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倩1，谢忠文2
（1.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本文对某快速城镇化的郊区乡镇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蜕变过程，不仅包括就业方式、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等现代性转型，还包括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自主意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政治认知不充分等因素，城镇化快速变革地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表现出独特形态。应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加制度供给，不断扩大参与路径，适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规模，从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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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民化；农民工；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75-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贵州省教育厅2014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立项课题（自筹经费项目）“贵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4ZC171）成果
一、政治参与度是市民化的重要视角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特别是参加所在社区的投票选举，其目的在于表达、维护、实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多路径，但作为市民生活方式的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重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把政治参与作为市民化的路径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涉及到户籍制度变迁，而且也涉及到市民角色认同转型、城市生活方式养成，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政治参与。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文化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尺。一个群体从村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其重要衡量标准就是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从实践上来说，理清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过程与城镇化市民化之间的关系，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地方社会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有序推进社会治理必须切实解决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完成初步市民化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引导他们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来，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管理问题，推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进程。
二、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调查地情况
政治参与最具活力的地方应该是利益诉求最强烈、身份转化冲突最明显、新旧群体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要了解市民化与政治参与的复杂关系，必须对最具典型的地区进行深入考察。本研究选择了贵阳市W区D镇作为考察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关系的重要场域。
D镇位于贵阳市东北城郊结合部，总面积73.67平方公里，有汉族、苗族、白族、仡佬族等13个民族，人口约31500，其中农业人口20741人，流入人口5432人。D镇是W区首批建设的三个明星乡镇之一，其特点是乡镇企业发展快，流动人口多，城镇化速度快。从整个贵阳郊区乡镇来说，其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同质性程度还比较低，市民文化和农民文化的交锋比较明显。就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特有的工业园区，建材龙头企业和医药、电器、机械等骨干企业相继落户，使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于市民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样本。但由于其城镇化过程十分迅速，群体结构还没有成型就迅速分化，就这一方面来说确实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调查对象情况
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越复杂，其反映出的共同的参与认知、参与路径、参与效果等就越具有指导价值。本研究中“农民工”概念要比传统研究所指涉的范围要大，是指在城镇没有固定房产，并且在城镇从事经济活动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民。另外，由于征地，新移民在D镇的市民化过程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将他们列为调查对象。
从来源结构上看，D镇是一个新移民的城镇，虽然建镇较早，但规模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后城镇规模才逐渐变大。在调查中发现，移民主要来源于于省内县乡，约占70％。这些县乡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移民是当然的。人员的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且收入差距与人员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除了省内县乡移民外，本地农村的人员数量也不少（占18%），他们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的郊区农民。这个群体的认同感比较强烈，他们往往在城镇化之前便已经通过与亲属的交流、经济交流等逐渐熟悉了城镇生活，比起其他县乡的新移民认同感更强烈。
从收入结构上看，由于收入不稳定以及劳动技能在城市无用武之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收入都普遍较低，且没有稳定来源。在被调查者中，大都收入在500元/月以下，比例占到54%；500—800元/月的占到了18%；800—1500元/月的占到16%；1500元/月以上的占到14%。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对政治主体的影响是显然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市民化的对象显然没有精力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大量研究也发现，没有稳定经济收入，参与者的主体性是难以达到的，而这种主体性恰恰是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
在年龄结构上，调查发现：年龄结构还是以20—3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到被调查者的52%；20岁以下的占到12%；30—50岁的占到28%；50岁以上的占到8%。部分50岁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丧失技能更新的可能性，处于收入结构的底端。而随着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等地返乡）增多，30~50岁之间的农民工收入比较丰裕，基本能够适应劳动技能的更新速度。而且大多数这部分调查对象对未来生活往往有憧憬，有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的动机。而同样是这群人，由于有一些参与经验，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
从文化结构上来说，大专以上仅占到2%，高中或中专占到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被调查对象的60%，小学及以下占到30%。这也就决定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这部分人年龄大约在20—50岁之间。正如我们上述指出的那样，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希望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不低。但是他们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系统的自信力往往不够强，挫折感也较强，所以政治效能感非常低，这会造成很多积聚性的社会矛盾。
三、市民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市民化中的政治参与具有独特样式，具有如下特点。
（一）以外部环境为前件的政治参与
