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娟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日本一代文豪夏目漱石，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为主线写出了大量名作，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夏目小说的女性群象。笔者首先对这些女性群象进行了类型学考察，发现兼备传统女性的温顺沉静和新女性的浪漫知性的女性人物更受夏目欣赏。其次，笔者以夏目创作的时间顺序为轴进行了考察，发现夏目前期作品中的女性多是男性人物的陪衬，从《明暗》开始，夏目试图从女性视角展开叙述，也开始表现出不同的女性关照。另外，作为大众传播中的一环，夏目漱石是以《朝日新闻》为媒介，以知识分子阶层为受众进行创作的。按照大众传播中媒介和受众的互动关系理论，夏目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女性期望和女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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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夏目漱石；女性观；知识分子；大众传播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152-03
一、先行研究
作为“日本现代文学巨匠”[1]，夏目漱石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小宫丰隆甚至将其奉为“国民作家”，可以说夏目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人物。同时，身为《朝日新闻》专栏作者的他作为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其女性观可能就是作为报纸读者主体的知识分子的女性观的反映。要研究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女性观的变化与矛盾，对夏目女性观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笔者试从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整理分析。
一方面，从切入视角来看，国内外的夏目研究多建立在他文学家身份的基础上：相原和邦等多对其表现手法进行研究，土居健郎将作品分析与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重松泰雄着重对其生平进行研究。值得重视的是，据夏目妻子镜子回忆，夏目在进入《朝日》之前的写作属于“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的程度，进入朝日之后才“拼命写作，不管他事，煞费苦心”[2]。他也正是以报纸专栏记者的身份，写下了《三四郎》《心》等众多连载小说，他的媒体人身份对他作品的人物刻画、作品中价值观等的形成和表现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就大众传媒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而言，考察夏目媒体人的身份对分析他的人物塑造甚有裨益。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上说，以往的研究多是分析其某一作品的一两个女性形象，这类研究因缺乏类型学视野显得系统性不足，本文试图将夏目作品组成系列进行探讨。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对众多典型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为横轴来整合夏目作品中的女性群像，以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为纵轴考察其女性观的演变轨迹。总之，本文以夏目作品的女性群像为研究对象，以探讨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女性观为研究目的，并试图借助大众传播理论为充分理解文学现象的发生和深入分析其成因提供新的视角。
二、夏目漱石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群像及其女性观
夏目对女性形象的绘制，或是以三角恋爱关系为背景，或是以婚姻生活为背景，婚恋观可以视为夏目女性观的主体。在夏目进入《朝日新闻》之后的作品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共有九部，分别出现了九位主要的女性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笔者以作者描写人物形象时的选词和人物命运的走向为标准分析了作者对这些女性形象的不同态度，发现用词多为褒义，又能得到主人公的爱慕和理解的女性才真正代表了夏目的理想女性形象：她既要接受新式教育，懂文化，有学识，在夜半读书时能红袖添香；又要有传统女性的勤劳温柔，还要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筹帷幄，做好贤内助。
（一）对温良贤淑的传统女性的向往
《从此以后》中温柔敦厚的三千代受到代助和平冈的喜爱。她聪慧通透，洞察力强，总能猜透代助的心思。性格上沉稳内敛，面对丈夫平冈的外出寻欢她选择隐忍不言，而在经济生活拮据，丈夫无能无力的时候，又有以女子身份出门借贷的魄力。《门》中的阿米是宗助和安井争夺的中心，文中形容她的聪敏机智让丈夫宗助都感到“十分震惊”。她文雅娴静而坚强，不管处在何种苦境里，都不忘让宗助看到自己的微笑，又有种花赏花的美好情趣。《心》中的静子夫人是先生和K喜爱的对象。她温柔娴静，沉默寡言，无论是年轻时的静子小姐还是后来的静子夫人都是一派淑女风范，先生对她“简直有着近乎崇拜的爱”、“尽管发誓不相信其他人，却绝对地相信着小姐”。这些女性都具有沉静贤淑的传统美，从小说的遣词用句可以看出，她们是被夏目欣赏和祝福的。相反，同样以婚姻生活为背景的《道草》中的阿住，是夏目理想女性像的典型反例：她不能理解丈夫，甚至有意和丈夫作对，在丈夫的眼中是“可恶的”、“歇斯底里的”，反而“成了丈夫苦恼的源头之一”。
（二）对自负叛逆的新女性的批判
《虞美人草》中受到小野和宗近追求的藤尾，自负高傲，偏执任性。这样一个有着强烈自我主张的新女性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友情和爱情，甚至被爱人欺骗背叛，最终自杀。夏目曾在给小宫丰隆的书信中这样写道“不可对藤尾有同情心，那是个讨厌的女人。像诗一样，却不老实。是个缺乏道义心的女人”。《三四郎》中的美称子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女性，她正在实现着自我的觉醒。然而，这样一个“有易卜生笔下女性的特点”的女性是不被夏目祝福的。在夏目笔下，美弥子乖僻傲慢，个性张扬，作者借三四郎和广田之口形容她“任性”、“粗暴”。《春分过后》中的千代子，心机深沉，为了让须永重视自己，甚至骗他说自己要嫁给高木，最终落得和须永闹翻的下场。她要强的个性不仅没有让他得到须永的真爱，反而让他看不起自己。《行人》中固执的阿直在一郎和家人面前以扭曲了的忍耐为武器，她乖僻冷漠，不愿直接坦率地表明心迹，而是用别扭的、自虐式的隐忍进行反抗，让整个家庭陷入沉重而黯淡的氛围。她不仅用冷漠为手段报复一郎，又诱惑愚弄想要试探她的二郎。作者甚至将她比作“缠绕一郎的蛇”，可见夏目对此类女性的排斥和反感。
