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昕娱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红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多年来，随着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大量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红山文化备受学术界关注。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在中国史前文化中晚期最具典型性，以祭祀天地为核心内容，同时也包括图腾崇拜、生殖女神崇拜等诸多方面。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研究表明，在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中，祭祀礼制已经初具规模，并不断向礼制发展，为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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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红山文化；祭祀活动；祭祀礼制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01-04
在中国传统宗教活动中，其核心内容就是祭祀。所谓“祭祀”就是通过祈求祷告等仪式有条件地给神送东西，这种行为就叫“礼”。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在中国史前文化中晚期是最具典型的，由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原始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而导致了祭祀活动的仪式化、经常化，祭祀用具的标准化，祭祀程序的制度化。对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大量考古材料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已经初步形成了祭祀礼制的雏形，为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礼与礼制的起源
礼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世代相承的主要形态。历代圣君贤臣都将礼作为安邦定国、励精图治的主要手段，甚至，有学者把礼看成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首要标志。①从礼的起源，到西周时期形成成熟的礼制，再经过整个封建社会的传承沿革，形成中华几千年礼仪文明发展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义之邦的美誉。礼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是什么时间产生的？在哪些地区最早产生的？正在形成中的礼制是怎样的一种概念？成为近年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争论的焦点。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在不断诠释着古代文献的记载，并修正、补充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和不足。
《礼记·礼运》有一段对早期礼仪活动的描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意思是说，最初人们在行“礼”的时候，要事先准备好酒和各种食物。而后把黍和屠宰后劈开的小猪摆放在石头上，再点燃柴草烘烧石头，炙烤食物。再在地上挖一个坑，把酒倾倒在坑里，人们用手从坑里捧酒而饮。此外，还要用土捏成鼓和鼓槌，用来敲打撞击，发出声响。采取这样的形式和方法，就可以表示人们对鬼神的崇敬之意。《礼记〉道出了最初的礼是源于人们的事神祭祀活动，实际是祭祀活动的仪式，这种仪式的产生当然是史前人类宗教思想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及复杂化，那种原始、自然形态的敬神崇祖等宗教思想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需要，于是由原来单纯的敬畏神鬼思想，逐渐物化成一种人们容易感受到的饱含浓厚意识在内的物质的东西，开始时是创造各种神灵崇拜物，如以动物形象雕塑而成的玉石器等。但是仍然表达不尽人们的虔敬之情，祈福的效果也显现不出来。怎样才能与神进行有效的沟通，而达到最佳的祈福效果？当然就是饮食和玉帛了。正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玉也就成了“媚神、崇神、祀神、享神”的工具。以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所有的祭祀活动中都离不开那些养命之源的食物以及具有灵性的玉石。当然由于各地区经济状况的差异，自然环境的不同，祭祀的工具与供品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在祭天、祭地、祭祖先中又有不同的礼仪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礼仪由沟通天人关系，逐渐发展为整合人际关系。
从礼仪的产生，到礼制的形成，则又是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结果。随着权力人物的出现，礼天地、祭祖先逐渐演变成为外在的包装，而核心精神则成为少数人进行巩固权力、维护等级的方式，并在祭祀建筑、设施、用具、仪式和内容上形成了愈加严密的一整套礼乐制度。越来越多的新石器晚期考古材料的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以前礼制的雏形已出现在中国的南北各地，而红山文化则成为北方最具典型的代表之一。红山文化墓葬的不同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都说明了最初等级礼制的起源。