任何政治行为都不仅是行为主体自我封闭式的行为，它同样受制于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决定了农民工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模式。从驱动力方面来看，市民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市民化，一种是被动的市民化。除了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带来的市民化过程外，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中国出现的市民化大多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农村不断地被迫进入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不同的是，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给进入城市的农民更多冲击，农民收益更少；反过来，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成本更小。这是因为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因地价高、企业密集而获益更多。他们会因为地价高而能够在周边地区购买住房，会因为企业密集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较快时间内适应城市角色。在这两方面，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处于不利地位。从短期来看，失地农民尚可以依靠一次性安置补偿费维持生计，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迅速下降。但从长远来看，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将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从而给社会留下诸多隐患。
（二）先天营养不良的政治参与
亚里斯多德等古典政治学家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政治参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规定，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自身。马克思也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人实现自由的根本前提。但政治参与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必须要求参与主体有足够的能力，否则如亨廷顿所言，过度的、无序的、无理性的政治参与只能带来社会动荡。从这个方面来说，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所表现的先天营养不良，还没有准备好，就被迫卷入政治过程，他们必须在学习中提升参与能力，在摸索中探索实现自身利益的路径。传统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理论均有一个经验的假设，即经济发展带来人均识字率提高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些都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参与扩大。但我们对D镇的研究却有另外的发现，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愿望却没有多大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水平的确会造成政治需求的输入急剧膨胀，政治参与的规模、路径也因此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这种相关性只有到人均月收入达到1000元，政治参与的规模才有所上升。另外，剩下的大多数市民化的农民工主要在镇上从事临工或者经商，与D镇各社区的联系密切，尤其在卫生管理等方面更是如此。他们在内仍认为自己属于外来人员，对迁入地的政治参与并不热心。但是当经济收入突破一定量后，这部分农民工对政治生态的认同和关注就明显提高了。D镇临近贵阳市W区近郊，为中心城区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工作以农业为主，但非农产业要占23.7%，收入水平长期徘徊在800—900元左右。由于生活重心在工作地，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不热心，一般通过所在企业中的政治参与来获取经济利益和心理的满足感，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参与替代”。
（三）政治认知极不成熟的政治参与
通过对D镇的调查发现，大约有10%的农民工认为是否把户口迁到D镇对他来说无所谓，有20%的希望迁来，有70%的并不希望迁来。认为城镇户籍很重要的缘于城镇的社会保障。在他们看来：（1）户籍制度本身不是阻碍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只有真正具备城镇生活方式和收入才能成为城里人，获得城市的高品质生活。（2）对预期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大多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留恋农村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上也仅限于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简单的关系，对于以契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他们不能有效应对。总的来说，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城镇化进程所具有的变动性、复杂性特点具有很大关联性。也就是说，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态和样式。
四、结论
本调研归纳出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参与形态与一般理论假设具有较大差异，这决定了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需要变革思维，另辟蹊径。基于此，我们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以期减缓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震荡。
（一）重新评估政治参与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实践价值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给与农民工社会保障，也不仅仅是给农民工一个城镇户籍，甚至也不仅仅是培养农民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的市民化还必须通过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城镇的政治过程中来。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的社会意识，还可以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增强他们的效能感，把积聚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各种被剥夺感逐渐消解。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对待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作用，用积极的心态对待这种现象。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让农民工全面参与所在社区政治生活的城镇化才是丰满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也只有如此农民工才能彻底地实现自身现代转型。
（二）加强以促进政治参与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随着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为了仔细考察制度供给的必要性，我们需要考察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在逐渐扩大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面前不应该也不是毫无作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政治参与的特点，积极增加制度性的供给，以便积极稳妥地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
客观来说，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在发展，农村人口流动也逐渐突破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尽管城乡户籍人数的比例仍然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其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比户籍的获得更为困难的，还在于城市的一些特质，尤其是在城市生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农民，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为了刺激他的政治参与愿望，政府必须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培训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再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当中来。
（三）在提升权益中不断拓展政治参与途径
维护农民工政治权益，必须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提升参与度和扩大参与范围。一方面农民工远离户籍地，不仅无法参与到一些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管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参与人大选举、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委会自治管理等。但从现实来看，农民工最需要的权利应该是参与他工作、生活所在城市的社会管理，增加在城市社会中的发言权，更好的反映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权益。
受制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相关的附加制度，大多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之外，缺乏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的途径。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表示社区的选举和管理跟他们的联系不大，认为这是本地人的事，跟外地人无关。因此，拓展农民工的参与渠道，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权益，最大限度地吸收农民工参与当地公共事务；通过强化有序的政治制度建设来激发、容纳、消化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