（三）夏目女性观的时代变奏
夏目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内心都进行了细腻、深刻的描述，而与此相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明显只是作为男性人物的陪衬出现，女性没有自己的内心独白，甚至作品中的很多女性配角连名字都没有。夏目以报纸撰稿人身份描写的第一个女性便是藤尾。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藤尾也不过是作者表述其伦理观的一个工具，作品中对藤尾的心理描写少之又少，甚至在进入高潮的藤尾自杀一节中，作者也没有给出关于藤尾内心变化的心理描写。藤尾的死让《朝日》的读者大为惋惜，有很多读者来信请求夏目拯救藤尾[3]，但这样一个任性自我的女性在持有传统女性观的夏目笔下是非死不可的。为了弥补读者的遗憾，夏目于第二年创作了美弥子这一形象。美弥子相对藤尾更加真实，不像藤尾“宛若天仙”，不沾凡尘。随后，作者又相继创作出阿米、静子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夏目最后一部作品《明暗》中的阿延，已经不再是一个美丽的幻影，完全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相对立体生动的女性，作者在她的心理活动上也不吝笔墨，甚至让她和主人公津田处于并列的地位，共同组成作品展开的两条主线。以这些女性人物出现的时间顺序为轴，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夏目笔下的女性形象由理想化、虚幻化不断地变得生活化、真实化，另一方面，也由最初的无思想无发言权变化为有自己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心活动的较为生动立体的女性。
夏目女性关照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以上所说的质的变化，在对女性人物的着墨上，《明暗》和其他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如下表所示，以《明暗》为界点，夏目在女性人物刻画上的着墨明显增多。正宗白鸟就曾评价说“我读到明暗，才初次觉得漱石变得懂得女人了”[4]。可以说对阿延的刻画是夏目女性刻画上的一大分水岭。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变化也反映着夏目本身女性关照的不断变化：他对女性的态度由漠视渐渐转为了关怀与同情。
三、夏目女性观及其时代变奏的成因溯源
（一）夏目矛盾女性观的形成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一方面面临着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冲击，近代启蒙思想在日本得以传播，女性解放论、男女平等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女性）纷纷学习西方的近代知识、教养以及自由平等的思想精神。有知识、懂外语、堪当子女良师的女性，成为当时的理想女性。”[5]另一方面,男权社会下旧有的封建女性观仍旧有所残留，男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女德在夏目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传统女德“由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如勤勉、质朴、俭约等和对家庭的道德要求如三从七去等构成，顺从丈夫如同顺从君主、顺从姑婆倾力尽孝的女性被认为是理想女性”[6]。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新旧激荡的矛盾，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女性理想也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希望自己的理想女性具有新时代新女性的情调，会欣赏油画和西洋音乐；又希望她们拥有日本传统女性的沉静内敛，温柔体贴。
（二）女性关照产生变化的原因
从对美弥子等“离经叛道”的新女性的批判到对《明暗》中阿延的同情，夏目的女性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展开，一是学校教育的普及。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女性解放论随着西方启蒙思想一起传到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在岸田俊子、福田英子、清水丰子等人的带领下乘着自由民权运动的东风逐渐兴起。1911年，青鞜社的成立更是为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新的阵地。从《三四郎》中也可以看到夏目对女性解放运动的关注。作品中提及的阿芙拉贝恩（1660-1689）和萨福（约前630～约前592或560)，都在女权运动中有着特殊的身份与影响，两者都是女性解放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明治时期日本开始推行学校教育，女性也得到了在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一部分女性开始参加工作，走入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夏目作品中女性地位由被忽视到被重视的变奏的主要原因。
四、夏目漱石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女性观的反映
作品及人物是由作者创作的，人物的塑造必然和作者的主观诉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进入《朝日新闻》后，夏目的身份由业余作家转变为报纸专栏撰稿人，媒体人的身份决定着他要以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为受众进行创作，而受众的行为主动倾向优于被动倾向，也就是说，对报纸的选择等行为属于读者的主动行为。为了吸引读者订购《朝日新闻》，夏目必须写出符合知识分子理想的女性形象;反过来说，既然夏目是以取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为目的进行创作，其女性观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女性理想有所反映。