二、敬天祭祖观念与祭祀礼制的滥觞
祖先崇拜是人们在对自身由来的认识中形成的崇拜体系，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理解，其思想核心是祖先亡灵崇拜。天地观念又是自然崇拜长期发展的结果。敬天崇祖观念的不断发展便逐渐使原始的祭祀活动向礼仪化发展。“要理解中国国家的起源及组织性质、制度、社会结构，均应与祭祀活动的研究结合起来。祭祀是认识上古国家的钥匙”。②不错，当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祭祀礼制的时候，便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关于祭祀礼制的起源，过去人们一直以文献资料推测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持。随着近20、30年来考古学的新发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史前祭祀礼制问题成为热点，因为它使人们认识到，礼制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前祭祀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则表现为筑坛祭祀方面。中国古代文献对祭坛的形制、功用及溯源等的记载是相当多的，《尚书·金藤》、《国语·楚语》、《礼记·祭法》、《墨子·明鬼下》、《史记·五帝本纪》、《说文解字》等等均有记载。虽然表述各有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大体说来“坛”是用土石筑成的丘台，用于祭祀。这些文献记载的大多都是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间的事。考诸古代文献，祭坛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五帝时代的舜，《史记正义》注释《五帝本纪》“舜饬下二女于妫汭”一句，引《括地志》云:“河东县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这是文献中言及的最早的坛，但仅此一句，其坛具体形制今已无从考。近年的考古发现不仅证明了虞舜时代有祭坛，而且把中国筑坛的历史又向前推进到5000年以前。
粗略统计，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有十多处，尚不包括带有祭祀性质的遗迹或尚未被认识者。③比较重要的有北方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牛河梁、草帽山祭坛，南方良渚文化的瑶山、④汇观山祭坛，⑤中原龙山文化的鹿台岗祭坛，⑥西北齐家文化大何庄祭坛。⑦近年来，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南澄县城头山又发现两处祭坛。⑧这些不断发现的史前祭祀遗址都为中国史前祭祀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最新而且是弥足珍贵的资料。这其中，尤以红山文化及良诸文化祭坛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关于红山文化祭坛礼仪制度的形成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首先，祭坛地址的选择、建筑的规划以及建筑的规模。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红山文化晚期的祭坛通常选择在自然丘陵或人工夯筑的平台之上。东山嘴祭坛位于南大凌河西岸东山嘴村北的一个长弧形山梁上。山梁正中为一平缓突出的台地，海拔高度353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带，一望无际。遗址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其建筑布局特点是南圆（坛）北方（坛）分布于南北轴线上。位于石砌建筑中心部位北部，是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的大型方形基址，石砌建筑中心部位的南部是两组圆形基址，其中最南的一组坛址直接坐落在山头的基岩部位，为三个大致相切的圆形石坛，两个轮廓较清晰，直径3米左右，均为单层石块砌成，边缘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中间铺满稍小的河卵石，形成坛面。其北约4米为一座较晚形成的正圆形坛址，这是一座独立的圆形坛，直径2.5米，边缘砌以一层薄石片，石圈内铺满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一座更为明确的祭坛。它与北部的方形坛南北呼应，相距约15米，形成明确的南圆北方两个单元。⑨又在中心部位的东西两侧分别各砌筑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墙带，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祭坛已初步显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礼制特色，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南地北、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在这里也有明确的体现。或许东山嘴祭祀建筑就是这一思想观念的源头之一。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遗址位于牛河梁遗址群的中心部位，是牛河梁多道山梁中处于中部的第二道山梁，海拔高度为627米。这是一处坛冢结合的遗址，在东西长150米、南北宽8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一冢五坛，由西向东一线铺开，依次是1号冢、2号冢、3号祭坛、4号冢、5号冢，祭坛后为6号冢。