的佛经研究不仅促进了新罗佛教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佛教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主要代表人物有义湘、圆测、顺憬等。法藏大师送与义湘的《华严探玄记》等中国华严经论，后大多失传。宋元丰八年（1085），高丽义天乘船渡宋，求学于杭州华严座净源门下，把从高丽带来的中国已经佚失的《搜玄记》、《孔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据》、《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华严纶贯》等教宗玄要奉赠慧因寺，使中国的佛教典籍“逸而复得”，对宋代华严宗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罗僧人坚毅苦修等佛教实践活动中也对中国佛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代表人物为地藏菩萨。新罗地藏圆寂之后佛教信徒称之为地藏菩萨应世，把九华山奉为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也成为了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新罗佛僧求法的另一个影响理所当然是推动新罗佛教步入辉煌。慈藏归国后确立了新罗佛教的戒律，被中国律宗的创始者道宣誉为“护法菩萨”。慈藏也是韩国律宗的创始者，建立了新罗第一戒坛。义湘被推为海东华严初祖，慈藏、义湘同为新罗佛教史上的“十圣”之一。
另外，慈藏渡唐，除研习佛法，也极推崇中华服章，回国后建议王室“举国咸遂，通改边服，一准唐仪”。又建议新罗使用唐朝年号。渡唐求法的新罗佛僧不仅对唐罗的佛教交流做出了贡献，也为唐罗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大大促进了新罗社会的发展。
注 释：
①②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6，42-43，60.
③转引自拜根兴.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3）.
④⑦蒋非非.中韩关系史（古代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39，139.
⑤崔致远.故翻经证议大德圆测和尚讳日文[M].蒋非非.中韩关系史（古代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39.
⑥关于慈藏入唐时间各学者意见不统一，蒋非非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中认为慈藏入唐时间为贞观十二年（638）。据《三国遗事》载：“藏自叹边生，西希大化。以仁平三年丙申岁受敕，与门人僧人实十余辈，西入唐，即贞观十年（636）也。”
⑧刘素琴，刘胜芳.新罗僧侣对当代佛教文化贡献实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⑨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卷四·慈藏定律条[M].
⑩关于义湘入唐时间，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崔致远的《义湘传》主张龙溯二年（662）；宋赞宁撰《宋高僧传》主张总章二年（669）；高丽一然撰《三国遗事》主张永徽初（650）。黄有福、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认为义湘入唐时间为龙溯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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