（一）夏目媒体人的立场与其女性形象的塑造
日本近现代小说在发表形式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多以报纸连载的形式问世。出于商业竞争的目的，作家在创作中会有意识地以报纸的主要阅读群体为对象进行创作。夏目漱石也不例外，正如他在入社致辞（1907）中说“报纸就是买卖”。作为《朝日新闻》的专栏作者，夏目漱石的立场已经从作家转为新闻人、传播者，他的文学创作成为了大众传播中的一环，他的小说也从单纯的文学作品衍生出了媒介的性质，而媒介的使用取决于“可能成为受众的人”的需求和期望。根据《环球时报》的统计，无论从读者学历还是收入来看，朝日新闻都领先于其他报纸（朝日新闻读者户主学历为大学以上的占33.2%，一户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的占31.8%）。“作为一个报业集团在20世纪初期……成为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普及率最高的报纸。[7]”在报纸还属于新兴媒介的明治时代，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群就成了《朝日新闻》的受众。夏目漱石的写作对象就是具备买报纸的经济能力，有阅读报纸的知识能力并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买报的知识分子阶层。他本人就曾在致小宫丰隆的书信中说过：“是为博士（博学之士）水平以上的人，即我们这样的人士而写的”。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题材较之其他选材更容易引起报纸读者的兴趣，知识分子的爱情与生活是大多数读者都关心的问题。因此，考虑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心理，夏目笔下的女性形象必须符合知识分子的期望与需求。在其十四部中长篇小说中，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就有十部，所占比例为71%。因此，作为《朝日新闻》的专栏撰稿人，夏目作品中反映出的女性观不仅是他自己的女性观，也反映着读者这一受众的女性观，即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女性诉求。如果我们把麦奎尔的媒介使用的结构模式图[8]进行简化，如图所示，媒介行为要满足受众的需求，受众对媒介行为形成反馈。
也就是说，为了增大自己作品的市场号召力，夏目的创作要照顾读者的审美情趣，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知识分子的女性观又通过夏目的创作反馈出来。
（二）同期知识分子的女性观
大众传播理论为夏目漱石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女性观的反映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而夏目漱石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女性观的反映并不只是体现在理论层面，明治时期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都像夏目一样怀有复杂而矛盾的女性观。由于明治时期知识分子数量巨大，这里仅举与夏目同被称为“20世纪前半叶三巨匠”的森欧外和芥川龙之介为例，以期为夏目女性观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女性观的反映提供有效例证。森欧外对《舞姬》中爱的热烈疯狂的爱丽丝和《雁》中追求独立自由的阿玉持着欣赏的态度，但又在《半日》中借高山博士之口指出“克己”“忍耐”“意志坚定”是作为妻子应该具备的品质。芥川龙之介《大葱》里的阿君已经萌生了追求自主，有浪漫情怀的新女性的萌芽，而《密林中》的真砂违反了芥川“贤妻良母”的理想女性观，不仅丈夫对真砂绝望鄙视，连要劫色的强盗都骂真砂为“贱货”，对其厌恶至极。
五、结语
本文首先从两个方面试对夏目漱石的女性观及其变化进行了归纳整理。一方面，将夏目进入《朝日新闻》后作品中的女性群像进行了分类，并明确了夏目的理想女性像是兼备传统女性的温顺沉静和新女性的浪漫才华的矛盾统一体；另一方面，将夏目的作品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梳理，发现夏目对女性人物的态度由最初的轻视变为最后的关注同情。其后，笔者对夏目女性观的成因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溯源，发现夏目女性观的形成和明治时期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女性关照的变化则是由于女性解放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最后，笔者试用大众传播理论分析了夏目女性观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女性观的反映，发现夏目复杂矛盾的女性观也是明治时期知识分子这一整体的女性观，他的理想女性像也是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理想女性像，即女性既要受到封建家庭的熏陶又要受到现代教育的影响，不仅要具备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特质，还要兼备新女性懂文艺懂浪漫有思想有才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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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何少贤.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M].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00.
〔2〕夏目漱石著,岩波書店編.漱石全集 月报.[M].東京：岩波书店,1975.
〔3〕夏目漱石.漱石全集[M].東京：岩波書店，1966.
〔4〕小谷野敦.夏目漱石を江戸から読む[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5〕王维维.浅谈小说《浮云》中的阿势与明治社会的女子教育[J].成都：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09.
〔6〕汪麟麟.日本の「良妻賢母」思想に関する研究一一その伝統性と西洋性を中心に[D].天津：天津理工大学，2008.
〔7〕尹良富.《朝日新闻》的知识阶层读者战略——怎样从通俗小报走向高品位大报[J].中国记者，2003.
〔8〕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等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