可以看出其布局特点是坐北朝南，祭坛居于5冢的中心位置，5冢呈拱卫祭坛状。3号祭坛与6号积石冢构成南北中轴线，其它4个积石冢以祭坛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祭坛坛体为正圆形，用石块砌成三重圆的台基，三重圆直径分别是22米、15.6米、11米，每层台基以0.3～0.5米的高差由边缘向中心层层叠起，第三层坛面以石铺成，较为平缓，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坛体。这种祭坛形制与良渚文化祭坛颇为一致。另外，在牛河梁第十三地点发现的巨型建筑，被考古学界看作是中国5000年前的“金字塔”，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其是墓葬还是祭坛，但是我们认为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有祭坛的功能。其实，牛河梁积石冢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墓葬，而是特有的冢坛结合体，当然具有坛祭功能。
从两处祭祀遗址及其他具有祭坛功能遗址的选择和建筑布局看，应当是经过有一定勘测并在一定观念支配下进行精心选择和规划的，甚至是经过不止一次的部落联盟大会讨论通过的。选择在较高的岗梁上，具有容易接近天的寓意。南北中轴线和东西对称的建筑布局是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礼制的。特意选择在远离人类居住区的地方，就是要造成人神相分，少数人“通神独占”的形势。就其规模来说，苏秉琦先生认为：“这绝非一个氏族甚至一个部落所能拥有，而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⑩
其次，祭祀遗址出土器物及器物组合。在东山嘴祭坛不仅出土了20多件女神塑像残片，较为重要的是一尊有如真人三分之一大小的陶塑坐像和两件小型孕妇像，还出土了双龙首玉璜和绿松石鸟形器。出土的陶器有三足小杯、彩陶盖盆、黑陶圈足盘、多层组成的镂孔瓶形器等特异形陶器，尤其是大量的彩陶筒形器环置于砌石边缘最为壮观。女神像、精美的玉器、非生活使用的陶礼器同出于祭坛遗址中决不是一种巧合，应该是作为专门的礼器用于祭祀礼仪活动的。而牛河梁第二地点各积石冢出土的器物组合更具典型性。位于祭坛西侧的1、2号积石冢以出土玉器最多著称，我们姑且称之为“玉器冢”，其组合关系呈现出如下的特点：（1）勾云形器与动物形玉器为最主要的组合形式；（2）中心大墓玉器出土多，而且都是高等级的玉器，如勾云形玉器、动物形玉器、玉璧等；（3）1、2号积石冢所有的葬玉墓中无一例单独随葬玉饰品；（4）所出土的玉器每种器形都有大体统一的规格。再看祭坛东侧的第4、5号积石冢——考古学界称为“筒形器墓”。这两座积石冢则以大量的成排立置的筒形器为其显著特点，墓葬中只见陶器，不见玉器。无论筒形器还是墓中的双耳彩陶盖瓮都非生活实用器，而且器形都有统一的规格。第五地点虽然规模小于第二地点，但是在出土器物组合上却与第二地点惊人的相似。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里出土的玉器、陶器是一种完全脱离实用功能而表示观念形态的器类，它们作为通神的用具也有着表示随葬等级、组合关系、形制规格的礼制特点。
第三，祭祀阶层的规模及层次的划分。相关考古材料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专业祭祀人员，即“巫觋”阶层。不仅如此，从牛河梁积石冢群墓葬规模、死者随葬品看，当时的“巫觋”阶层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专业群体，而且内部应该有明确的分层和分工。以筑有祭坛的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为例，牛河梁第二地点紧靠祭坛的2号冢1号墓被考古学家看作是中心大墓，虽然墓内已被严重扰动，未见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随葬品，但从墓的规模看死者的身份是非常高的，其身份应该是部落联盟首长兼第一大主祭。第二地点围绕祭坛的五个积石冢数十座墓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高级别的巫觋集团，这个集团中有男有女，男觋占有绝对多的数量。而1号冢无疑是这个巫觋集团中级别最高的一些巫觋，1号冢是第二地点五个积石冢中发现墓葬最多的一个冢，已发掘的就有27座，而玉礼器也主要出自这座积石冢内，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礼器的几种形制在此冢中均已具备，如玉箍形器、猪首龙形器、勾云形器、玉璧、双联璧、琮形器（竹节状珠）等。尤其是21号墓、4号墓、14号墓的主人很可能具有主祭者的身份，其余的墓葬死者可能是这一高级祭祀集团中地位较低的负责各方面具体事物的并对主祭们负责的祭祀人员。
居于祭坛东侧的四号冢，因最外层整齐地立置一圈无底筒形陶器而被考古学家称之为“筒形器墓”。四号冢已发掘墓葬14座，随葬品主要为陶器，个别的随葬玉器，一般只有一件。最典型的是第5、6、7号墓，随葬品均有双耳彩陶瓮，墓外立置无底筒形器一圈，直径在6～7米。位于四号冢东北侧的五号冢冢界内侧也保存有成行排列的筒形器，但规模较四号冢小得多。因此，我们推测四号冢、五号冢可能是以筒形器为主的陶礼器的管理者或以陶礼器主持仪式的祭祀者。
