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阳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自由主义思潮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潮之一，其核心变现为个人主义。“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宣扬人权、民主、平等等思想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舆论基础。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自由主义思想慢慢被中国的革命者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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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由主义；局限性；传统；现实
中图分类号：K26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27—02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宣扬人权、民主、平等等思想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并引发了五四”新思潮，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本文从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缺陷出发，对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进行讨论。
一、“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主要核心为个人主义思想，即个人应该首先追求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自由是指个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由自己独立作主，从外界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个体自由向着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等不断的迈进，但自由首要的最基本的还是指个体自由。同时个人主义思想认为：“人们虽然向往自由，不断地争取自由，但是人们的自由无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自由历来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然而，自由的真谛并不在于它是否受束缚，而在于表现它的主体的自主自决性。”
个人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易卜生主义，对易卜生主义大力宣传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将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个人必须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才性，必须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人要想有益于社会，就要让自己充分发展。即救出自己’的为我主义。”胡适解释道：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多准备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使个性不能自由发展。而发展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与个人自担干系、自负责任。胡适认为自由独立的人格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胡适认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除了胡适外，还有陈独秀、傅斯年等人，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贯穿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动力，对批判当时的封建旧思想和传统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由于既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根本社会问题，最终被更能适应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取代，被中国革命者所运用。
二、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一）脱离社会现实
一种学说或是思潮，在一个地区能够广泛传播，与该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现实需要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社会政治黑暗，“五四”时期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广泛传播，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把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当做一种救国救民的手段和实现早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路。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播者们缺乏对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现实的准确认识，导致了自由主义思想最后没有被中国的革命先驱们接受。
在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革命方面，“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社会环境现实的最大脱离就在于自由主义者们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预。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复杂，不仅有来自封建势力的剥削，更有来自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们却对国外势力的干涉估计不足，胡适就认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虽然存在，但国内问题才是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胡适又认为帝国主义者在本质上还是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只要中国自己问题解决了，帝国主义的问题就不会存在了，这就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事务的控制与干预目的与程度，既没有认清问题所在，也没能很好地调动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反帝激情。在半殖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整体危机的解决，需要一场根本性的革命，而胡适却仿照西方自由主义的主张，企盼用思想的启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学的增长来消除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这对于一个受封建势力长期浸泡，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现代意识空前缺乏的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当时中国现代化问题上，“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待中国现代化发展奉行的是一种仿照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道路，即通过自由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循序渐进地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现代化，这与当时中国经济被帝国主义掌控、封建残余厚重的中国经济情况也是一种脱离。对于旧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来说，当时迫切需要的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即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足以对外抗拒帝国主义列强，对内扫荡封建主义势力。即集中一切权力，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以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手段去取得民族独立，进而完成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完成初期现代化的目标。但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执着与构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这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也是不相符的。
（二）背离传统文化
“五四”自由主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主义者们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在宣传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封建旧思想对人民的危害，完成人民思想的启蒙，反对袁世凯的文化统治”；另一方面也与自由主义者们的学习经历相关。
历史证明，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在一个地区想要进行广泛的传播，必定会需要与该地区已有的文化产生某种对接和联系。以该地区的传统文化作为根基进而广泛传播，一方面可以使新的思潮易于使人们接受，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发展该思想在传播地区的实用性。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也是植根于“二希传统”（古希腊、希伯莱精神文化传统）之中从而在西方广泛传播。而五四”自由主义思想在传播之初就由于其彻底地反封建性没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对接，要与中国传统彻底绝裂，不仅要打倒孑L家店”，而且连孑L家店的地基都要挖掉。这就导致了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脱节”，使得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渐渐疏离和对立，从而导致了当时中国士绅阶层和劳动人民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自由主义资本市场概念和民主共和观念的排斥和远离。
而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自身政治制度、经济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民族、群体相对于世界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定会要求一个国家和民族回归于自身的传统文化要求，在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自我，实现与世界先进政治、经济、文化概念的对接和自我发展。而五四”自由主义者们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在为一个国家开辟现代化道路阶段或许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现代化开始之后，如何实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留？如何不至于使本民族盲从”与世界发展趋势？这些问题都是五四”自由主义者所欠缺考虑的，如果按照自由主义思想实行现代化，那么在现代化的中后期，它的问题就会逐步暴露出来。近代中国想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必定要结合民族主义道路，将现代化思想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民族与世界的有机对接。
三、“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五四”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贯穿五四”时期的思想核心，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是开启人民思想的钥匙”，也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精神动力。五四运动是由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催化而成的。自由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打破束缚人们的“道统”观念，使自强意识、民主觉悟的内在能量得以迸发。自由主义通过宣扬人权、民主、平等等思想引导了五四新思潮。新思潮以自由主义为引线，标榜自立自新的精神，鼓吹独立自主的人格，犹如阵阵春风，化开了封建专制、封建道统冻结下的国人的心扉，它使无数有志青年从徘徊苦闷中解脱出来，在解放思想、人格自由精神的驱动下，开始探索新的救国方案，
同时，自由主义还开启了五四新文学，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展的新文学的革命，即白话文运动，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写作自由度。白话文不论是语法规则、词语选择，还是文体构建，以其舒畅活泼的表达手法，自由奔放的精神内容，很快赢得了人们的欢迎。通过白话文运动，自由主义者揭露了老八股老教条的弊端，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给了当时中国独立民主的希望。自由主义思想还改良了北京大学，使其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到北大后，为了改变旧派人物对北大的控制，即聘请大批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等来北大任教。这些新派人物把自由主义的思想带到了北大校园，并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总结
“五四”自由主义思潮，作为当时贯穿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和核心思想，对五四”运动的展开和对当时人民思想的启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在对待当时中国问题的片面性和对待帝国主义问题的乐观性，使它不能作为一种能够完整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一种革命思想加以发扬。同时由于其全面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五四”自由主义思想也没有能够作为一种实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加以运用。“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自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目前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更多地是需要建设者们理性地分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对待。