牛河梁第五地点又是一处坛冢结合的遗址，共分三个单元，第二单元为祭坛，第一、三单元为积石冢，形成了另一个祭祀集团，虽然规模小于第二地点，但层次却与其相当。其中1号冢可分出三层，下层有窖坑，出有彩陶器和斜口器等陶礼器；中层有筒形器成行排列的迹象，附近散布有圆形石堆和烧土面；上层为大型积石冢。此冢中的中心大墓，出土了成组的玉礼器，即有玉璧2件，玉龟2件，勾云形器1件。其出土的组合与第二地点1号冢21号墓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具有主祭者的身份，他们是玉礼器的掌管者和使用者，1号冢是这个祭祀集团中级别最高的巫覡。3号冢有成圈排列的无底筒形器，未发现玉器，也无中心墓葬。与第二地点的第4、第5号冢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应该是以筒形器为主的陶礼器的管理者或以陶礼器主持仪式的祭祀者，级别上也逊于1号冢的那些祭祀者。通过对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几座积石冢墓葬内容的分析可知，红山文化时期，巫觋的职业化已十分明显，已形成庞大的专业的祭祀集团，而且，在这个集团内部又可分出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分工，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从墓葬随葬品中所反映的信息看，高级别的巫覡应当还是公共事务的领袖，具有官僚化倾向。正是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逐渐演变成中国特点的政治体制。
第四，考察分析祭祀仪式的各种情形。在东山嘴、牛河梁第二地点、第五地点等祭坛遗址中，出土的成组的玉礼器，成排、成圈立置的无底筒形器以及大型女神坐像，这些材料本身就反映了红山先民在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时举行仪式的某些信息，但是我们还要搜寻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推断红山先民举行祭祀仪式的宏大的场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在东山嘴祭坛还是牛河梁祭坛，都发现了较大面积的红烧土面和灰土堆积，显然这是长期用火遗留的痕迹，从而我们联想到古代文献记载祭祀时有燎祭的仪式。商代的燎祭，仪式很多，见于卜辞记载的有柴、尞、禘、木、烄等。卜辞中存在大量关于燎祭的记录，如“尞于东母三牛”、“尞于岳”“尞于帝云”等。《礼记·祭法》亦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孔颖达疏解云:“燔柴于泰坛者，谓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为什么要用燔柴这种方式祭天呢?他进一步解释说:“以天之高，故燔柴于坛。”“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因为天高高在上，无法企及，人们只有通过燔柴，借助冉冉升起的烟雾来传情达意。《尚书·尧典》记载舜在泰山“柴”祭上帝:“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表明舜曾经在泰山举行过燔柴祭天礼。燔柴祭天，也就是“燎祭”，燎祭时不但使用了玉、牲等祭品，还有焚人祭天的可能。朱天顺先生研究指出，在原始社会，祭天就常采取将供物火烧烟化的办法。原始人群以为供物经烟化后，能直达天上，便于天神享受。东山嘴祭坛、牛河梁祭坛所发现较大面积的红烧土面和灰土堆积，说明红山先民在祭坛上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过盛大的燎祭仪式。在燎祭仪式中，应当有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祈祷和舞乐行为，从而把祭祀活动推向高潮。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较为规范的祭坛礼仪形式。庄严而隆重的典礼仪式使敬天祭祖观念深入人心，并不断地向礼制发展。祭祀礼制，在炽热的祭祀活动中产生，并且成为中国文明发展过程的历史起点。具有制度化的祭祀活动、官僚化倾向的祭祀组织、世俗化和伦理化的祭祀观念，贯穿于整个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中国礼制的早期形态，并成为高度发达商代礼制的渊源之一。当然，为了更好地把握红山文化祭祀内涵，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祭祀礼制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要正确区别史前礼仪性建筑与礼乐制度中礼制建筑，区别史前祭祀礼仪用器与礼乐制度中的礼器，区别反映等级分化的埋葬现象与礼制成熟阶段的墓葬等级制度，从而深入研究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注 释：
①包和平，等.礼——中华文明起源的首要标志”[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②卢军.祭祀与中国早期国家历史互动进程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学术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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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8,(1).
⑤刘斌,蒋卫东,费国平.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97,(7).刘斌,王云路.余杭汇观山遗址发现祭坛和大墓[J].中国文物报，1991-8-11.
⑥匡瑜,张国硕.鹿台岗遗址自然崇拜遗迹的初步研究[J].华夏考古，1994,(3).
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2).
⑧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9,(11).
⑨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建筑群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11).
⑩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J].东南文化，1988,(5).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科学出版社,1956.
朱天顺.原始宗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